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四位元代杂剧作家）-趣爱秀

名称来历

“元曲四大家”一般指元代的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杂剧作家。但“元曲四大家”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历代关于“四大家”排列次序的认识略有差别。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关、郑、白、马，一新创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序中以四人并称，但并没有称之为“四大家”。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沿袭此说，次序略有调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称：“元人乐府称关、马、郑、白为四大家。”明王骥德《曲律》认为：“世称曲手，必曰关、郑、白、马。”明沈德符《顾曲杂方》云：“元人以郑、马、关、白为四大家。”清末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评价：“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事实上，元代杂剧作家辈出，各有特色。王骥德《曲律》中也提到：“胜国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清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关、乔、郑、白”之说。他们在元代杂剧和散曲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分别代表了元曲不同的风格特征。关汉卿风格质朴自然，为本色派之首；马致远风格典雅清丽；王实甫风格清俊典雅，为文采派之始；郑光祖工于雅正；白朴豪放俊逸。

关汉卿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是元代著名的戏剧大师。生卒年不详，元代杂剧作家。关于关汉卿的籍贯，

有大都（今北京市）（《录鬼簿》）、解州（在今山西运城）（《元史类编》卷三十六）、祁州（在今河北）（《祁州志》卷八）等不同说法。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珠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关汉卿生平事迹不详，根据零碎的资料来看，他是金末元初人，活跃于约1210年至约1300年（元成宗大德）间。主要在大都（今北京）附近活动，也曾到过汴梁、临安（今杭州）等地。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一生写了60多种，今存18种，最著名的有《窦娥冤》；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

关汉卿塑造的“我是一颗捶不扁、炒不爆、砸不碎、煮不透响当当一颗铜豌豆”的形象也广为人称。水星上有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

关汉卿从小生活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由于金代的山西南部地区戏曲活动一直很盛，即使在金代末年也未减弱，故关汉卿从小即受到戏剧的熏染，渐而参加戏曲班社的活动，因此在金王朝灭亡之前，他已经成为一个较成熟的戏剧作家了。

元灭金后，定都大都（今北京市），关汉卿来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在这里专事戏剧活动。由于他写了一个名叫《伊尹扶汤》的剧本，经过认真排演后，拿到宫廷献演，得到了皇帝和官员们的称赞，关汉卿由此声名大振。

关汉卿以他的多才多艺，成为当时戏剧界的领袖。他一生共写了六十多个剧本，还有不少散曲和套曲，至今仍有他的十七个剧本和一百多首散曲流传下来。这十七个剧本是：《温太真玉镜台》《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感天动地窦娥冤》《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佳人拜月亭》《关大王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山神庙裴度还带》《邓夫人苦痛器存孝》《状元堂陈母教子》《刘夫人庆赏五侯宴》《钱大尹智勘徘衣梦》。

关汉卿的散曲全收在《金元散曲》中。

在关汉卿的剧作中，《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是他的优秀代表作。

郑光祖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

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齐名，号称元代四大杂剧家之一。

有关郑光祖的生平事迹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从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场诸公很瞧不起他。可以想见，他的官场生活是很艰难的。杭州的美丽风景，和那里的伶人歌女，不断地触发着他的感情，他本来颇具文学才情，使他开始了杂剧创作。

据文学戏剧界的学者考证，郑光祖一生写过18种杂剧剧本，全部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慑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

从这些保留的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剧目主要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这说明，在选择主题方面，他不像关汉卿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他的剧目主题离现实较远。他写剧本，大多是艺术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

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剧本中，《迷青琐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剧本以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为素材，其大致情节是：秀才王文举与倩女指腹为婚，王文举不幸父母早亡，倩女之母遂有悔约的打算，借口只有王文举得了进士之后才能成婚，想赖掉这门婚事。不料倩女却十分忠实于爱情，就在王文举赴京应试，与倩女柳亭相别之后，由于思念王文举，倩女的魂魄便离了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奔赴京城。而王文举却不知是倩女的魂魄与他在一起，还以为倩女本人同他一起赴京。因此，当他状元及第三年后，准备从京城启程赴官，顺便打道去探望岳母，便先修书一封告知倩女的父母，王文举偕同倩女魂魄来到了倩女身边，魂魄与身体又合一，一对恩爱夫妻得到团圆。

