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梁海分为三部分,一曰唐努乌梁海,二曰阿尔泰乌梁海,三曰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四曰喀喇沁部黄金家族塔布囊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俄名唐努图瓦),位于外蒙古的西北,北至萨彦岭以北,南到唐努山,今天大部分属于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为17万平方公里。1913年人口统计为52300人,以乌梁海人为主。
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一个部落,在清代属科布多所属的,共七旗,游牧于今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额尔齐斯河以北、吉木乃县以西地方及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南部一带。由阿尔泰乌梁海副都统管辖,隶属于科布多参赞大臣。1907年改属阿尔泰。1919年阿尔泰改设阿山道,并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乌梁海今天大部属于中国。
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在科布多之西北,是乌梁海部落之一,东唐努乌梁海,南阿尔泰乌梁海,西与北均为俄国。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后,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全境被纳入俄国。
喀喇沁黄金家族乌梁海,是成吉思汗功臣蒙古国开国元勋者勒蔑(或称济拉玛)后裔,属于蒙古乌梁海部,跟蒙古国乌梁海部同族同源。
“乌梁海”之称出现于清代,其先世是我国史书中出现的“温良改”、“斡良改”,唐代“都播”、“都波”,元代的“秃巴思”、“秃八”,后译写为“图巴”。清代乌梁海人分为三支:居住于唐努山者称为“唐努乌梁海人”,1921年并入俄罗斯以后始改称为“图瓦”;居住阿尔泰山者称为“阿尔泰山乌梁海人”;环阿尔泰诺尔居住的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
唐努乌梁海地区原属于我国领土的一部分,1921年在苏联的策动下宣布“独立”,1944年为苏联兼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作为乌梁海人先民的都播人虽然在唐代才和唐朝建立起了臣属关系,但唐朝以前,该地区先后为匈奴、鲜卑、突厥等我国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区域。
公元647-648年,都播等部先后遣使请求唐朝在其地设置"唐官",唐朝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置坚昆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府(燕然都护府后改瀚海都护府,又改安北都护府)。公元745年,回纥在唐朝的支持下建立回纥汗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归回纥汗国管辖,一度在该地建立过行宫。9世纪中,我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边疆民族黠戛斯称雄漠北,唐努乌梁海地区成为黠戛斯属地。
辽金时期也先后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实施着有效统治,苏联考古学者在该地区发掘的具有中国传统构件的建筑物、刻有“大金通宝”字样的钱币等,显示出唐努乌梁海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次年即遣其长子拙赤领兵征服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在该地设置了4个千户,而秃巴斯人则归成吉思汗直接管辖,后成为元朝岭北行省的组成部分。出于蒙古内部权力之争的需要,忽必烈对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了苦心经营:派遣得力亲信出任在该地区设置的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乌斯、昂可剌等“五部断事官”,派遣军队驻守屯田,征收赋税等,该地区成为秃巴斯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有效管辖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
明代,唐努乌梁海地区归蒙古瓦剌部控制,明代中期蒙古达延汗击败瓦剌部,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
明末清初,唐努乌梁海地区属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管辖,并是其常驻之地。1655年,清朝册封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俄木布额尔德尼为扎萨克,唐努乌梁海地区自然也由此纳入到了清朝的版图之中,清朝也由此开始了对该地区实施有效统治。
1.编立旗佐、置官管理等,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建立起统治体系。
1655年始,清朝虽然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到了其统治体系之下,并在1727年和俄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双方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边界,但其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方式在1756年之前沿用了当地原有的统治形式。1756年,辖有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和托辉特部首领青滚杂卜反叛,翌年初叛乱平息,清朝开始调整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理方式。1758年清朝在该地设置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四旗,1762年设置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颁予“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之印”,1764年又编成克穆齐克旗,统归定边左副将军节制。据《大清会典图》记载:嘉庆年间唐努乌梁海地区共有46个佐领,其中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五旗共有25佐领。清朝由此完善了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2.课征赋税、征派差役,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
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经济管理大致以175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有关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赋税、差役由隶属于大清的地方官吏和托辉特部、厄鲁特部首领接受和征派,但清朝有权控制其范围和额度。如1742年清朝就下令免除了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厄鲁特王公色布腾旺布擅自增加的贡赋。1758年后,唐努等旗开始直接向清朝缴纳贡赋,乾隆朝时期的贡赋为每户三张貂皮,后根据略有减少并可以折价缴纳。赋税之外,唐努乌梁海人也要当差服役,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漠北军事重镇中就有唐努乌梁海兵丁,两月为期进行轮换。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也纳入到了清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如清朝多次颁布圣谕禁止内地商民进入该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等。
3.统一律令,实施有效司法管辖。
为巩固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清朝将针对边疆民族地区而制定的《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颁行于唐努乌梁海地区,将唐努乌梁海人视同蒙古人。偷窃牲畜在以牧业为主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是常见的案件,1786年乾隆皇帝颁布上谕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偷窃牲畜案件的处理做了具体规定,并考虑到该地区的特殊情况在20年后再实施《蒙古律例》的有关条款。
4.明确行政区划、统计户口,实施有效的民政管理。
唐努乌梁海地区远离清朝京师,清朝虽然赋予该地一定的自治权利,管理方式不同于内地,但并没有放弃对该地民政事务的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山川地理、四至方位、田地和牧地亩数、各旗佐领地域的划分、牧地纷争的处理、户口的统计和社会状况的调查等在《大清会典图》和其他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1907年清朝为边疆开发而进行的全国边疆地区的综合调查、1909年全国范围的户口调查等都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调查范围。此外,清朝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赈济灾荒、抑制官员的勒索、兴办教育事业等活动也见于史书记载。这些情况反映着唐努乌梁海地区已经被纳入到了清朝有效民政管理的范围内。
