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得半空中一派仙乐之声,异香缥缈,板角青牛上坐一圣人,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下来。元始天尊率领众门人前来迎接。怎见得,有诗为证:
不二门中法更玄,汞铅相见结胎仙。未离母腹头先白,才到神霄气已全。室内炼丹搀戊己,炉中有药夺先天。生成八景宫中客,不记人间几万年。
话说元始见太上老君驾临,同众门人下篷迎接,二人携手上篷坐下,众门人下拜,侍立两旁。
正静坐间,忽听得空中有一阵异香仙乐,飘飘而来。元始已知老子来至,随同众门人迎侯。老子下了板角青牛,携手上篷。众门人礼拜毕,老子拍掌曰:“周家不过八百年基业,贫道也到红尘中来三番四转;可见运数难逃,何怕神仙佛祖。”元始曰:“尘世劫运,便是物外神仙都不能免,况我等门人,又是身犯之者,我等不过来了此一番劫数耳。”二位师尊言过,端然默坐。至二更时分,只见各圣贤顶上现有璎珞庆云,祥光缭绕,满空中有无限瑞霭,直冲霄汉。
如来问道:“悟空,前闻得观音尊者解脱汝身,皈依释教,保唐僧来此求经,你怎么独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顿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与唐朝师父西来,行至金山金洞,遇着一个恶魔头,名唤兕大王,神通广大,把师父与师弟等摄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没好意,两家比迸,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一个圈子,抢了我的铁棒。我恐他是天将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请火德星君放火烧他,又被他将火具抢去。
又请水德星君放水淹他,一毫又淹他不着,弟子费若干精神气力,将那铁棒等物偷出,复去索战,又被他将前物依然套去,无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与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属四邻,擒此魔头,救我师父,合拱虔诚,拜求正果。”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儿口敞,一传道是我说他,他就不与你斗,定要嚷上灵山,反遗祸于我也。
《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这样的两段记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意思是:兕在帝舜葬地的东面,在湘水的南岸。兕的形状像一般的牛,通身是青黑色,长着一只角。这里的兕就是指青牛。
《西游记》中形容兕大王:独角参差,双眸幌亮。顶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长时搅鼻,口阔版牙黄。毛皮青似靛,筋挛硬如钢。比犀难照水,象牯不耕荒。全无喘月犁云用,倒有欺天振地强。两只焦筋蓝靛手,雄威直挺点钢枪。细看这等凶模样,不枉名称兕大王。
南朝梁简文帝《乌栖曲》之三:“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唐卢照邻《长安古意》诗:“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鲁迅《故事新编·出关》:“但先给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鞍鞯晒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骑的。”
旧时习俗,立春塑土牛用以劝耕。又称“春牛”。
《隋书·礼仪志二》:“立春前五日,于州大门外之东,造青土牛两头,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于东郊,竖青幡于青牛之傍焉。”参见“打春”。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老子廼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司马贞索隐引汉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后因以“青牛”为神仙道士之坐骑。《旧唐书·文苑传中·贺知章》:“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愿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明贾仲名《金安寿》第二折:“说杀你驾青牛,乘赤鲤,骖白鹿,骑黄鹤,怎如俺这宝马雕鞍最好。”
明李贽《答周二鲁书》:“此儒者之用,所以竟为蒙庄所排,青牛所诃,而以为不如良贾也。”
