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新红学）-趣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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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学的方法是科学方法，这是它区别于索隐红学的最本质的特征。1910年代，陈独秀等高举“赛先生”大旗，大力提倡科学精神；而《科学》杂志以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为代表，也竭力宣传“科学方法万能”的观点，主张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研究。《红楼梦考证》是胡适在科学化运动大潮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一种尝试。胡适提出他的科学方法：“……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实验主义”（Pragmatism），它有两个主要特征：历史的观念，实验的态度。后来，胡适又将其表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今人席泽宗院士曾详阐其科学性。

新红学之“新”，不仅“新”在其研究方法，更“新”在其研究内容。胡适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他通过考证，将《红楼梦》的著作权还给曹雪芹，并搜辑到大量作者及其家世的材料，使后人对曹雪芹这位“奇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对“续书”的研究、脂砚斋的研究以及“探佚”等，都是由作者研究衍生出来的。因为不相信后40回是曹雪芹写的，才有所谓“续书”说；要探究曹雪芹写的后40回是什么样子，才有所谓“探佚学”。至于胡适对作者生卒年的研究，则大体厘清了《红楼梦》创作的年代。1954年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总被指责没有研究18世纪的阶级斗争；孰不知，“18世纪”这个时间，正是胡适考证出来的。在版本研究方面，胡适将其划分为脂本、程本两大系统，又命名并初步研究他生前出现的戚本、甲戌本、庚辰本等本子。大体上，胡适研红的前期，在作者方面贡献最多，后期，在版本方面贡献较多。

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是迥异于索隐红学的划时代的贡献（有研究者说，“新红学的本质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这并未切中要害）。也主要是这个原因，学术史家总把新红学视作现代学术的起点。这既是《红楼梦》的光荣，更是新红学的光荣。

新红学有一个争议极大的观点：“自传说”（最初的表述是“自叙”）。它是胡适根据曹雪芹的传记材料与红书所叙提出来的，是针对索隐家的“叙他”、“他传”提出来的，是实证范畴的具体问题。没有“他传说”，就不会有“自叙说”；如同没有索隐红学就没有“新红学”一样（新红学本脱胎于对索隐红学的批判与反动）。二者的研究方向根本相反：索隐的方向是“逆入”，新红学则是“顺流”。两派都用的是“考证法”。但新红学派侧重于考证作者、时代、版本，而索隐则侧重于考证小说情节；索隐从虚入手进行研究的，因此没有根据，只好靠猜谜，只好靠附会，而新红学则是从现有的材料入手，以事实为依据，处处尊重证据，相信证据，讲求无征不信。

由此可知，索隐与新红学，简直是“水火不容”。晚年的胡适，甚至拒绝批评索隐派的论文，他说：“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但有的研究者却提出：《红楼梦考证》既是“新红学”的开端，也是“新索隐”的开山之祖，甚至把胡适与刘心武联系起来，说刘心武承袭了“新红学”积弊；又说，新红学“有反科学的一面”（而胡适却反反复复强调，要“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这实在令人费解。其实，新红学与所谓新索隐，毫不搭界。最近，常产生这样的感想：研究红学史，须先从微观研究入手，只有先把每一个重要人物及其著作研究透彻了，才能做成一部权威的红学信史。拙作《胡适与红学》，就是本人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所做的初步探讨。

新红学因反对索隐派而产生，这早已是公认的事实。但将其放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还有三大背景是为后人重视不够的，即新文学运动、国语运动和整理国故。如果将新红学的产生与胡适早在留学时期就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和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提出的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就会发现：由胡适来开创新红学，这是多么一件顺理成章的事——那简直是必然的。因此，有研究者根据胡适与汪孟邹的通信而提出《红楼梦考证》是“被逼出来的”说法，不能不说有点牵强。

无论是拥护新红学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几乎都不否认这样一个论断：作为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961年，胡适说，40年来新红学的发展，只是作者、本子两个问题的新资料的增加而已。而今，80多年过去了，这话似乎还没有完全过时。就拿红学界名望最大的周汝昌、冯其庸二公来说，周老自然是公认的真正继承胡适的“集大成者”，无论新红学的优点还是缺失（如贾曹互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承下来了；冯公也是啊，冯先生在其整个红学研究中，以作者、版本研究分量最重、贡献最多，近年又多次强调要在作者、版本、文本三个方面多多用力——他们不都是在沿着胡适开创的路前行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难道《红楼梦》研究就只能在作者、版本两个圈圈里打转转吗？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两个领域都研究明白了，不需要研究了；事实是，有好多具体问题仍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的态度是：继承胡适、发展胡适、超越胡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有更多的人从更多的角度来从事红学研究，可惜迄今为止尚无突破性的成绩出来。再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俞平伯先生曾试图超越新红学的种种罅漏和时代局限性，力图开辟《红楼梦》研究的新境界。其实，无论是胡适、还是俞平伯，都有勇于修正错误的勇气，这也是作为原创的“新红学”的一种品质。胡适对曹雪芹卒年的不断修订，俞平伯对“自传说”、对“《红楼梦》文学造诣不高”等观点的修订，都体现了这一点。

新红学的产生和辉煌，属于20世纪。80多年来，它伴着风雨，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曲折。到了今天，在新的世纪，实在需要有一个像胡适开创新红学那样的人出来超越胡适了；虽然，这很难。

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至少在乾隆18年（1753年）就开始了。红学家们以五四运动为界线，将红学分为新红学和旧红学。旧红学主要派别评点派：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后来竟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脂砚斋是最早学金圣叹而对《石头记》（《红楼梦》）加以评点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索隐派：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1729-1815）。周春认为《红楼梦》为“叙金陵张候家事也”，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等。题咏派：题咏派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概之情。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渗透着佛家的“色空”观念和“梦幻”思想；有的抓住书中“风月繁华”和“爱情故事”大肆渲染所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一种思绪。王国维：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考证派：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胡适彻底抨击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三、四十年代：上世纪30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40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40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 “批红运动” ：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随即展开了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新老红学的诸多观点都受到了批判。1953年至1963年间，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时期，主要标志是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红学现状：1976年以后，红学研究的内容愈来愈广泛，分工愈来愈细，人们对红学的概念亦进行了重新认识。周汝昌提出“现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是红学中“四大支柱”。多数红学家主张将红学分为“曹学（外学）”和“红学（内学）”。“曹学”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等：“红学”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思想内容、人物创造、艺术成就、成书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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