淮西军变（南宋时期发生的叛乱事件）-趣爱秀

简介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南宋军队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带领全军四万余人，并裹胁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史称“淮西兵变”。

兵变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在当时使南宋对金人和伪齐的军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而且成为后来南宋对金人战略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后不久金人废掉了刘豫伪齐政权，丧失了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但因为兵变给高宗政权造成的消极影响远未消除，致使南宋方面失去了一次极为宝贵的，也是极为可能的收复故土的历史机会，更令后世史家为之扼腕长叹。

后人研究这一事件，主流观点认为，高宗赵构和宰相张浚等人为了防范武将权势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肯将该部队交给民族英雄岳飞统帅，又因时任右相兼都督的重臣张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不听岳飞、张守等人劝告，用人不当，导致了事件的发生。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缘起

绍兴四年（1134年）下半年，随着军事实力日渐加强，南宋对金人及刘豫伪齐军队作战形势有所逆转，使人看到恢复中原故土的曙光。当年十月，高宗采纳新任宰相赵鼎的建议，下发亲征诏，准备举兵讨伐刘豫，并离开临安前往平江（今苏州）。这是他南渡后首次以主动姿态采取行动。宋军士气大振，韩世忠、张俊等部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高宗感到异常欣喜。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四：“（绍兴五年正月壬戌）韩世忠奏敌骑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复中原，还二圣，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将士，贾勇争先，非复昔时惧敌之比，所喜盖在此也。’”随后，高宗重新任命张浚为枢密使，措置军务。年底，金人退军北还。应该说，高宗此时的主导思想是以进攻为主。上书同卷：“（绍兴五年正月）戊申，辅臣进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敌虽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当示兼爱并容之意。

中原未复，二圣未还，赦文不可夸大，第使实惠加于两淮百姓，乃朕指也。’又上曰：‘敌已退遁，循当渐图恢复，若止循故辙，为退避之计，何以立国？祖宗德泽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当乘此时，大作规模措置，朕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赵鼎曰：‘时不可失，诚如圣谕，事所可为者，谨当以次条画奏禀。’”

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高宗以赵鼎为左相，主持内政；任张浚为右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专门措置军事事务。张浚在建康设置了都督行府，作为前线指挥中心。这一年间，赵鼎、张浚二人相处和谐，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八“张浚还行在”条：“（张浚）行状曰：公自淮西归，与赵鼎在相位，以招贤才为急务，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百执事奔走效职，不敢自营，人号为小元祐”。

当年六月，岳飞平定了杨么起义，从而基本平息了南方各地内乱，使南宋在江南的统治趋于稳固。随后，南宋军队在对金人和刘豫伪齐的系列战事中继续保持着取胜的态势。岁末，高宗君相又将张俊、韩世忠、岳飞等五支精锐部队进行整编，摆出对金人和伪齐主动进攻的姿态。一时间，南宋军威大振，颇有中兴景象。

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底，高宗听从张浚要求，决定前往建康（今南京）驻跸。其时正为金人兵强马壮之际，高宗的这个行动显然表明，他想有一番更大作为。与此同时，刘豫得知消息，随即发兵渡淮南犯，并虚张声势，诡称有金人助战。左相赵鼎对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欲令诸军退保长江，由此和张浚产生了分歧。张浚识破刘豫的诡计，力主合张俊、刘光世诸军予敌以迎头痛击。而张俊、刘光世二帅的临敌表现却颇让人失望。

《宋史·张浚传》：“（绍兴六年）浚渡江，遍抚淮上诸戍。时张俊军进屯盱眙，岳飞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觐，力请幸建康。车驾进发，浚先往江上，谍报刘豫与侄猊挟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众而来，此必豫兵也。’边遽不一，俊、光世皆张大敌势，浚谓：‘贼豫以逆犯顺，不剿除何以为国？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且命杨沂中往屯濠州。刘麟逼合肥，张俊请益兵，刘光世欲退师，赵鼎及签书折彦质欲召岳飞兵东下。御书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还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敌共矣。且岳飞一动，襄、汉有警，复何所恃乎？’诏书从之。