5.勘查边界,设置卡伦,屯兵戍守。
早在1726年清朝就派遣大臣隆科多等勘查过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俄边界,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北部地区的中俄国界。1772年清朝批准了钦天监官员测绘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地图。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接界,日常守卫防御的重任由定边左副将军负责,而乌粱海兵丁和屯田的清军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巡查中俄边界、驻守卡伦、防范外敌进犯、平息内部反叛等是其主要职责,史书中经常见到唐努乌梁海官兵拿获越界俄罗斯人送交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记载。
为确保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社会安定,清朝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和封禁政策。设置卡伦,将和托辉特部和唐努乌梁海人居地分开,制定进出制定,限制出入人数,以减少纠纷的发生。制定封禁政策,规定内地商人和唐努乌梁海人之间的贸易仅仅限于乌里雅苏台一城,时间为三天等种种限制。
总之,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是直接而有效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17世纪初期至70年代,俄国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试图引诱和托辉特部降俄,这是俄国势力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开始。1727年,通过谈判,清朝和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北部沙宾达巴哈以东中俄国界,俄国向克穆齐克河流域及其以东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公开扩张得到了遏制。但是,俄国向唐努乌梁海地区扩张的野心并没有消失,而是利用沙宾达巴哈以西中俄边界长期没有划定的时机从西部向唐努乌梁海地区继续扩张。1860年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逼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此基础上于1864年又迫使清朝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西部的阿穆哈河地区。1869年,中俄两国代表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西部建立八处分界牌博,并签订了《乌里雅苏台界约》,完全划定了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国界。
阿穆哈河地区虽然被俄国侵占,但萨彦岭以南、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俄国开始改变策略,通过掠夺性贸易、非法开采金矿、非法移民等途径向唐努乌梁海地区渗透。面对俄国的渗透,尽管唐努乌梁海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但反抗并没有遏制住俄国势力的渗透势头,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俄国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工商和矿业达到了80家,居民点多达166个,移民有5000余人,确定乌辛斯克边务官管理移民事务,以及设立教堂和学校。
1912年,北疆出现了外蒙古“独立”的危机,其影响也波及到唐努乌梁海地区。同年初,在俄国商人的唆使下唐努乌梁海地区发生了抢掠内地商号的事件,内地商人纷纷逃离该地;二月,在俄国怂恿和支持下唐努旗副都统贡布多尔济宣布属下的三旗在俄国的保护下“独立”,并请求俄国出兵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各要地。贡布多尔济卖国行经并没有得到属下的赞同,萨拉吉克、托锦两旗即表现出强烈反对,不过各旗却听从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反叛集团的招抚。局势的变化虽然为俄国提供了机会,但唐努乌梁海各旗加入外蒙古反叛集团却打乱了俄国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计划,因为俄国想直接占有该地区,而不是让“独立”。
1913年,俄国没有答应出兵的请求,而是派遣官员加紧实施移民计划,试图达到事实上占有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目的。自此俄国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加,俄国警察也被派遣到了该地区。与此同时,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迫使唐努乌梁海各旗向俄国递交“保护”申请。1914年7月,俄国决定对唐努乌梁海各旗实行“保护”,并委任格里戈里耶夫为乌粱海边区事务专员,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确立其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唐努乌梁海地区成为俄国事实上的殖民地。
1916年,俄国的殖民统治遭到唐努乌梁海人的抵制,克穆齐克旗总管派人向中国中央政府求救。1917年,民国政府决定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设置佐理专员,但由于政府软弱,和俄国的交涉没有结果。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动摇旧俄势力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殖民统治,但为中国政府收复该地区提供了机会。1918年,中国政府派遣调查员严式超等率兵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翌年,严式超出任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尽管中国军队遭旧俄军队的阻挠,但最终中国收复了唐努等4旗,唐努乌梁海全境又纳入到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唐努乌梁海地区虽然重归中国,但其分离的趋势并没有消除,主要表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政权组织,并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各旗订立了“脱离保护条约”。1919年冬,萨彦岭以北地区纳入俄国苏维埃政府控制之下,翌年苏俄红军即表示要进军唐努乌梁海地区。同年,中国驻唐努乌梁海地区长官和苏俄政权代表举行了会晤,但双方在有关该地区主权问题上意见根本对立,而中国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驻军很少,面对苏俄的大军压境不敢据理力争,俄国移民趁机作乱,形势十分严峻。1921年初,由于战事需要,苏俄红军陆续撤走,唐努乌梁海地区局势暂时求得平静。
局势的暂缓应该说为中国增兵唐努乌梁海地区巩固边防提供了可能,但中国政府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暂缓了拨兵驻防的计划,失掉了巩固在该地区统治的机会。1921年3月,率领白匪攻占库伦的恩琴领军攻入唐努乌梁海地区,中国驻军和官员大部分遇害。同年夏,苏俄红军以支援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名义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盘踞该地区的白匪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也由此而改变了,开始按照苏俄设计的轨道发展:
1921年8月,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同年9月,苏俄宣布不把唐努图瓦视为自己的领土;
1925年7月,苏联和“唐努图瓦共和国”签订“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控制着“人民政权”的运作;
1926年11月,“唐努图瓦共和国”改称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颁布了“宪法”;
1928年-1929年,人民革命党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建立军队,清洗维护传统的右翼领导人;
1930年,开展了“反封建革命”,对反对政府的事件进行武力镇压,清除喇嘛教,实行农牧业集体化,同时推广一种新文字,停止使用蒙古文;
1941年6月,宣布派兵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1944年8月,“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非常大会通过一项宣言请求苏联接纳唐努乌梁海,同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其“请求”,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纳入到俄罗斯联邦的建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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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23-12-22].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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