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书

历史起源

南阳是曲艺之乡，曲艺是源自盆地的乡音和民声，它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艺术之一，是人们口头演唱的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男女老少喜爱的艺术形式。在南阳绚丽多姿的曲艺之林中，一部分曲种是本地所生，另一部分则是外地传入后，借地生根开花的。

槐书是活跃在南阳大地上的稀有曲种，它发源于新野，原本是耍猴时伴唱的民歌小调，约在清代光绪年间经沙堰镇卢堰村一玩猴艺人（姓名已不可考）的加工改造，形成的一种唱腔优美、调门独特的曲艺新品。槐书曾一度匿绝，1961年新野县文化馆协助77岁高龄的槐书艺人汝新和（艺名汝和尚），抢救挖掘，才得以传世，重见天日。槐书，原本是玩猴艺人外出还乡后趁有余闲，在自家门前大槐树下与当地乡亲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故而人们称其为槐书。槐书初时多为单口唱或双口对唱，只有锣鼓伴奏，没有情节。解放后艺人将它改造成三人唱或多人唱，并融合了其他兄弟曲种的特长，改新了唱腔，加进了小锣小鼓等伴奏乐器，成为一种深受南阳民众喜爱的曲艺形式。它的艺术形式臻完于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据考证，其基本乐调只有4个乐句，旋律、过门都具有浓郁的西北韵味，叙事性较强，曲调十分明快。槐书新生后，代表艺人有新野县的曹献珍、吕成敏等，代表曲目有《崔罗斗》、《叉衙门》、《夫妻俩》等，并传播于唐河、南召、新野、淅川等县。

发展历程

槐书的基本曲调只有四个乐句。[垛子句]是叙事的主要载体。伴奏乐器原只有一个小锣和个一个堂鼓。60年代搬上舞台后，增加了八角鼓及丝竹乐器。并变单口、双口为多口演唱，唱腔音乐也得以较大丰富。曹献珍、田振荣、吕成敏等演唱的新曲目《夫妻俩》、《俏价姑娘》等较有影响。

据史书记载，槐书始于北宋徽宗年间。当时，新野城北二十五里的卢堰村，有卢氏三兄弟，耍猴为生。尝试着在猴戏中加一些杂技节目，如翻斤斗、玩剑、飞脚、钻火圈等，编成小故事并配以唱词，演出较为活跃。后来，边演出边配一些地方民歌、戏曲，又伴以鼓、锣烘染气氛。为消除方言语言限制，又用吹槐叶模仿人语唱出台词，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槐书”也由此得名。

清朝后期，一些艺人以演槐书的形式发动民众参加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遭到了残酷镇压。槐书由此衰败下来，只有少数艺人以自娱自乐形式沿袭了这一珍贵的艺术剧种。

改革开放以来，新野县组织力量，投入近100多万元对濒于灭绝的槐书进行了大力抢救，先后整理排演了《叉衙门》、《双育苗》等20多个传统节目，成立了槐书曲艺队，在继承与发扬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弘扬了槐书艺术，创作了《爱我中华》、《上夜校》、《新野县城新面貌》等10多个新剧。

槐书，是南阳独有的地方曲种。清光绪年间形成于新野县沙堰镇附近的芦堰村。据新野老艺人汝新和讲：沙堰一带耍猴人多，芦堰村有兄弟3人（其姓名已不可考），以玩猴为生，他们南下湖广，西进秦川，为了多挣钱，耍猴时边唱边耍。每到一地，为迎合观众的兴趣，招徕更多观众，就学唱一些当地民间小调。后来逐渐唱一些有情节的词曲，并加进小锣、小鼓伴奏，其形式约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渐趋完善。三兄弟每逢回村，常在家门前大槐树下演唱，听者众多，久而久之，称它为槐书。

槐书于辛亥革命前夕消亡，到1961年新野县文化馆在开展民间艺术普查时，才发现了这一消亡50年的曲种。通过老艺人的回忆、挖掘，记录了《打蛮船》、《小姑贤》等十几个曲目，并把《崔罗斗》、《叉衙门》进行整理，搬上曲艺舞台，这个50年无人演唱的槐书，又重现于观众面前。随着槐书的影响扩大，观众增多，反映现代生活的槐书曲目也不断涌现，如1978年新作《爱田新歌》，1984年的《削价姑娘》等，这些曲目当时都很有影响。据普查，槐书现存曲目有20多个。