全剧集中刻画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贞于爱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决不轻易任人摆布。当她的母亲想要悔约，要她与王文举兄妹相称时，她便一眼看穿了母亲的用意，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倩女的魂魄离开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赴京路上，王文举以为倩女本人奔来，先是说怕倩女的母亲知道，劝她回去，情女果敢地说：“他若是赶上咱，待怎样？常言道，做着不怕！”王文举劝阻行不通，使用礼教来教训她，说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倩女更坚定地说：“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鄙视。

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一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感情真挚热烈的少女形象，因而使这一剧堪与《西厢记》相媲美。也正由于此，使郑光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郑光祖的历史剧，似乎不及他的爱情剧引人人胜，但是，他在描写人物内心活动方面，还是独具一格。

《王荣登楼》虽然在剧情、结构方面无甚可取，但词曲工丽，对人物心境的描写却颇具匠心。明人何良俊认为郑光祖元曲，当在关汉卿、马致远、白朴之上，他说；“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岂作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刘大杰也说，这些曲词，“表现出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情感的真挚，意象的高远，语言的俊朗，能与人物当时的心境相映衬。”

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贡献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火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除了杂剧外，郑光祖还写过一些曲词，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这些散曲的内容，包括对陶渊明的歌颂，即景抒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江南荷塘山色的描绘。无论写景抒情，都是清新流畅，婉转妩媚，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

同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尽管他们的作品数世纪来为人传诵，但他们本人的身世却鲜为人知。郑光祖也是这样，他默默地在艺术园地耕耘，把他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民众，而又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马致远

马致远生于公元1250年，约卒于公元1321年，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以字行于世，名不详。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作品以反映退隐山林的田园题材为多，风格兼有豪放、清逸的特点。有描述王昭君传说的《汉宫秋》以及《任风子》等。《汉宫秋》被后人称做元曲的最佳杰作。作品收入《东篱乐府》。与关汉卿，白仁甫，郑光祖等人并称元曲四大家。

他少年时追求功名，未能得志。曾参加元贞书会，与李时中、红字李二、花李郎等合写《黄粱梦》杂剧。明初贾仲明为他写的《凌波仙》吊词，说他是“万花丛里马神仙”。元人称道士做神仙，他实际是当时在北方流行的全真教的信徒。《录鬼簿》说他曾“任江浙行省务官”。晚年退隐田园，过着“酒中仙、尘外客、林间友”的生活。他的逃避现实的厌世的态度大大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作品除散曲外，今存杂剧《汉宫秋》、《青衫泪》、《荐福碑》等七种。

马致远着有杂剧十六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七种。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数17套。其杂剧内容以神化道士为主，剧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贾仲明在诗中说：“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姓名香贯满梨园”。

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失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在职的时间大概也并不长。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渐渐心灰意懒，一面怀着满腹牢骚，一面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中求解脱。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民间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造。

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

《汉宫秋》也许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马致远的基本人生态度，要么是在元朝统治下积极求取功名，要么是视一切价值标准为空幻，所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是不适当的。这个剧本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战争中个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压迫下曾以公主和亲，宋亡后后妃宫女都被掳去北方，这些当代史实都会给作者以较深的感受。而《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主要人物是汉元帝，剧中写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爱的女人，那么，个人被命运所主宰、为历史的巨大变化所颠簸的这一内在情绪，也就表现得更强烈了。事实上，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也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当臣下以“女色败国”的理由劝汉元帝舍弃昭君时，他忿忿地说：“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桥送别时，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儿出外也摇装。”对夫妻恩爱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惊梦”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

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中多处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如：“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

