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380—403）字宝子，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生于公元380年，卒于公元403年，年仅23岁。他19岁时即“弱冠称仁”，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1]当时，正是爨氏统治南中的强盛时期。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实难定其为楷书或者隶书，《爨宝子碑》便是典型。我的导师徐利明先生在谈到临摹和创作之法时强调：应从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征，从内理着眼去分析点画用笔，若是碑，则要透过刀锋看笔锋，化刀法为笔法，只有这样才能形神俱得，把碑写活写雅。

简介

爨宝子任建宁太守之时，中原大地战事频仍。爨宝子审时度势，采取了对外宾服于中原王朝，对内实行平等相待、团结和睦之策，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他死后，僚属和百姓悲痛万分，特意为他刻石立碑，以求流芳百世。

书法碑文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杨旗田，今存曲靖县一中校园内。碑高5尺4寸，宽1尺8寸。碑额书“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正文13行，满行30字，共336字，字径约1寸；下列题名13行，行4字。碑额、正文、题名均为正书，前后风格一致，体在楷、隶之间。正文末行“立”字下刻有清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隶书跋六行。跋云：“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邓说不虚，“大亨四年”实为义熙元年。旧拓本无邓跋。

《爨宝子碑》的出土地云南，在东晋属“南中”之地，所居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与中原和江南相比，此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是当年的僻邑荒郡。宝子一族即为当地土著，且为大姓。其祖辈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习，他是诸葛亮南征时所降服的南中俊杰之一，事蜀后，官至领军。其后相继有爨肃仕于曹魏，爨云仕于北魏，宝子则仕东晋，且官至“建宁太守”，可见，爨氏虽为蛮族，但由于与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蜀汉之际始，便接受汉文化的薰染。而且，宝子所辖之地在汉代曾一度成为中国西南边陲的国际交通要道，是中外交通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内地频繁的交往，中土的文化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南中，其中包括文字与书法。因此，俨然汉制的《爨宝子碑》出现在南中，初看令人匪夷所思，颇生诧异，但从其历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却在情理之中。

魏晋是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转换期，主要是隶书向楷书和行书转换。这里只谈隶楷之变。在“变”的强风吹刮下，新旧书体的点画和形态均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旧体的隶书旧得不地道常有楷书的写法；另一方面，新体的楷书新得不完善，时见隶书的影子。因此，新旧杂糅，楷隶相参，是这一时期时代书风的显着特点。只不过因年代的先后和实用目的及书者书艺的不同，具体到作品中，楷隶之间的比重有异而己。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实难定其为楷书或者隶书，《爨宝子碑》便是典型。只因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此碑为隶书，以后的着述皆沿用此说。其实，我以为这未必很恰当。但既已约定俗成，也只好如此了。

那么，《爨宝子碑》为何会出现这种非楷非隶，亦楷亦隶，楷隶参半的面貌呢？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说，该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在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手写体墨书和刻铸铭文是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从时间上看，手写体墨书总要比刻铸铭文转化得早一些。春秋战国时，篆书向隶书的演变是这样，魏晋之际隶书向楷书的演变同样如此。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主要是不同的实用目的造成的。手写体墨书多用于日用文书、簿籍之类，因求简便，在赴速急就的书写过程中，用笔往往草化，并使用俗笔，从而解散旧体，产生新法。开始是少数人，后来使用的人渐多，并加以规范定型，便成新体。魏晋时，经钟繇到二王，楷书已经成熟，即新体已成，并广泛地运用于官府文书和日常生活之中，流风波及南中。虽难见实物资料，但可以推断，《爨宝子碑》前后，南中的手写体墨书当与中原、江南相仿佛，即与魏晋写经、敦煌写经以及钟王一脉书迹相似而后可。即使由于南中地处边陲，通讯远阻，其新体楷书不如中土成熟，但也不至于相差太远。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中，楷书（即使尚存隶意）已是社会各层在日用生活中的通用字体。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能作楷书是毫无疑问的。

刻铸铭文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用，或是门生故吏为其府主立碑或是子孙后嗣为其祖辈伐石，既欲昭示于众，又望传之久远。因此，为表其敬意，示其庄重，多采用古体字。这是中华民族由长期积淀而成的崇古意识在汉字书法上的反映。故尽管当时楷书新体书风炽烈，此碑却仍沿续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隶书作为正规书体。刻铸铭文在字体选择上的保守性，便约束了它向新体转换的速度，而总要比手写体墨书慢一拍。而且《爨宝子碑》前后，旧体隶书既已不再是公私往来文书的通用字体，习者日少，隶法渐趋衰微，故《爨宝子碑》的作者不善隶书，亦不言自明。

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以楷书新体之法强为旧体隶书之体，只能状其仿佛，其结果便是不伦不类，非楷非隶，处于一种“两不像”的尴尬境地，字体也就显得很不自然了。当今不谙隶法的学书者开始写隶书时，也往往以楷入隶，字形与此相类。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在“两不像”的尴尬中蕴含着深沉的艺术魅力，能给人以无限的美感，而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伦不类，除了以楷、隶拼合而成的字形外，别无他物。这种在审美上悬隔千里的差别，是由于历史、哲学、民族、心理造成的，抑或是其它？个中原委，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