表演形式

槐书的语言音韵是以中州韵为主，结合南阳地方方言而产生的。在唱词的用韵上，和诗赞系曲种差不多。它的唱词基本上是整齐的七字句韵文，还有少量的长短句结构。亦是每段的第一句为起韵，第二句押韵，以后逢单数句子不押韵，逢双数句子押韵。平仄的规律基本上凡在韵上的句子为平声，不押韵的句子为仄声，简而言之，即：三、五、七句不论，二、四、六句分明。

所用主要韵辙有：“插花”、“人辰”、“梭多”、“丁冬”、“天仙”、“江洋”、“姑苏”、“绸缪”等。

槐书属于以唱为主的说唱形式，适宜演唱段子、生活戏，简单易学。它一般以单口、二人对唱为多，叙事时以板白或垛板代之。在主体唱段前有一节欢快的前奏曲，在这段曲子里，轻盈活泼的旋律伴之以清脆欢娱的小锣堂鼓，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

在前四小节的锣鼓反复奏出之后，八角鼓随之跳出弹拨，平稳活泼，给起腔做了很好的垫衬。在唱腔部分，旋律单纯朴实、委婉动听。

槐书起初是单口演唱或两人对唱，用小鼓、小锣伴奏，流传于民间。1962年新野县曲艺队将槐书搬上舞台化妆演唱。在表演形式上，它采用一或二人演唱的叙事和代言相结合的方法。

1985年，新野县文化馆曹保泉将传统的两人对唱形式改为三人或多人演唱，在充分利用道具的前提下，让演员一次性进入角色，尽量不跳角或少跳角，给观众以直观形象感，有助于观众对情节的理解。

槐书的伴奏乐器原来只有一个小锣、一个堂鼓，伴奏方法类同鼓词（自弹自唱）。艺人演唱时一手拿槌击鼓，另一手大拇指抢小锣，中指与无名指拿槌敲锣。搬上舞台后，伴奏上就变得戏剧化了。伴奏乐器除小锣、堂鼓外，又增加了八角鼓及板胡、二胡、琵琶、三弦、扬琴、竹笛等。乐器件数无严格要求，可根据乐队编制大小随时增减，伴奏方法除没有鼓板外，基本上与戏剧伴奏相同。

新野民风淳朴，乡俗浓郁，民间文化丰厚。槐书作为新野民间文化曲艺中的一个曲种，有着“艺术活化石”之美称。

地方特色

新野槐书是南阳独有的地方曲种，它和新野的猴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新野素有“猴戏之乡”之美称，玩猴艺人遍及全县走遍全国。清朝末年，新野城北沙堰镇芦堰村有兄弟二人，常年以玩猴为业。为吸引观众，玩猴艺人在表演猴戏时像皮影戏里的演员一样，一边动作一边演唱。为了使猴戏便于当地百姓欣赏，走到哪里，他们就把当地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演唱中，并把这些杂乱的唱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唱腔调门，走到哪里就演唱到哪里。

旧社会由于乡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芦堰村芦氏两兄弟每次回来，乡亲们就邀他们在门前的大槐树下表演。两兄弟也就很爽快地敲起随身携带的小鼓小锣，把在各地表演的大杂烩经过自己随口加工，形成了诙谐优美的小调。这些不在谱儿的乡村小调，乡亲们闻所未闻，听起来十分新鲜。因为当时也没个曲名，久而久之约定成俗，大家就叫这种在村头槐树下表演的小戏称为“槐书”。