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庐州而南，淮西汹动。浚闻，疾驰至采石，令其众曰：‘有一人渡江者斩！’光世复驻军，与沂中接。刘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栅遁。高宗手书嘉奖，召浚还，劳之”。杨沂中的胜利，就是著名的“藕塘大捷”。事实证明，张浚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是，他与赵鼎产生的分歧却未能及时弥合，又因属下官员吕祉等人的挑唆，逐渐扩大。《宋史·赵鼎传》：“浚在江上，尝遣其属吕祉入奏事，所言夸大，鼎每抑之。上谓鼎曰：‘他日张浚与卿不和，必吕祉也。’后浚因论事，语意微侵鼎，鼎言：‘臣初与浚如兄弟，因吕祉离间，遂尔睽异。今浚成功，当使展尽底蕴，浚当留，臣当去。’上曰：‘俟浚归议之。’”年底，在高宗车驾是前进建康，还是返回杭州的问题上，张浚与赵鼎再次发生冲突。由于高宗支持了张浚，赵鼎遂罢相，出知绍兴府。张浚则一人独相，处于最高决策层的核心地位。正因如此，他成为了淮西合兵事件中最主要的角色。

尽管淮西之战取得的胜利，但当时诸军统帅拥兵自重，日益骄横跋扈，既不不完全听从朝廷号令，也不互相配合，则是高宗、张浚君相当时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淮西兵变的最初的起因。

张浚与岳飞

就主流而言，张浚是一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式的人物，坚决主张抗战。《宋史·张浚传》：“浚幼有大志，及为熙河幕官，遍行边垒，览观山川形势，时时与旧戍守将握手饮酒，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及军陈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远，当枢筦之任，悉能通知边事本末。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行，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议”。

关于进取中原的作战战略，张浚采取了正面刘豫伪齐军队，全面出击、大举进攻的方针。这个计划，在绍兴六年就已制定好，并且做出了部署。《宋史·张浚传》：“六年，会诸将议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淮阳；命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命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以佐俊；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张浚的北伐计划要想成功，必须靠各支部队协调一致，互相配合，稳扎稳打，层层推进。

可是，在淮西之役的实战过程中，刘光世却临敌怯战，不敢迎敌，几乎断送淮右重地。刘光世与韩世忠、张俊一样，都是高宗元帅府时的旧将，资历很深。而且他出身将门，成名最早，为南渡后第一个成为三镇节度使的统帅，又在诸军中人脉很广，素为高宗倚重。他属下部队有五万多人，王德、郦琼等人都是悍勇之将，军卒素质本来极为骁锐。然而，刘光世却沉湎酒色，贪财无厌，疏于管束部队，甚至纵容将校士兵恣横扰民，劫掠财物。另一个大帅张俊比之刘光世，其实不相上下。

他除了于国家危难之际广置各项私产外，还役使军士为其家族服务。《鸡肋编（卷下）》：“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吞而下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然既苦楚，又有费用，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搬运花石，皆役军兵。

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绍兴四年夏，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军中戏曰：‘韩太尉铜脸，张太尉铁脸’。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为铁脸也”。此外，韩世忠也曾与张浚发生过摩擦，由高宗亲自调解方得以化解矛盾。

所以，在大举北伐之前，南宋诸军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应该说，张浚坚决主张罢免刘光世，并利用这个机会，整顿军队的决策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岳飞与张浚是一致的。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零九庚子条记载，岳飞于绍兴七年二月初八日到达平江行在，第二天即入见高宗。除了广为人知的“论马”内容外，没有直接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岳飞还向高宗说了些什么，参考其他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上书同卷己酉条记载了高宗与张浚等宰臣的谈话，大体透露了他与岳飞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高宗说：“飞今见之所论议皆可取。朕当谕之。国家祸变非常，惟赖将相协力，以图大业。不可时时规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费朝廷爵赏。须各任方面之责，期于恢复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张俊来觐，亦以此戒之”。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岳飞主要向高宗谈出了自己关于军队当前存在诸多弊端的一些看法，并得到了高宗的认可。

