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恢（1896—1972）又名绍箕。福建龙岩人。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1917年2月，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18年4月回国。1923年9月，创办《岩声》报，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闽西起义，任中共闽西特委宣传部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1929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30年，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1972年12月10日，由于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6年8月17日，邓子恢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新罗区)东肖邓厝村。兄弟姐妹8人，排行第二。邓子恢幼年就读于桐冈小学，13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十七岁入龙岩中学堂(今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丙班，受到辛亥革命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的救国思想。1915年秋加入中华革命党，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6年底以优秀的成绩毕业。1917年3月，考取公费留日，到东京东亚补习学校学习留学一年多时间，因贫病交加而辍学回国。

1918年5月回到龙岩，到母校桐冈小学任教。由于乡村学校支付的薪水很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于1918年底前往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圩堂兄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五四运动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与进步青年在龙岩白土桐冈书院组织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1926年秋，北伐军挺进赣南，解放崇义县，在杰坝圩成立国民党(左派)区党部，邓子恢任常务委员。同年12月，在大革命的风暴中，经陈赞雍介绍，于崇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赞雍和邓子恢又发展了十几个党员，成立了中共崇义县支部。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子恢被国民党通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冬，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3月4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决议，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7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闽西苏区的斗争。

1928年4月，任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负责该县北四区蛟洋农民运动。深入蚊洋一带，协助当地领导人发动蛟洋农民暴动。6月底永定暴动后，建议暴动队伍撤离县城，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他与张鼎丞一起，领导分田斗争，创造了漠南分田经验，并担任红军营党代表。7月中共闽西特委成立，担任宣传部长，并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兼任红七军第五十七团党代表。1928年7月，在永定溪南正式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任特委宣传部长;同时还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任副总指挥。

1929年3月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入闽作战。邓子恢闻讯朱毛红军已挥戈西进去了赣南，及时将闽西地区敌情变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派人星夜送到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处，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敌情决定红军入闽开辟苏区。5至6月，邓子恢组织工农暴动，配合朱毛部队进入闽西，并歼灭国民革命军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2000余人。5月23日傍晚，邓子恢在龙岩同毛泽东、朱德、陈毅首次见面。同年6月红四军攻打龙岩城后，任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不到两个月时间，龙岩、永定、上杭三县大部分土地分配完毕。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主持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7闽西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总路线，并当选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1930年3月18日，主持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并当选为主席，领导闽西人民巩固发展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还和董成荣一些战友们一起革命。当年5月，闽西地方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共3000多人正式编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闽西苏区发展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党组织发展到8个县委、53个区委、546个支部，拥有万名左右的党员;建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的鼎盛时期。

1930年7月8日，因抵制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免去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调离闽西，以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名义，派往闽中、闽东、闽南等地开展白区工作。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长。1931年12月，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指导漳浦、龙溪、云霄、平和等县土地革命和游击队发展为红军独立第三团，创建了闽南游击根据地。

1932年7月初，邓子恢随红军东路军回到龙岩。不久，前往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之职。保证了红军在反对第四、五次"围剿"中的供给。1933年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他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7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降职为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兼没收征发局工作。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

1935年4月回到闽西，组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任宣传、财政兼民运部长，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同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一起，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方针，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同闽西国民党当局达成和谈协议，实现了闽西南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8年3月1日，邓子恢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的闽西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部队北上。1939年，邓陪同新四军军长叶挺处理高敬亭问题，此后新四军离开大别山，部队进入江北地区。1939年5月5日，邓子恢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开展皖东故后游击战争。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分编成第四、第五支队，邓子恢直接指导第五支队。1939年12月初，增补邓子恢为中原局委员。1940年3月，邓子恢亲自指挥了半塔集保卫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被歼后于1月20日进行重组，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当时的淮南形势很紧张，邓子恢未立即赴军部任职，仍留在半塔集领导新四军第二师改编。1941年5月，邓子恢到军部就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5月成立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为委员。不久，邓子恢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率新四军军部巡视团到皖东北地区彭雪枫部检查和帮助工作，稳定了部队的情绪。8月11日，邓子恢兼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

