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旅

临汾旅，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第23旅，擅长阵地攻坚的英雄集体。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运城、晋中、太原等战役，攻克过19个县以上城市。1948年春参加了临汾攻坚战。1948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第1兵团领导机关在庆功大会上授予该旅“光荣的临汾旅”锦旗。

诞生

1948年2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八纵二十三旅参加了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

194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获悉：胡宗南拟空运其在临汾的部队回西安。遂电示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命令临汾参战部队迅速向临汾开进。

根据敌情变化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副司令员毅然决定将预定于1948年3月10日发起的临汾战役时间提前3天，并向各纵队及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3月15日，临汾前指根据临汾城北地形较高、敌守备薄弱，而城南地形开阔、平坦，兵力不易隐蔽接敌的情况，决定将城南改为助攻，集中主力由东、北两个方向临汾守敌实施进攻。

临汾东关面积为临汾全城的1/3，城高11米，上宽6米，基宽11米，外壕仅次于本城，是临汾本城的主要屏障。为死守东关，保住临汾，守敌共构筑了4道防线。为了坚决攻下东关，黄定基带上旅工兵连连长钟立本、指导员贾青山到东关临汾发电厂侦察敌情和选择坑道作业的具体位置。又部署六十八团抽出部队，在旅工兵连的技术指导下进行坑道作业。

1948年4月7日下午2点，总攻东关的战斗打响了。一声令下，二十三旅指战员猛打猛冲，逐屋争夺，一举夺取东关。徐向前接到黄定基已攻占东关的报告后，极为兴奋，高兴地说:“东关攻克，让参战部队大睡三天！”又说:“有二十三旅，我也可以安稳地睡一会觉了！”

东关攻克的当天，二十三旅奉命将东关防务移交给邓仕俊指挥的八纵二十四旅，随即转入攻击临汾本城的准备工作。临汾本城的城墙比东关的城墙高得多，也厚得多。城内不仅有内壕，而且内壕与城墙之间设有雷区，内壕及内壕内沿又筑有碉堡，敌火力部署也超过东关。黄定基决定仍按徐向前的指示，用坑道装炸药破城。

1948年4月11日下午，他专门来到六十七团临时指挥所上马村，带领该团团长康烈功及该团二营干部看了临汾东关北侧的地形后，即向他们指示:“你们六十七团要尽快夺取东关北侧地区的据点，控制外壕，以掩护即将开展的坑道作业，为登城开辟道路。”随后周密部署工兵和步兵同时进行坑道作业的方案。

1948年5月12日，由张裕龙指挥的旅教导大队二队的100余名步兵班长和郑其贵指挥的旅工兵连100余名工兵战士经过23天的艰苦劳作，两条破城主坑道都已胜利挖过了临汾城敌人外壕，并继续向前作业。由于敌人的反坑道又密又多，因而主坑道则不断拐弯。运土，开始用小车拖，到后来，坑道通过外壕，泥土过湿，车轮子难以转动，便以弹药箱代拖车。战士们赤身露体地来回爬行牵引。由于以膝代脚，许多人双膝肉皮磨破。正因为如此，进行坑道作业的战士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为鼓舞士气，黄定基深入前沿，号召指挥员克服一切困难，抓紧时间完成最后的作业任务，以迎接总攻的到来。对具体坑道作业，黄定基也提出指导性意见。他说：坑道在通过临汾地下大门后，要向前延伸13米，然后以90度的角度向右急转弯再挖药室。张裕龙回忆说:“(旅长)还要求我们把药室位置挖得稍向上斜着伸进，以尽量与城墙底部靠近，构成一个两米见方的药室。他向我们指示得非常具体，非常细致，为解放临汾，为炸开临汾城墙，真是辛苦备至，呕心沥血！”在黄定基的具体指导下，1948年5月15日，坑道作业任务胜利完成了，其中一号坑道长达117米，二号坑道长达115米。