他话里的“惟赖将相协力”、“不可时时规取小利”、“须各任方面之责”等项内容显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确有所指。高宗的谈话，一方面在向宰执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岳飞的意见。

岳飞比张浚小六岁，凭借卓越的才华迅速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其时地位已与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基本相当，并称“中兴四将”。以往，他与张浚之间并无什么私人恩怨。张浚对岳飞也是十分了解的。《宋史·岳飞传》：“（平杨么）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因此，在此时，可以肯定地说，岳飞和张浚间根本没有什么矛盾。相反，张浚对岳飞是相当器重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张浚出视师”条：“公于诸将，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依以大事”。与其他大帅相比，岳飞是尊重朝廷，肯接受统一指挥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绍兴六年十月癸酉，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奏依奉处分往江州屯驻。上曰：‘淮西既无事，飞自不须更来。’赵鼎曰：‘此有以见诸将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从。’上曰：‘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

然而，随后不久，张浚与岳飞间竟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成为淮西合兵中诸多问题的焦点。《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七：“先是，张浚欲征刘豫，会四大将于龟山，问之曰：‘欲大举以取刘豫，克复中原，如何？’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

假如不深入探究事情本末，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困惑：张浚准备大举克复中原的计划，为什么一贯坚决主张抗战的岳飞竟然坚决不予支持呢？又为什么不肯明确说出其中原因，而令张浚恼怒呢？

通观合兵一事的前后过程，我们会发现，就此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不很困难。岳飞身为一路大军统帅，对军队诸多弊端当然了如指掌，深知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贸然出战，则完全没有取胜把握。而当着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人的面，作为资历最浅的统帅，他当然不可能直接将这样的想法说出。这就致使张浚产生误会。

岳飞与张浚是有分歧的，但他们的分歧完全出于各自对战略考虑的不同。也就是说，岳飞并不完全赞同张浚关于进取中原的作战战略。

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卷八》中收录了一则令岳飞入内引对的省剳，说明岳飞曾于三月四日再次觐见高宗。这次入对的大致情景应该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零九载三月乙亥条中得以体现：“（绍兴七年三月）乙亥，中书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已朝辞，所降立功将佐告命，乞免进入，诏趣行给付。时中原遗民有自汴京来者，言刘豫自猊、麟败后，意沮气丧，其党与皆携贰，金国谓豫必不能立国，而民心目望王师之来，朝廷因是遂谋北伐。

飞谓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众横截金境，使敌不能援，势孤自败，则中原可复。张浚不以为然。会刘光世乞奉祠，飞乃见上，请由商、虢取关、陕，欲并统淮右之兵。上问何时可毕，飞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驻跸于此，以淮甸为屏蔽，若辍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复，而淮甸失守，则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飞无以对”。

从中可知，岳飞的战略是要以重兵切断刘豫与金人间的联系，使伪齐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自溃。从岳飞以三年为期的要求来看，他的这个计划也是以稳健扎实为宗旨，并非投机冒险，而且切中伪齐的要害。这是与张浚主张正面进攻的计划大不相同的，故此张浚不以为然。而高宗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为当时南宋军队全部精锐不过二十余万，分兵之后，剩下的军队在绵延千里的江淮防线上能否在三年内抵挡刘豫疯狂反扑，的确是个问题。或许由于此次入见的时间有限，岳飞来不及详细解答高宗的疑问，所以他于几天后，即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给高宗写了一份奏疏，就是后来十分著名的《乞出师札子》。

从内容上看，岳飞的这个札子是对这次未能尽言的对话的回应。这篇奏札被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卷一中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在这篇奏札中，岳飞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对于形势的判断，并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应当采取的战略战术。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里，他解答了高宗的疑问，并且反复对高宗强调，不能太过操切，急于求成。他说：“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岁月，勿拘其淹速，使敌莫测臣之举措。