民国年间，抗战烽烟叠起民不聊生，槐书这一演唱形式在新野近乎绝迹。上个世纪60年代初，县文化局搞民间曲艺普查时，工作人员在乡下发现一位叫茹新和的民间老艺人，会唱一些槐书段子。当时老人已是古稀之年了。文化局工作人员专一把他请到县城，根据他的演唱，记录整理了老艺人汝新和青年时演唱的《崔罗斗》和《扠衙门》等剧目，并教县曲艺队排练演唱，使槐书这一传统曲艺形式首次登上了文艺舞台。1963年，槐书《崔罗斗》参加南阳地区曲艺汇演，还荣获了音乐和演出两项奖励。“文革”开始，新野县曲艺队解体，槐书停演。直到1975年，时任新野县文化局局长的郭聚山同志提出复活槐书，并要求对槐书的节目、内容、唱腔等进行变革，以跟上时代的步伐，用句时髦的话说叫“与时俱进”。新野县文化馆馆员曹宝泉同志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根据本县上庄公社一个插队女知识青年破除陋习与当地一位饲养员结婚的故事素材，创作了一个槐书剧本《爱田新歌》。同时曹宝泉又对槐书简单的曲调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使唱腔更加丰富，更加便于人们接受。加上剧本内容与现实生活比较贴近，因此槐书《爱田新歌》1977年参加原南阳地区文艺会演一炮打响，后来赴省里参演，得到省领导的高度评价。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给文艺界带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槐书作为传统的民间曲种又重新登上了舞台得到发扬光大。1984年后，曹宝泉同志对槐书的演唱形式又进行了更大胆的改革，他把槐书的二人对唱形式改为三人或多人演唱，赋予新野槐树以新的内涵。同时他又吸收借鉴了其他曲种的音乐特点，并加以乐队的伴奏，改新了传统的唱腔，使槐书更加受到群众的欢迎。

主要价值

如今的新野槐书演唱，就是在传统演唱形式上经过改进过的。演员一旦进入角色，就给观众带来了直观的形象感，加深了观众对剧情的理解，浅显易懂，寓教于乐。

新野槐书表演有单口演唱或双口对唱，很少有道白，即便是有道白也多以板白和垛板代之，前奏和过门中加鼓锣伴奏。槐书表演唱腔属两段体曲体结构，有起腔、随腔和落腔之分。这是新野槐书唱腔的主要特点。

古老的传统文化融进了现代社会的文明，使槐书这一民间曲艺绽放出鲜活的色彩。今天，这一曲艺瑰宝正在百里沃野的城镇乡村潜滋暗长。枯木逢春的新野槐书，伴随着耍猴艺人的足迹，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释放出更加诱人的魅力

濒危状态

目前，新野县槐书曲艺队以唱腔别致清新，调门独特优美的演出方式，活跃于全国各地，受到群众的喜爱，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也为发掘保护民间艺术作出了贡献。

据介绍，作为全国稀有曲种——“新野槐书”被确定为南阳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该县加大了对该剧种的保护力度。

槐书起源于新野。在当地，有在村庄大槐树下给乡亲们演唱的习俗，久而久之，人们称它为“槐书”，即槐树底下说书之意。表演时，演员与受驯动物猴、狗、山羊等配合，男女主角边跳舞、边口噙两片槐叶演唱台词，被有关专家誉为“华夏独曲”。

近年来，新野县对濒临灭绝的“槐书”进行大力抢救，新创作的《新野县城新面貌》等10多个新剧，让人耳目一新。

槐书的演唱通俗易懂，极富情趣，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槐书仅在南阳流传，有独特的地域特点。在南阳，槐书艺人集中在新野，其它县、市艺人很少，就是有，也都是跟新野槐书艺人学来的。因此，人们把槐书称为“新野槐书”，有关专家又把新野槐书誉为“华夏独曲”。

槐书的基本曲调只有四个乐句，[垛子句]是叙事的主要载体，伴奏乐器为一只小锣和一只堂鼓，艺人演出一般为一至二人。清朝末期，槐书艺人以演唱槐书的形式发动民众参加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几近灭绝。上世纪六十年代，新野艺人汝新和，外号“汝和尚”传有《打蛮船》、《叉衙门》等十多个曲目，使该曲种得以流传。改革开放后，新野县整理排演了《叉衙门》、《双育苗》等20多个传统节目。后来又创作排演了《爱我中华》、《削价姑娘》、《上夜校》等10多个新剧，再加上各地艺人移植和自编自演的节目，最多不超过40个节目，但演唱艺人很少。可以说，南阳槐书已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主要艺人

对于槐书艺人，大家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汝新和、曹献珍、田振荣、吕成敏等艺人，但也都是从有关资料中知道的，不要说观看他们的演出，就连面也未见过。但我毕竟还是幸运的，有幸的认识了一位槐书艺人，还听过他演唱的几个节目。

曹中新，一个以演唱槐书为生的流浪艺人。

代表作品

《打蛮船》、《叉衙门》、《爱我中华》、《削价姑娘》、《上夜校》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