5月16日黄昏，黄定基冒雨指挥坑道作业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运送和装填破城炸药。5月的晋南夜晚尚有几分凉意。黄定基穿着一件旧棉衣在雨中淋着。为了保护炸药，他脱下身上的旧棉衣，用它将炸药盖着，害怕炸药淋湿。几百名指战员看到旅长的行动，没有谁下命令，也都自觉地脱下身上的军衣盖炸药。经过3个多小时的炸药运送装填，南边的一号主坑道共装黑色炸药6200公斤，北边的二号坑道共装黄色炸药2500公斤，另又装硝氨炸药500公斤。紧接，再安放起爆装置。到5月17日中午l时，两条主坑道的最后作业全部结束。

黄定基率领旅教导大队大队长张裕龙和旅工兵连连长钟立本共同检查了一遍。他又对张裕龙、钟立本说:“为了使炸药充分发挥效力，还要用麻袋装土把药室未装满的空隙填妥夯紧，把坑道底部用土堵塞一段距离。”并强调说:“一定要保证这个作业质量。这样才能保证炸药发挥最大的破坏威力，也才能把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据点临汾这座卧牛城彻底炸翻，好给登城部队开辟突破口。”

黄定基离开张裕龙和钟立本后，又穿着打湿的棉衣回旅指挥所。他的湿棉衣还来不及换，又立即指示旅后勤供给处将已准备好的大量麻袋立即送到两个坑道，以便装土夯填使用。午饭后，黄定基向各团指挥所传达了前指发布当天19点30分向临汾发起总攻的命令，突击部队即隐蔽地进入了登城突击阵地。19时，黄定基接到前指命令，立即命令钟立本“起爆”。一声闷雷似的巨响后，整个大地都颤动起来。黄定基举起望远镜一看，经过27昼夜历尽千辛万苦挖掘的坑道爆破位置上空，升起两团像蘑菇似的烟团。在烟团下面，立即出现了两个城墙大缺口。攻城部队沿着黄旅炸开的通道，迅即攻入城内。梁培璜于当晚1时左右率残部冲出西门，向临汾西山窜逃。第二天早晨，这股逃敌被太岳汾西大队歼灭，并生擒了梁培璜。

此役，黄定基指挥的二十三旅毙伤敌近1000人，俘敌4337人，缴获各种火炮2051门，各种机枪358挺，长短枪3034支，汽车21辆，骡马442匹，弹药109万余发。

临汾战役是一场攻坚战，临汾战役的坑道作业，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人民军队攻坚作战的战史上是罕见的。由于二十三旅战功卓著，徐向前提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该旅为“临汾旅”。在八纵队的庆功大会上，徐向前亲自将写着“光荣的临汾旅”横幅奖旗授给二十三旅。

临汾战役结束以后，部队尚未很好休整，就于6月来到晋中，参加晋中战役。晋中战役由1948年6月11日起至7月23日结束，历时42天，解放军以6万兵力，共歼敌10万零40人。其中，黄定基指挥的“临汾旅”歼敌7900多人。

1948年8月9日，华北野战军一兵团在榆次县相立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徐向前在《晋中战役总结报告》中，表扬“临汾旅”以小的伤亡取得很大的胜利。并说“临汾旅”是我们兵团一个“拳头”。

历史沿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第23旅，擅长阵地攻坚的英雄集体。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运城、晋中、太原等战役，攻克过19个县以上城市。1948年春参加了临汾攻坚战。临汾城由国民党军2.5万余人驻守。该城地势内高外低，城墙依自然地势砌成，高15米，上宽10米，基厚30米左右，城周碉堡林立，壕沟纵横，内外暗道相通，从城外到城内构成外围警戒阵地、护城阵地、城墙主阵地、城内纵深阵地四道防线，易守难攻。在历时72天的战斗中，第23旅在夺取外围据点、攻克东关、占领护城阵地、控制外壕后，采用坑道爆破手段攻城。经过地面、地下27昼夜的反复争夺，挖成110多米长的坑道两条，在城墙底部，装炸药近1万千克，把东城墙炸开两个50多米宽的大豁口。突击队乘爆炸烟雾，发起冲击，首先登城，后续部队直插纵深，歼灭国民党守军5600余人，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第1兵团领导机关在庆功大会上授予该旅“光荣的临汾旅”锦旗。