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之叛将。叛将既还，王师前进，彼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臣然后分兵濬、滑，经略两河，刘豫父子断可成擒。如此，则大辽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灭之理，四夷可以平定，为陛下社稷长久无穷之计，实在此举”。在谈及军队后勤保障问题时，他说：“臣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此岂细事？然古者命将出师，民不再役，粮不再籍，盖虑周而用足也”。

最后，他再次强调：“今日唯赖陛下戒敕有司，广为储备，俾臣得一意静虑，不为兵食乱其方寸，则谋定计审，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济此大事”。高宗看罢岳飞此奏札，当即亲笔批复道：“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紧接着，他又亲笔写了一个命令交给岳飞，待岳飞接管该部队时令王德等诸将听从节制。

通过这篇奏札，我们不难看到，岳飞当时的头脑是冷静、清楚的，态度是实事求的，比张浚的战略更具实际意义。常识告诉我们，一支军队若要长期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精神因素固然非常重要，但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后勤支援。宋人庄绰在他的笔记《鸡肋编（卷下）》有这样一条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此外，作战必须的军器制造，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大开销。岳飞军队的大部分后勤补给都由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江南西路等供应。这一直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当然也是要由这些地区的广大百姓来承受。

对百姓来说，应付、运输军队的军需补给是一种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性的现实不独体现在岳飞一军，其实是各地普遍存在的。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是很多的。讲述比较具体的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八中绍兴六年二月庚戌条记录的薛弼上疏和《宋史·李迨传》记录的李迨所写奏疏。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如果一味主张全力向金人和刘豫政权发起进攻，显然只能成为空谈。由此也更加证明了，岳飞是一位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的战略家。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高宗对于岳飞的肯定与赞赏，的确是真诚的，绝非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敷衍。现在已知的史料表明，高宗的本意是要由此重用岳飞。不然，他何以又连续下达两份御剳给岳飞？（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一》）。

高宗的决定不是他单独作出的，肯定是与张浚商议的结果。因为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飞离开建康行在时，下发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飞极大的权限。其中的都督府札则将刘光世军的人马清单，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飞“密切收掌”。（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八》）。这其实意味着，在正式罢免刘光世以前，岳飞接管该部队的手续已经完备，只差一道正式公文（这种正式公文当然要在刘光世被真正罢免以后才能下发）。如果张浚不同意，显然是不可能如此的。这个结果也说明，岳飞在给高宗写了奏疏后，一定和张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沟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由于事涉机密，其中的过程必然不为外人所知。是以许多人在追述淮西合兵之事时，大多因不明就里而仅据自己的猜测叙述经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一：“（绍兴七年六月）戊申，兵部尚书兼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张浚大喜之。浚以刘光世持不战之论，欲罢之。参知政事张守以为不可，浚不从。守曰：‘必欲改图，须得有纪律，闻望素高，能服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谓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时祉亦自谓若专总一军，当生擒刘豫父子，然后尽复故疆。及光世罢，乃命祉先往淮西。”

这条记载似乎非常明确地指出，张浚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任用吕祉为刘光世军队的统帅。如果仔细推敲，事实却不一定如此。首先，张浚没有明确说欲用吕祉为帅，只说有符合张守标准的人选，接替刘光世为帅。其次，按照惯例或规定，假如张浚果真用吕祉为帅，必须授予吕祉一个具体的官衔，不会仅含糊其词地说“抚谕诸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附注：“《赵鼎事实》云：驾至建康，当轴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吕祉诱胁之，俾请宫祠，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案此又与秀水录所云张浚据摭岳飞之说不同”。对比前面讲述的史实，笔者认为这条记录是真实的、可靠的。至于此已成定局的事为何随后不久即横生枝节，无果而终，并演变成了张浚与岳飞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各种史料却大多语焉不详。

《宋史·岳飞传》：“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这段资料极其生动，此事也多见于其他史料，其真实性大抵无可质疑，因而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当作张浚刚愎自用，最终导致淮西兵变的证据。还有的学者把它当成高宗对岳飞出尔反尔的铁证。笔者认为，这段记录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即张浚和岳飞对话的具体时间，在这条记录中没有提及。在其他资料中，笔者也没有找到这件事的具体时间。