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个剧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宿命的人生观，也反映出当代许多文人在社会地位极端低落的处境下的苦闷。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造成戏剧纠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种自我陶醉。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

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大抵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包括《汉宫秋》这样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内，剧中人物往往游离戏剧冲突，作大段的抒情，这常常是作者在借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岳阳楼》中吕洞宾所唱《贺新郎》一曲：

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

这实际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写过多次的一种人生感受。

如上所述，马致远大多数杂剧的戏剧效果不是很强的。前人对他的杂剧评价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所抒发的人生情绪容易引起旧时代文人的共鸣，再就是语言艺术的高超。马致远杂剧的语言偏于典丽，但又不像《西厢记》、《梧桐雨》那样华美，而是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如《汉宫秋》中写“惊雁”的一支《尧民歌》：

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作品风格

豪放中显其飘逸、沉郁中见通脱之风格

马致远杂剧的语言清丽，善于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

马致远的散曲。扩大题材领域，提高艺术意境。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备

词采清朗俊雅，而不浓艳，《太和正音谱》评为「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两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白朴

白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

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在世，此后行踪不详。祖籍（阝奥）州（今山西河曲县），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杂剧家。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白华为金宣宗三年（1215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仲父白贲为金章宗泰和间进土，曾做过县令，叔父早卒，却有诗名。白家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

白朴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本应优游闲适，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遭逢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只得同家人在惊恐惶惑中苦熬光阴。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军的包围之下，位居中枢的白华，整日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无暇顾及妻儿家室。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树炮攻城，哀宗决计弃城北走归德，白华只得留家人于汴京，只身随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军纵兵大掠，城内士庶残遭杀戮，财富遭到空前洗劫。战争中，白朴母子相失，幸好当时元好问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来，在乱兵和饥荒中救了他的性命。四月底，元好问携带白朴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于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幕府。元好问虽也是亡国奔命之臣，生活至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姊弟犹如亲生，关怀备至。白朴为瘟疫所袭，生命垂危，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竟于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朴聪明颖悟，从小喜好读书，元好问对他悉心培养，教他读书问学之经，处世为人之理，使他幼年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白朴的父亲白华于金朝灭亡后先投南宋，做了均州提鲁。然不久，南宋均州守将也投降元朝，白华遂北投元朝。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白朴12岁时，白华偕金朝一些亡命大臣来到真定，依附在世守真定的蒙古将领史天泽门下。同年秋，元好问由冠氏返太原，路经真定，遂将白朴姊弟送归白华，使失散数年的父子得以团聚。父子相见，白华感到极大的快慰，他有一首《满庭芳·示列子新》词，表述当时的心情：“光禄他台，将军楼阁，十年一梦中间。短衣匹马，重见镇州山。内翰当年醉墨，纱笼支高阔依然。今何日，灯前儿女，飘荡喜生还”。他也十分感激元好问代为抚育儿女之恩，曾有诗谢之曰：“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

随着北方的安定，白朴父子也就在真定定居下来。从此，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写作诗赋，学习科场考试的课业。他对律赋之学颇为上进，很快即以能诗善赋而知名。其时，元好问为修撰金朝历史书籍，也常出入大都，从而往来于真定，关心着他的学业，每至其家，都要指导他治学门径，曾有诗夸赞白朴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勉励他刻苦用功，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平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

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扩大，白朴的学问更见长进。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白朴36岁。这年四月，元世祖命各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考者，以听擢用，时以河南路宣抚使入中枢的史天泽推荐白朴出仕，被他谢绝了。他既拂逆史天泽荐辟之意，自觉不便在真定久留，便于这年弃家南游，更以此表示他遁世消沉，永绝仕宦之途的决心。然而，眷妻恋子的情肠终不能割断，他也经常为自己矛盾的心情所煎逼，感到十分痛楚。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远离那车马红尘之地。他先到汉口，再入九江，41岁时曾北返真定，路经汴京。此后，再度南下，往来于九江与洞庭之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金陵定居下来。这前后，可能因为他的真定原配去世，他曾为妻丧而回到过真定，逢着这个机会，又有人建议他去朝中做官，却被他谢绝了。此后不久，他即返金陵。从此，主要在江南的杭州、扬州一带游历，直到81岁时，还重游扬州。而后，他的行踪就无从寻觅了。