宋高承《事物纪原·吉凶典制·撒豆谷》:“汉世京房之女,适翼奉子,奉择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门故也。三煞者,谓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门,新人不得入。”
《太平御览》卷九百引《嵩高记》:“山有大松,或千岁,其精变为青牛。”
“青牛山”位于秀山岛南端,与舟山本岛仅一水之隔,宛如一头青牛横伏于灌门水道边。“牛头”处还有一天然石洞,称之为“穿鼻岩”;“牛尾”南北各有一块岩石,如同两条分蹲的牛腿,称之为“趴脚”。山上,一年四季草木葱郁青翠,故将此山取名为“青牛山”。“牛头”东面不到百米处,又有一座称之为“稻蓬山”的悬水小山,山形也较为奇特,犹如晒谷场上的两座“稻蓬”又圆又平。山上土质松软肥腴,人们称之为“香泥”,用来种植花草最佳。说起这两座山,当地还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舟山不是海岛,而是东海大平原的中心,一望无际都是良田,当地人也以种田为生。那时,有一傅姓人家养有一头大黄牛,此牛体大出奇,力大无比,犁起田地飞快如风,要十几个人轮流驾驶才可。它的食量惊人,需十八个壮汉到十八个村庄轮流放牧,故有“吃遍舟山十八岙,岙岙有个养牛佬”的民谣。此牛不但能干,而且性情温和,因此主人特别爱护,敬之如神。
有一年秋末,晚稻刚收,气候突然反常,大雪骤降,连下七天七夜,到处冰寒地冻,牧草全被大雪冻死淹埋,神牛到了无草可食的地步。十八位牧牛佬束手无策,主人更是急得团团转:如待冰雪消融,神牛非活活饿死不可。无奈之下,主人命令将刚割下来还来不及脱粒的两堆稻蓬开启,供神牛食用。此举遭到了神牛的强烈反对,它不忍心将主人和自己辛辛苦苦种上来的稻谷毁耗掉,当牧牛佬赶它到离稻蓬不远处便停了下来,望着前面的两堆稻蓬,任谁赶它都不走了。
主人就命令牧牛佬拉,一个拉不动两个,两个拉不动三个,但还是不行,主人干脆让十八个牧牛佬一起拉。神牛就倒身伏地,前腿跪地如求,后腿用力支撑。十八个牧牛佬用尽全力,拉呀拉,拉出了牛鼻栓,成了穿鼻子,而神牛却纹丝不动,还昂头朝天狂吼,震得地动山摇。主人怜惜神牛,命牧佬送来喂之,无奈神牛两眼紧闭,摇头示谢,始终不肯张嘴。主人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牛挨饿。就这样,神牛饿了整整二十七个昼夜,也流了整整二十七天眼泪,而且流出的眼泪如温泉喷流,并越流越急,冲出一条深渊,将牛和稻蓬分隔两地,神牛也从此伏地气绝。
神牛死后,主人与十八牧牛佬不但带孝悼念,还为它做了七天七夜道场,并把两堆稻蓬作为祭品永远供奉。
尽管青牛白马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在辽朝方面的史料中却鲜有记述,仅有的一条记载见于《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
(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这无疑是有关青牛白马传说的最权威、最准确的记述。虽然在目前传世的辽代文献中找不到更原始的史料依据,但我相信这一口头传说的文本化应该是相当早的。据《辽史·太宗纪》,会同四年(941年)二月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青牛白马传说大概就是在此时初次见诸文字记载的。但元朝修《辽史》时,恐怕已无从见到《始祖奇首可汗事迹》一书,《辽史》有关青牛白马的记述应是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
在目前所见辽朝传世文献及石刻资料中,我只发现一条与此传说直接相关的史料,《兴宗仁懿皇后哀册》铭辞曰:“昔年偶圣,仙輧从水以下流;今日辞凡,龙辔拂霄而高驾。”此处上一句显然是用青牛白马典,“輧”是后妃所乘的一种有帷盖的车,这里用来比拟天女所驾青牛车。此哀册作者为耶律孝杰(即张孝杰),说明辽朝汉人对青牛白马的故事也是非常熟悉的。
宋代文献中有关青牛白马的记载,最早见于范镇《东斋记事》卷五: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则前史所谓迭为君长者也。此事得于赵志忠。志忠尝为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虽载八男子,而不及白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马。予尝书其事于《实录·契丹传》,王禹玉恐其非实,删去之。予在陈州时,志忠知扶沟县,尝以书问其八男子迭相君长时,为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约是秦汉时”,恐非也。