岳飞辞朝的时间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离开建康行在。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间，那么张浚直接管辖的都督府，为什么还要在三月十四日开列军马清单，交由岳飞“密切收掌”？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段对话发生在岳飞刚到行在后不久。张浚只是征求岳飞的意见。由于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鲜明，在讨论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只不过，这种争论被人夸大或曲解了。岳飞请辞弃军为母守孝的行为，另有原因。

刘光世正式被罢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当日，张浚将该部一分为六，一并直属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将军马事。（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三月甲申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必须加以注意。就是说，吕、王二人均未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正式统帅。此时的岳飞，早已离开行在。同时，这个细节也证明，岳飞与张浚的争执最晚应当发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

岳飞得知此消息应是在返鄂途中。宥于当时通讯手段的限制，也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更可能是张浚本人的疏漏，他没有派亲信部下将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诉岳飞，致使岳飞对这种处理产生了误解。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一中收录了高宗写给岳飞的一条御札：“览奏备悉，俟卿出师有日，别降处分。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显然，这是高宗对岳飞某道奏疏的答复。岳飞当时的奏疏，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岳飞必定接到了一个的消息，内容与当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询问究竟。

高宗的回复，显然是受到通讯手段的限制，所以含糊其词，也没有解释具体原委。其中“颇有曲折”四个字，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极大。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高宗、张浚因担心岳飞权势骤然增加，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是以变卦，改变了以前的部署。然而，如果将高宗的御札与张浚的具体安排结合起来看，张浚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他将此军暂时控制在自己领导之下，待到兴兵出师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飞统率。张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应当忽视，罢免刘光世这样的大帅，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刘光世留下的，也不仅仅只是一支五万多人的军队，还有许多钱粮、财物。作为比岳飞资格老很多的张俊、韩世忠，不可能对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想法。韩世忠和刘光世素有嫌隙，虽经过高宗亲自出面调解得以缓和，但是否彻底冰释前嫌，谁也说不好。且王德曾经杀过韩世忠手下大将，亦可见两军间积怨之深。所以，在讨论刘光世部队归属时，未曾有谁提到，可将此部交给韩世忠。岳飞曾是张俊部署，因晋升很快一直为张俊所忌。淮西之战，岳飞驻守上游未能参战。主要战功属于张俊、杨沂中。

在这种情况下，岳飞猝然接掌刘光世的军队，郦琼诸将或许可服，但张俊必定不服。所以立即将部队交给岳飞，未必能够保证不出纰漏。这就需要身为政府首脑的张浚，做大量协调工作。处理不好，必然引发新的问题。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保持住这支队伍的稳定。所以，笔者认为张浚的作法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事实上，罢免刘光世后，张浚立即赶往淮西视师，安抚诸军，为的就是保持部队的稳定。

由于岳飞当时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无法与张浚面对面沟通，对张浚产生一些严重误解，认为他心口不一，反复无常。这是对张浚人格信任的动摇，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来。所以，岳飞在抵达江州的时候，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上章乞请解除兵柄，为母亲服完余丧。岳飞的错误在于，他不等朝廷回复，便径直赶往了庐山。这就是所谓的擅自弃军而去。以岳飞的品德，如无极特殊的情况，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错事。不少人认为，岳飞这么做是因为对高宗的出尔反尔感到无比愤怒，又无可奈何，而以这种方式表达心中愤懑。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显得有些牵强。

尽管我们已无法看到岳飞请辞奏疏的原文，但依然可以通过陈公辅与高宗的对话，看出一些端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绍兴七年四月壬子条：“先是，左司谏陈公辅请对，上因语及岳飞事。公辅退上疏言：昨亲奉圣语，说及岳飞。前此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望陛下加察。然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谓其余大将，或以兵为乐，坐延岁月，我必欲胜之；又以刘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横截敌境，使敌不能援，则中原必得，此亦一说。