白朴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却并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而今被兵火洗劫变为的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白朴游至九江，再入巴陵。九江昔日的繁华，却被一扫而光，留在他眼底的是萧条冷落，他不禁无限伤感地叹息道：“纂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至于金陵怀古，杭城“临平六朝禾黍、南宋池苑诸作，”处处抒发遗民的心情，“伤时纪乱，尽见于字里行间。”其感物伤情从笔下款款道出。

白朴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为江山异代，田园荒芜而感伤、而悲戚，但他更多地是为自己一生九患的身世伤怀。一部《天籁集》，可以说处处倾诉着他对怆凉人生的感慨。他除了用词曲表达他的意志情怀外，还写下了不少杂剧，为元代杂剧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才华。

在元代杂剧的创作中，白朴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白朴写过15种剧本，这15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唐明皇游月宫》、《韩翠颦御水流红叶》、《薛琼夕月夜银筝怨》、《汉高祖斩白蛇》、《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崔护谒浆》、《高祖归庄》、《鸳鸯间墙头马上》、《秋江风月凤凰船》、《萧翼智赚兰亭记》、《阎师道赶江江》。加上《盛世新声》著录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16本。现在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一书中。

白朴的剧作，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现存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写得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鸳鸯间墙头马上》，描写的是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名教，自择配偶的故事。前者是悲剧，写得悲哀怛侧，雄浑悲壮；后者是喜剧，写得起伏跌宕，热情奔放。这两部作品，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戏曲史上，宋、金两代已有了纯粹演故事的戏曲，但没有剧本流传下来，我们无从说清楚这些戏曲的情况。元代的杂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发展到相当娴熟的地步，为我国的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保留下来的剧作中，可知其情节曲折，主题突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剧中人物，无论是因享乐而坏江山的唐明皇，冰肌玉骨、一身娇娆之气的杨贵妃，还是爽朗果敢的闺秀李千金，都塑造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以至于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唐明皇，还可见到白朴塑造的这一形象的遗风。

与关汉卿相比，白朴的生活圈子比较局限，因此，他不可能从社会下层提炼素材，写出象关汉卿那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然而，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情意深切绵长，又是关汉卿所不及的。他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剧作的艺术成就，早已成为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研究课题。

白朴的词作，在他生前就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到明代已经残佚，字句脱误。清朝中叶，朱彝尊、洪升始为整理刊行。全集收词二百余首，除了一些应酬赠答、歌楼妓席之作外，多为伤时感怀的作品。赖有这部作品，我们才可以了解白朴的生涯。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详，天然古朴。

有关评价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在此以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作的吊词中又有“共庾、白、关老齐眉”的说法，庾指庾吉甫。这些说法表明，元曲四大家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

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各有不同。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贾仲明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却首推马致运,以为“宜列群

英之上”，而以关汉卿为“可上可下之才”。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赞郑光祖而贬低其余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清人王季烈《曲谈》中则认为“关、白、马、郑诸家”。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已为历史公认。明代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为王实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难，王骥德还提出“王、马、关、郑”说。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关、乔（吉）、郑、白”之说，但未见流行。

我国戏曲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到宋金时期渐趋成熟，元代杂剧兴盛，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姓名记载的杂剧作家就有八十余人，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杂剧创作成就，因此后人称他们为“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的说法，最早提到的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他只提及四人的姓名，还没有“四大家”的命名。到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才正式出现四大家的说法：“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对这四位元代戏曲作家的评价和排列顺序，也因人因时有不同的提法。如元代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贾仲名也称关汉卿是“驰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但是明初的朱权《太和正音谱》却推戴马致远，把关汉卿列为“可上可下之才”。现在一般认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的说法比较公允：“元代曲家，自明朝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