谜团

由于战争年代部队整天行军打仗，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留存甚少，全国解放以后，围绕“临汾旅”被授予荣誉称号问题，军史界引起了一场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四点：

第一，被授予称号的是二十三旅还是二十四旅。当年总攻临汾城时，二十三旅、二十四旅担负攻城部队的第一梯队，二十三旅部署在右，二十四旅部署在左，负责在大东门以北至第二凸出部之间地区并肩登城。城墙炸开两个缺口后，两个旅突击部队同时发起冲锋，争先登城，并向纵深发展。作战中，二十四旅伤亡也比较大，旅长王墉光荣牺牲，是我军此次作战中阵亡的最高指挥官。解放以后，临汾人民为纪念王墉，在城中广场建立了王墉的雕像。因此，不少人认为王墉所在的二十四旅才是“临汾旅”。

第二，授予的称号是“临汾旅”还是“光荣的临汾旅”。一种意见认为，授予的称号应是“临汾旅”。一些亲历临汾战役的老同志回忆说，战前徐向前给参战部队动员时，曾亲口讲过荣誉称号以“临汾”冠名。一些军史方面的专家也认为，以“临汾”冠名，符合一般的授予荣誉称号的习惯。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所授称号应是“光荣的临汾旅”。理由是在洪洞召开的纵队贺功大会上，徐向前司令员亲手向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政委肖新春赠送的锦旗上写的是“光荣的临汾旅”，而且纵队奖给二十三旅指战员每人一块手帕上也印有“奖给光荣的临汾旅战士”字样。

第三，授予称号的是华北一兵团还是中央军委。一些老同志认为，称号是以华北一兵团名义授予的，因为“光荣的临汾旅”锦旗上落款是“华北一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也有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称号好像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由于查无实据，在后来出版的各种军史书籍中，普遍将授予称号的级别认定为“华北一兵团”。1985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编》也在提及“临汾旅”被授予称号一事时表述道：徐向前代表华北一兵团亲手将“光荣的 临汾旅”锦旗赠予八纵二十三旅。

第四，兵团能不能给旅一级授予荣誉称号。军史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兵团只相当于军的上级单位，并没有权力给一个旅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如果“临汾旅”称号是华北一兵团授予的，那么称号的有效性就值得推敲。这既是争议最大的一点，也是整个争议的核心问题。

围绕“临汾旅”授予称号问题引起的争议震动了临汾旅部队，尤其是关于“临汾旅”称号所有权和称号是否有效问题的争议，是临汾旅官兵所不能接受的。 1956年9月，一七九师（八纵二十三旅后改番号为步兵第一七九师，隶属陆军第六十军建制）以党委的名义，通过六十军、南京军区向总政治部写了报告，请求总政对“临汾旅”被授予荣誉称号一事予以认定。1956年10月24日，总政作出了关于第一七九师“临汾旅”称号的批复。批复全文如下：

政组字二○二号函转来六十军党委会关于一七九师“临汾旅”称号的报告收悉。临汾战役原晋冀鲁豫二十三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华北一兵团已赠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是历史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历史事实，即该部曾获“临汾旅”光荣称号，在部队进行传统教育，以达继承与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鼓舞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至此，有关“临汾旅”授予称号问题的争议暂时得到了平息。

