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族（楚国的主体民族）-趣爱秀

史籍记载

楚人这个词严格来讲指楚公族。如熊氏一族，楚国的上层统治者，即屈原所说的帝高阳之后代，也就是来自中原华夏族的一支。楚人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

著名考古学家唐兰在《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徵》中说：“华，地名，在今河南密县（今属新郑）。华邑在新郑，有熊之墟，祝融之墟。重黎，郐国均在新郑”。楚王之所以是芈姓熊氏很可能就是因为被封在祝融之墟附近的华阳，祝融之墟也叫有熊之墟。在上古文字中，“华”与“芈”这两个字的写法十分相像。

楚族是祝融的后裔，这在《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国语·郑语》载祝融的后裔有八姓。“祝融八姓”说明此时祝融氏已形成八个氏族或部落，且分别有了各自的姓氏。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祝融的居地在郑(今河南新郑)。八姓中第六个叫季连，姓芈，从此楚人的后代都以芈为姓。以芈为姓自季连始，标志着楚族初具雏形。楚王族出自华夏，夏商周三代分封诸侯国一直奉行“夏君夷民”的做法。

南迁

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最初根据地是河南新郑的祝融之墟，即有熊之墟。

由于中原部落或部落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季连后裔大约在夏代或商代前期被迫南迁。楚人大致迁徙路线是：新郑——桐柏山——丹阳——荆山。季连姓芈，举族南徙后又从蛮俗，故而后来的华夏族视之为“楚蛮”、“蛮荆”。楚国建立以后，有从中原地区大规模招商移民的“徕民”政策。

楚族在西周初年迁移到豫、鄂、陕边陲的丹淅流域，并建都丹阳，最终得以发展强大。商末周初时，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楚族的首领鬻熊与众人合谋将之救出，成为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被封为子爵，楚国正式成为诸侯国中的一员。随着楚族的不断繁衍壮大，他们在河南西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带披荆斩棘，开山垦地，艰苦创业。楚族在丹淅流域频繁的活动，给这里留下了众多的遗址和遗物。

族源

楚人的主体是芈姓季连部落，楚王族、公族以芈姓季连部落后裔为主，其中又以鬻熊家族为核心。当地的荆蛮居民一部分成为楚人的组成部分，但多是庶族。楚国建立以后，有从中原地区大规模招商移民的“徕民”政策。

这个时期，汉水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荆蛮、濮、苗蛮等原始民族杂居，东周以后逐步被楚人征服。因此这一带不是楚族起源地。

《中国通史》第四章/列国的兼并：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王位。经四年战争，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自然也有百工），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在这三个中心地区，鲁国孔丘创儒家学派，宋国大夫墨翟创墨家学派，战国时楚国李耳创道家学派。

楚君的后人多以熊为姓，称为熊氏，史称熊氏正宗，即江西熊氏。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的大熊湾（无杂姓）和小熊湾（有杂姓）的熊氏为南北迁移时由江西迁至于此地。

文化

从楚人形成的过程来看，楚文化的性质也不是独立于炎黄文化系统之外的单独的体系，而是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文化以商周文化为核心。两周时期的楚器，铭文可以代表楚国的文字风格。与中原各国的文字相比，楚文字在字形与笔划的增减上有所不同，但确实与中原各国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文字系统。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可以从一方面了解楚文化的渊源。

文化的认同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楚器铭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承关系。风俗和礼仪同样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楚国礼器保留有明显中原文化风格。楚贵族中后期大体上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表明其对姬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认同。

祖先

说到楚族的祖先，要记住三个名字：颛顼、祝融、鬻熊。

楚族是中原地区华夏族集团的一支。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述了楚族的来源：“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注：卷章为老童之误），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之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命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楚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这样记述楚人的先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即祝融）。”

伯：通假“方伯，霸”四方守之领主。

庸：融之通假，指祝融。芈楚近祖。（远祖为高阳，直系祖先是鬻熊）。

这就清楚地说明楚人以颛顼为始祖，以祝融为嫡远祖。颛顼可能是部落首领名，也可能是部落名。祝融也不是人名，而是执掌祭祀之职的酋长的称号，后来成为部落名。祝融部落以后逐渐扩展分裂为若干部落，其中最后分裂出来的是季连部落，这个部落以“芈”为姓，其中一支后来发展为楚族。季连部落并没有全部发展为楚族，其他部族后来成为越族、夔族、蛮芈等族，也是芈姓。