撰述于熙宁、元丰间。范镇既谓“此事得于赵志忠”,则很可能是出自赵志忠(或作“赵至忠”)所撰《虏廷杂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载:“以契丹归明人赵英为洪州观察推官,……更名至忠。至忠尝为契丹中书舍人,得罪宗真,挺身来归,言庆历以前契丹事甚详。”赵志忠于庆历元年(1041年)八月叛辽投宋,撰有多种介绍辽朝情况的杂史、笔记、舆图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献上朝廷的《虏廷杂记》十卷,宋人有关辽朝的许多知识都来自于此书。
《东斋记事》所称《实录》即《仁宗实录》,《仁宗实录》由王珪、范镇、宋敏求奉诏编纂,成书于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据范镇说,他曾将赵志忠所述青牛白马的传说写入《仁宗实录·契丹传》,但后来被王珪(禹玉)删去了。另据范镇介绍,他在陈州时,还与时任开封府扶沟县知县的赵志忠通信讨论过青牛白马的问题,——这大概是治平三年(1066年)的事情。
从宋代文献来看,宋人有关青牛白马的记载,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赵志忠。除上引《东斋记事》外,这一故事还见于两种宋人着作,一是《类说》,一是《东都事略》。曾慥《类说》卷二二“青牛白马”条与《东斋记事》的文字相当接近,此书系抄撮群书而成,我怀疑这条内容就是抄自《东斋记事》。《东都事略》卷一二三附录一《契丹传》的记载则与《东斋记事》略有不同:“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一男子即大贺氏也。八子为八部。”这或许是出自《虏廷杂记》,但更有可能是出自《两朝国史·契丹传》。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见于《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的一段文字:“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立遗像(原注:始祖及八子)于木叶山,后人祭之,必刑白马杀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契丹国志》是元人所作伪书,但其成书早于《辽史》,上述记载应该是取资于宋代文献。
从这段引文本身来看,也能够说明一点问题:凡有关青牛白马的记载,辽朝方面的史料均作“青牛”,而宋朝方面的史料均作“灰牛”,《契丹国志》则同于后者。所以不妨将《契丹国志》的这条史料也列入赵志忠《虏廷杂记》的系列。
在青牛白马的故事形成为文本之前,它显然已经在契丹人中间流传了很久。那么这一传说究竟出现于何时?赵志忠认为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大约相当于秦汉时期,不过是姑妄言之,故范镇就不以为然。蔡美彪先生提出这样一种推断:“这个传说显然没有他们的历史那么古老,至多是反映着父权制时代迁来这里的一段记忆,……我们可以推断,传说的产生,当是在北魏初年或者较早一些时候。”这个推论从时间上来看仍嫌太早,因为北魏时代的契丹部落主要游牧于白狼水(今大凌河上游)一带,还没有迁至潢河和土河流域。
台湾学者王民信先生则认为青牛白马的故事最早不会早于开元、天宝之际,最晚可以晚到阿保机时代,并对这一故事的产生背景做了如下解释:在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担任可汗之后,“畏惧他部人不服,遂捏造‘神人’、‘天女’的故事,以示迭剌与回纥人的合作完全是顺天应人”。按他这种解释,似乎认定了“青牛白马”是阿保机时代凭空杜撰出来的故事。此说带有较多的臆想成分,青牛白马是契丹人的图腾崇拜,像这样一个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传说,很难相信是由阿保机随意编造出来的;况且从“神人”、“天女”的故事联想到迭剌部与回鹘人(指述律后)的合作,也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田村实造认为,从青牛白马故事中所包含的契丹人住地、八部同源说和木叶山信仰三个要素来看,这则传说大致出现于公元8世纪中叶。我觉得这个意见比较可取。其一,既谓神人、天女生八子而衍生为八部,则理应在唐初大贺氏八部部落联盟形成以后(所谓的“古八部”是后起的说法,7世纪以前的契丹未必正好是八部,而且在契丹形成部落联盟之前也不大可能有八部同源的意识);其二,契丹人迁至潢河和土河流域大概是在开元、天宝间,所以这一传说只能是在这之后形成的,但决不会晚到阿保机时代。
青牛白马故事中乘白马浮土河而下的神人,就是传说中的契丹始祖奇首可汗。《辽史》曰:“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辽史》卷二《太祖纪·赞》说:“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滨。”都菴山不知在何处,《辽史·地理志》上京道龙化州下谓“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云云,想必都菴山与龙化州不会相去太远。太祖七年(913年)六月甲申,“上登都菴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可见这一传说也是由来有自的。