陛下当示以不疑，与之反复诘难，俟其无辞，然后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东、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缓急赖卿。’飞岂敢拒命？此前朝纲不振，诸将皆有易心，习以为常，此飞所以敢言与宰相议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刘光世虽罢，而更宠以少师，坐享富贵。诸将皆谓朝廷赏罚不明。臣乞俟张浚自淮西归，若见得光世怯懦不法，当明着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诸将也。”

陈公辅的奏疏与刘光世部队的归属问题无涉，证明他并不知道其中隐情。他的奏疏，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只是说岳飞急于掌兵是为了有所作为。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岳飞在群臣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证明岳飞当时的心情的确很急迫。

《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一中有这样两条高宗写给岳飞的御札：

其一：“再览来奏，欲持馀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国家，朕方倚卿以恢复之事。近者探报，贼计狂狡，将窥我两淮，正赖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闲自便，岂所望哉！张浚已过淮西视师，卿可亟往，商议军事，勿复再有陈请。今封还元奏。故兹亲笔，宜体至怀”。

其二：“比降亲笔，喻朕至意。再览卿奏，以浑瑊自期，正朕所望于卿者，良深嘉叹。国家多事之际，卿为大臣，所当同恤。见遣中使，宣卿赴张浚处详议军事。《传》曰：‘将相和，则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济功勋。今再封还来奏，勿复有请”。

这是高宗对岳飞累章请辞的回复，从中看不出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意思。他反复强调让岳飞尽快“赴张浚处详议军事”。很明显，他的意思是敦促岳飞及早与张浚当面沟通，把事情原委彻底谈清楚。高宗曾经亲自出面调解过刘光世和韩世忠、韩世忠和张浚的矛盾，这次当然也会对张浚与岳飞的矛盾进行调解。

对于岳飞的错误行为，张浚也有误会，甚至极其恼火。《宋史·高宗本纪（五）》：“（绍兴七年四月）庚戌，以张浚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实监其军”。如果张浚的说法成立，岳飞的罪责就非同一般了。为防范万一，派心腹人员前去监军，没什么不妥。只不过张浚的处理有些草率。关键在于以后的事情究竟如何。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八“岳飞赴行在”条：“初，岳飞解兵往江州庐山，持馀服也。累召敦促，不肯起。朝廷剳下，宣抚司参议官李若虚、统制王贵同去敦请飞依旧管军。如违，若虚等并行军法。若虚等既至庐山东林寺见飞，道朝廷之意，敦请。飞坚执不肯出。

若虚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且宣抚乃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抚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宣抚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于宣抚？宣抚心岂不愧？’凡六日，飞乃受诏，赴行在。张浚道上所以眷念之意，且责其不候报即弃军而庐墓。飞辞穷曰：‘却如何作主？’张浚曰：‘待罪可也。’飞然之，遂具表待罪。枢密院使见飞今上表，已有忿忿之意矣。（原书附注：枢密谓秦桧也）”。

我们看到，二人见面后，张浚对岳飞的指责仅是“不候报即弃军而庐墓”。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而岳飞则肯定是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曲折的情况后，知道自己的确错了，他才会“辞穷”，不知所措。对于均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张、岳来说，他们不可能因此结下私怨的。

这件事情，随着高宗给岳飞写了一封恩威并施的御札宣告结束，张浚也未继续深究，岳飞依旧还镇统兵。大概在六、七月间，岳飞写了一封奏疏，乞以本军进讨伪齐刘豫（详见《鄂国金佗稡编卷十二》）。如果将之与岳飞三月十一日《乞出师札子》进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该奏疏除措辞慷慨激昂外，中心思想与前者颇有矛盾之处。难道经历了这样一个事件以后，岳飞就放弃了自己正确的主张了吗？

笔者认为，岳飞之所以写下这样一份奏疏，是为了顾全大局，缓和、修复与张浚间矛盾，主动作出的一种姿态，已示与张浚达成了谅解。如果这个请求被高宗和张浚批准，岳飞一旦战胜立功，当然也可以比较顺利地接管刘光世的部队。这是岳飞的一点很正常、完全能够理解的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