真正开创楚国基业的先驱是鬻熊。鬻熊的事迹在历史文献中记载非常简略，但楚族的信史从鬻熊开始，他在楚族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鬻熊是商末周初楚部族的首领，与周人的关系较密切。《史记·周本记》称鬻熊为“贤者”，《史记·楚世家》中记有“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意为“周文王之时，季连的后代有一支叫鬻熊。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早死。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楚文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火师，官位）也”。后人曾将鬻熊的言论编成《鬻子》一书，可惜书已失传，仅在贾谊的《新书》和《列子》中保存了一些鬻熊的思想言论。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有“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楚人让之。”《史记·楚世家》记楚成王三十九年“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夔也是季连部落之后，芈姓方国，与楚同祖。夔子居然不祭祀祖先祝融、鬻熊，在楚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因此受到楚人的严厉责备，后来干脆将夔国灭掉了。

据《世本》《古今姓氏书辩证》及《元和姓纂》等所载，黄帝的子孙在商末有个叫鬻熊的，很有学问，做过周文王的火师（祭祀时持火之人），《史记》记载：“鬻熊子事文王”，意为“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可见楚国始祖鬻熊对周文王的恭敬。曾孙熊绎以王父字为氏，成熊姓。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楚庄王时期灭庸国。前306年，攻破越国，导致越国四分五裂。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1、《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2、《史记·五帝本纪》又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

3、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4、《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

5、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楚贵族也明确表示自己是华夏族裔

1、楚王同宗贵族屈原，在《离骚》中明白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

2、《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三楚先

也有专家认为，颛顼与高阳并不是一人，颛顼并不是楚人的祖先，因为高阳属炎帝系统，而颛顼属黄帝系统，楚人的祖先只能从老童、祝融算起。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也比较符合楚人自己的看法。

近几年出土的楚墓竹简、帛书中大量记有楚人祭祀祖先时把老童、祝融、鬻熊列为“三楚先”，其中并没有提到颛顼。如：

荆门包山2号墓楚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爿羊。”

江陵望山楚简：“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爿羊。”

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爿羊。”

世系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称—老童(又名卷章)—吴回（祝融）—陆终—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季姓、熊姓、芈姓、屈姓、景姓、昭姓始祖、楚国始祖)：

①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黄帝次子)—颛顼—称—老童(又名卷章)—吴回（祝融）—陆终—季连—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机—熊杼—熊怀—熊胤—熊靡—熊祖—熊潜—熊仅—熊绅—熊克—熊成—熊单—熊辅—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启—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熊丽(鬻熊长子)—熊狂—熊绎(熊狂长子)—熊艾。

②吴回（祝融）—陆终—季连—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机—熊杼—熊怀—熊胤—熊靡—熊祖—熊潜—熊仅—熊绅—熊克—熊成—熊单—熊辅—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启—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熊丽(鬻熊长子)—熊狂—屈紃(熊狂次子)

③吴回（祝融）—陆终—季连—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机—熊杼—熊怀—熊胤—熊靡—熊祖—熊潜—熊仅—熊绅—熊克—熊成—熊单—熊辅—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启—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端木侸(鬻熊次子，史称侸叔)—端木典(端木姓得姓始祖)

早期活动

起源地

马世之先生等人经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缜密研究，认为楚族主体的季连部落起源于河南中部嵩山、新郑一带。而且新发现的“清华简”中的由楚国史官写的《楚居》一书也记载楚人来自河南新郑。

颛顼祝融部落

颛顼部落所处的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及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阶段。颛顼部落的原始居地，据《古本竹书纪年》“生颛顼于若水”的记载，大体可以确定在河南中部以嵩山为中心、汝州至新郑一带，其后逐渐扩展，但始终以中原为活动舞台。

祝融部落所处的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距今大约3000—5000年。其原始居地与颛顼部落的原始居地大体一致，主要分布在河南嵩山、新郑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新郑），祝融之虚也。”《汉书·地理志》说：“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虚也。”

祝融部落联盟的其他部落为夏、商所灭，只有季连部落实力较强，得以保留下来并被迫从河南嵩山、新郑一带迁移。《史记·楚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氏。”季连部落传至穴熊时衰落了，其后裔分散在中原、蛮夷等地。

季连部落

远古时期，夏、商王朝将其疆域的南边称为“南蛮”，东边称为“东夷”，因为这些地域进入文明时代比中原地区稍迟。顾颉刚认为，夏代的疆域（不包括方国和依附于夏的部落）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河北省南部。商代的疆域在夏代的基础上增加了东北和山东西部。