一纸电文见证历史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定“临汾旅”称号是原华北一兵团授予的。直到1987年7月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的出版，才又一次引起人们对“临汾旅”授予称号级别问题的关注。徐帅在该书中较为详细地回顾了指挥临汾战役的经过，在提及“临汾旅”授予称号一事时是这样写的：“为表彰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战后我们报军委批准，授予八纵黄定基第二十三旅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还给不少同志记功授奖。”按照徐帅的回忆，授予“临汾旅”称号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也就完全可以说明称号是中央军委授予的。那么授予称号的到底是“华北一兵团”，还是中央军委？为此，一七九师曾下决心查证，以对临汾旅后人负责。但终因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查证工作最后只好作罢。

时间到了1998年。6月4日，是“临汾旅”命名五十周年纪念日。为了隆重纪念这个日子。一七九师决定拍摄一部反映部队50年光辉历程的专题片《光荣的临汾旅》。摄制组在赴北京采访徐帅夫人黄杰时，意外得到一条令人惊喜的线索。据徐帅夫人讲，徐帅去世以后，在整理其遗物时，似曾见过一份当年中央军委给“临汾旅”授予称号的批复件，此批复件现可能存放在中央档案馆。摄制组的同志返回部队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师领导作了汇报。师领导当即研究决定，迅速派人赴京寻找。

中央档案馆是存放党和国家珍贵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地方，外人查找资料一般不予接待。一七九师派去查找批复件的两名机关同志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在徐帅夫人的帮助下，才顺利进入档案馆内。他们经过连续2天艰苦细致地查阅，终于从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那份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珍贵历史文电。该电全文如下：

请示授廿三旅为临汾旅

军委、华北局、军区政治部：

临汾战役中，曾号召部队为打下临汾而奋斗，争取光荣的临汾旅的旗帜，战后经各部队民主评定，一致认为八纵廿三旅担任攻关攻城主攻，战功最著，决将临汾旅的旗帜授予该旅，特此呈报，是否妥当，请示复。

徐周任

这是中央军委收到的以徐向前、周仕第和宣传部长任白戈名义发的请示电。电报上方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圈阅批示；右侧写有“涛已拟复同意”，说明该请示已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拟电答复同意。这份电报除中央部门有关同志阅过外，还抄送给了朱德、刘少奇。

中央军委批复件的发现，使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临汾旅”称号问题的争议最终尘埃落定，诸多谜团得以解开。一七九师党委为此向集团军、军区专门写了报告，建议今后在对“临汾旅”授予称号级别问题上，统一用“中央军委授予”这一提法。临汾旅的一些老前辈得知发现军委批复件的消息后，都非常激动，有的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有的为了亲眼目睹批复件，不顾年迈体弱专程赶到老部队。老首长吴仕宏(临汾战役中任二十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解放后曾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则激动得几宿都没有睡好觉。如今，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电(影印件)陈列于“临汾旅历史陈列馆”。它不仅印证了临汾旅过去获得的殊荣，更反映了临汾旅后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珍视。

部队荣誉

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在山西临汾攻坚战作战中，利用坑道爆破的方法，率先攻破敌号称“铜墙铁壁”的临汾城，创造了我军城市攻坚作战的典型战例，被中央军委授予“光荣的临汾旅”荣誉称号。解放后，“临汾旅”又在抗美援朝、国防建设、抗洪抢险等战斗中屡立战功，成为名震华夏的精锐部队之一。

1970年，英雄的“临汾旅”奉命担负起迎外表演任务。迎外表演是我国陆军的光荣使命，能担负迎外表演是对“临汾旅”部队建设的充分肯定，同时又是对“临汾旅”官兵素质的全面考验。承担这项光荣使命36年来，“临汾旅”官兵无论是在训练场、考核场、表演场，还是风雨冰雪天，无论面对的是将军、元帅还是总统，从技术到战术，从单兵到合成，从模拟到实弹，他们严抠细训，千锤百炼，将我军战斗精神和武器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36年来，该旅先后接待1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余批次7000多名国家元首、军政要员和贵宾，进行战术技术表演600余场次，荣获外国政要赠送的勋章1000多枚。向世界展示我军威武、文明、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展示中国军人精湛的军事技能、顽强的战斗作风，成为“中国陆军的窗口”。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