“奇首”在契丹语中究为何义,目前还无法给予解释。乾隆朝官修《辽史语解》根据满洲语将此词改译为“奇善”,谓“奇善,鲜明也”,正所谓强为解人。方壮猷先生则谓奇首之“奇”与契丹之“契”音通,并解契丹之“丹”为“斯坦”,大概是将“契丹”一词理解为“奇首之领地”了吧。这恐怕比《辽史语解》的附会更不着边际。
学界普遍认为,青牛白马是契丹人的部落图腾。但它们究竟具有什么象征性意义呢?《辽史》卷七一《太祖淳钦皇后传》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淳钦皇后)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曰:‘青牛妪,曾避路。’盖谚谓地祇为青牛妪云。太祖即位,群臣上尊号曰地皇后。”田村实造根据这条史料,指出青牛代表地祇,象征女性;白马代表天神,象征男性。我们从辽代文献中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
在契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青牛白马的故事。早在1930年代,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就对这一传说进行了初步的梳理,80年代国内学者也曾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但今天看来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虽然关于青牛白马的具体阐释还存在分歧,但谁也不否认它对契丹人所具有的图腾崇拜的意义。以青牛白马作为祭祀时的牺牲,是契丹人的一种传统习俗。《辽史》曰:“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谓辽朝立奇首可汗及其八子遗像于木叶山,“后人祭之,必刑白马杀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青牛白马所具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形态下的图腾崇拜性质。
在契丹礼俗制度中,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是一种很隆重的大典。辽朝前期,凡国有大事,尤其是兵戎之事,照惯例都要行此祭礼。《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说:“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宋代文献中也有一段与此类似的记载:“将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日及木叶山神。”又《辽史》卷五一《礼志》记皇帝亲征仪曰:“将出师,必先告庙,……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直到西辽时代仍能看到这种传统的孑遗,耶律大石康国元年(1134年)三月遣兵东征时,即“以青牛白马祭天”。
从辽代文献来看,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当是契丹人的一种古老的传统礼俗,并不是辽朝建国以后的发明。《辽史》中有关这种祭仪的最早记载,见于《太祖纪》太祖七年(913年)五月丙寅,当时辽朝尚未建国。实际上,这种祭仪很可能是自遥辇氏时代以来相沿已久的旧俗,只不过当时没有留下记载罢了。
据冯家升先生统计,辽朝用青牛白马祭天地者共计24次,其中太祖朝3次,穆宗朝1次,景宗朝6次,圣宗朝12次(实际应为11次),另西辽德宗朝2次。值得注意的是,自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以后直至辽朝末年,包括兴宗、道宗、天祚帝三朝在内,却再也看不到这种记载,这当作何解释?冯氏认为这与契丹人的佛教信仰有关。辽朝佛教的发达,圣宗时期是一个分水岭。辽朝前期,契丹族甚至有人殉之俗,而自圣宗统和以后,却屡屡见到禁止杀生的诏令。
从冯文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辽朝前期除了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之外,也常以黑白羊或其它野兽野禽作为祭祀的牺牲,而兴宗、道宗、天祚帝三朝却仅有一次用动物(黑白羊)祭天地的例子。这说明冯家升先生的解释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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