夏末商初，季连部落的一支迁到地处中原的北楚丘（河南滑县东）、南楚丘（山东曹县东南）。这些地方到处生长着称为“荆”、“楚”的灌木。《春秋·庄公十年》孔颖达疏：“荆、楚，一木二名。”《说文》：“楚，丛木，一名荆也。”这些荆木与古人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居住在这里的原始居民便以荆、楚为本族的名称。大约从这时起，季连部落不再称芈氏部族，而以所居之地楚丘，改称荆楚部族了。这在商代甲骨文中都有反映。如：“甲申卜，舞于楚丘。”“于楚又雨。”事实上，夏商时期从陕西南部到河南南部一带，丘陵遍布，荆木丛生，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都被称为“荆蛮”。“荆”、“楚”二字虽然相通，但荆人并不都是楚人。

这时的楚人势力弱小，常受商人欺凌。《诗经·商颂·殷武》记述了商王武丁伐楚的事迹：“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武丁时期商代统治中心在河南安阳一带，北楚丘、南楚丘正处在商的“南乡”。商朝大军屡次征伐楚人，迫使楚人向西南迁徙，转投周人，大约在商代晚期到达丹水上游陕西商县一带。

鬻熊部族

《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但没有明确指出丹阳在何处。清人宋翔凤《过庭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最早提出楚鬻熊始居丹阳，其地在商州（今商县）之东、南阳之西，丹、淅二水入汉水处。宋翔凤的论断在楚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他从地理学的角度打破传统观念，首次将丹阳的地望从长江流域正名到汉水流域。石泉先生则进一步考证，楚丹阳先后有两处，鬻熊、熊绎“始居”的丹阳就在丹水上游今陕西商县一带，后来迁到丹、淅二水入汉水处，仍称“丹阳”。

丹水上游今陕西商县一带，水土肥美，气候温暖，宜耕宜牧，是丹水上游河谷平原中面积较大、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远古时期就是人类聚居地。几十年来在这里发掘出大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商县紫荆遗址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文化到商周遗址都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新发现了一批具有浓郁楚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其时代分属于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不同时期。

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见于巩家湾和东龙山遗址。遗址中以陶器群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与周文化差别较大，与楚文化则基本接近。例如，陶鬲与周文化陶鬲有显著差别，但与湖北襄樊真武山等遗址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楚式陶鬲则比较接近；圆肩深腹盆亦与周文化不同而与楚文化相近；圆肩浅腹盆和带箍的矮柄豆虽与关中地区的西周中晚期陶器比较接近，但此种器形也较常见于真武山等同时期的楚文化遗址中。

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商县过凤楼村发掘出一处保存较好的西周时期小村落，遗存的总体文化面貌与关中地区差别很大，而与丹水下游的楚文化遗存有明显的演变发展关系，为楚丹阳在商县、楚族起源于商县一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石泉先生认为，将鬻熊“始居丹阳”的地望定在陕西商县一带建立，有三个理由：

第一，《史记·楚世家》记“鬻熊子事文王”，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官位，火师）也。”出土于陕西周原的甲骨文“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周成王时，西周内部纷争，周公曾“奔楚”，即逃到楚地避难。这些记载都说明楚部落与周人关系很好，而且在上古交通条件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必定彼此邻近。丹水上游的丹阳离周原很近，过秦岭就是关中腹地，是与关中平原联系最近便的地带，符合这个条件。

第二，按照古人对地名的命名规则，“丹阳”当指丹水之北岸或丹山之南，陕西商县（古商州）正在丹水上游北岸。其他被认为是丹阳的地方既无丹山，也无丹水。

第三，商县一带有楚水、楚山（也称荆山）、荆水七八处，这些名称早在魏晋六朝时已见记载。如《水经注》记丹水时说：“楚水注之，水源出自上洛县（今商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据记载，商县西南有秦望山，又名楚山；商县东南有商山，又名楚山；商县南有楚山；从以上三座山发源的河流都称为“楚水”，都汇入丹水。丹水主流发源地的黑龙峪山也称楚山；丹水上游主要支流中，又有荆水，分为大荆川、西荆川。古代荆、楚通用，故楚山也称荆山。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只能说明楚先民曾在这里长期居住过。

史称熊绎“居丹阳”、“辟在荆山”，只有商县既在丹水之阳，又与荆山相邻，两个要件都相符。

熊绎封地

鬻熊担任国君的时间不长，《史记》称“蚤卒”，即很早就过世了。此时楚国尚处在初创时期，地域狭小，国力薄弱。他的曾孙熊绎继承祖辈基业，继续为周天子效力，同时致力于稳固楚国的根基，壮大楚国的势力，逐步沿丹水河谷向东南发展。《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对话时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此处所说的“荆山”就是指商县一带。楚国周边早以存在不少方国，楚国是处在夹缝中新建立的方国，不“荜露蓝缕”则无法生存，不“以事天子”则无法立足。

楚对周的忠诚和楚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终于得到周王朝的认可，终于在周成王时受到封赏，由方国升格为异姓诸侯国。《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当然周成王并没有另外划地给楚国，而是在楚人原住地扩充并划定疆界，加以封号。熊绎成为第一个被周天子封爵为“子”的楚君。

文化及发展

楚族在江汉地区发展强大，所建立的楚国后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曾一度成为霸主，其雄厚力量的积聚得益于他们对南方的苦心经营。在楚国日益强大的过程中，居住在南方的南蛮、百越等民族，逐渐成为楚国的庶民，被列入楚国的户籍（楚国后期），成为楚国的被统治者。在春秋前期，楚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

在政治上，楚国统治者基本上采用了量才录用的政策。随着楚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新征服地区的各族“蛮夷”成为其境内的人民。由于楚国地广人稀，人口的增加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因而楚国总体上是善待这些“蛮夷”的。这主要表现在楚国对待这些“蛮夷”采取了任用蛮夷、以夷制夷的政策上。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载，都国的观丁父和申国的彭仲爽被楚俘虏后，被任为军率或会尹，进而助楚“大启群蛮”。

在对待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楚国基本上实行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楚人不仅说“楚言”，并且用“楚语”著书、写文章。“楚语”成为楚人与蛮夷各族思想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楚国先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楚文化。楚文化的形成本身吸收了长江南北众多的土著文化的营养，而文化的多源性主要由民族的多源性所决定。楚族的发展与汉族的发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与周边民族长期相处交融，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其中商周时期的苗蛮或南蛮，与楚的接触最多，其族人和文化因素融入和传人楚人及其文化的也较多。文化上楚文化受南蛮的影响最深，范围也最广，在宗教、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均有较深的涉及，而以文学艺术方面最突出，如神话、诗歌、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工艺图案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神话，多数神话学家认为这两个神话本是南蛮的神话，在楚与南蛮的文化交流中传给了楚人，后来楚人融入汉族后才得以广泛流传开来，成为中华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著名神话。境内的濮、百越、戎等民族的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从考古所见的出土文物看，在楚文化的考古学遗存中，保留或吸收了大量各民族文化的因素或遗物。

总体而言，楚族起始于中原偏南之地，随着其居住地域和统治重心的南移，以其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四方各族的人民，并融会了其文化。尤其是在楚国极盛时期，今华东、中南、西南的大部分省区，都受到楚的控制或羁縻。在这辽阔的地域内，几乎包括了当时南方的蛮、濮、越、戎等所有的民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楚实际上是中国南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堪称当时民族联结和融合的一个典型。

楚族不断向东、向南发展，扩大了楚国的疆域，为以后秦、汉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夏商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楚人南下后通过兼并各周代封国和各原始部落氏族，使大量蛮夷成为楚国的庶民，经过长期繁衍，改变了地广人稀、人口不足的局面。并且帮助境内各族人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变社会生活，使蛮夷较快摆脱了落后状态，缩短了与中原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

在楚族存在的大约七八百年甚至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其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上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两个阶段。楚族的渊源与中原民族有很大的关系，楚文华中本身包含有许多中原商、周文化的因素，因而较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前面我们主要提到了南方土著文化对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其实楚文化的形成的发展，更多的是受到来自商周时期中原各地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楚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早在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就已处于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状态中，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1]

楚文化本身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它融合南方各土著蛮夷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影响和融合的过程。或者说，在中原文化向南的辐射中，楚文化刚好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是中原文化扩大其影响的一个重要媒介。

秦灭楚后，广大地区的楚文化很快就和秦文化及其他文化混杂相处。到了汉代，楚文化又和逐渐形成的汉代文化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楚文化终于逐渐消失了。原楚地的文化虽然还带有不少地域性的特点，但这已非原来具有自身传统的楚文化的特点，而是各种文化经过新的综合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楚族及其文化是汉族及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参考资料

[1]郧阳:罕见的古人类文明.中国数字科技馆. [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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