1942年11月25日，淮北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撤销淮北军政党委员会，邓子恢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淮北军区政治委员，坚持并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7月25日，在豫湘桂会战河南沦陷背景下，新四军四师向路西发展恢复豫皖苏边区，开展河南抗战局面，彭雪枫率领四师主力5个团执行西进任务，邓子恢等率领两个团和地方武装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配合支援主力西进。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邓子恢为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根据中央指示，他一面将华中各部队整编为华中野战军，以内线作战迎击国民党军的进犯一面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与复查，创造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经验，开创了华中与山东、渤海地区土改新局面。1946年4月，其与曾山奔赴延安会见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讨论留守江北的新四军战略。次月，邓子恢返回淮安，并组织土地改革。全面内战爆发后，参与组织了涟水战役，12月参与组织了宿北战役，此后转入山东作战。

1946年底，华中分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邓子恢任华东局副书记，主持土改复查工作。并对组建后的华东野战军负责后援供给。1947年7月下旬，与张云逸等转移到渤海地区，组成华东局工委，以邓子恢为负责人。1948年5月9日，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领导中原财经工作走入正轨。担负了淮海战役的后勤及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8年冬率中原局机关进驻开封。此后，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领导了剿匪反霸、减租减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巩固了中原解放区。1949年5月12日，任华中局第三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改为中南军区)第二政委。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领导中南地区人民出色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项艰巨任务。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子恢就此问题进行商谈。邓子恢坚持意见，毛泽东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随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

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讲: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基本关键，主

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合作社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俭办社，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二、政策上要补课，提高合作社干部素质。要确立社内民主制度、选举制度，确立社干之间、社员之间、社员与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

1961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子恢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泽东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此外，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1972年12月10日，由于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因病在北京逝世。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其中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主要影响

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入闽

1929年2月，邓子恢和郭滴人等一起，在龙岩县中甲的一个山村里召开了龙岩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确定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陈国辉反动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方针。邓子恢向到会代表介绍了永定暴动情况和溪南区土地分配的经验。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明确了斗争方向，振奋了全体党员的革命精神。

会后不久，邓子恢以闽西特委特派员身份前往白土、大池、小池一带农村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

3月14日晚上，驻防龙岩的陈国辉旅突然在全城戒严，出动大批部队开往农民斗争比较激烈的白土等一带村庄驻防。原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来到闽西，击败了驻守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了敌旅长郭凤鸣，3月14日一举攻占长汀。陈国辉在那天晚上宣布戒严，就是为了防备龙岩地下党响应红军举行暴动。

邓子恢了解到这个情况，兴奋异常。这时，他接到省委书记罗明来信，省委任命他担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要他即日赶赴设在上杭附近的特委机关，部署响应红军入闽的群众斗争。但由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部撤到了瑞金、于都一带，红四军要前往与之会合；同时，根据前委的计划，红四军要先在赣南打开一个局面，然后再返回闽西游击，建立红色区域。

邓子恢一时难以和红军取得联系。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了闽西斗争情况，请红四军再次入闽，帮助闽西特委开展工作。

红四军前委在赣南接到了邓子恢这份报告后，决定各纵队立刻重返闽西战场。

5月19日，红四军由瑞金向闽西进发。第二天，红四军前委派宋裕和到上杭找到了邓子恢。宋裕和带来了毛泽东给特委的信件，告知红军正向龙岩前进；赣敌李文彬已经发觉红军行动，正由赣南尾追而来，企图与闽西敌军合击红四军。因此，要求邓子恢务于5月22日到蛟洋与他们见面，共商退敌之计。

邓子恢立即召集了特委紧急会议。制订了一个在闽西各县骚扰敌人的计划。特委要求各县委发动群众，在各地张贴标语，宣传红军胜利消息，破坏敌人交通、响应红军入闽。同时，要求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等县委准备实行暴动，没收地主及反革命粮食衣物，烧毁契约，宣布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成立各区革命委员会。

部署完毕，邓子恢于5月22日抵达蛟洋。这时，红四军已渡过汀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进抵距龙岩城仅30里之小池。邓子恢闻讯，立刻转赴龙岩。5月23日傍晚，见到了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长朱德并随毛泽东一起前往永定。

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几年来的斗争情况。毛泽东向他指出，要重视武装建设，尽快建立起一支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有坚强战斗力的地方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邓子恢也深感闽西武装力量薄弱，几次斗争都因经不起敌人的武装进攻而失败。他向毛泽东要求从红四军调一批有才干的军事干部和武器，加强闽西地方武装。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不久就调了邓毅刚等一批干部和武器到闽西地方红军，帮助闽西特委建设地方武装。

红四军大踏步挥戈南向，直指闽粤边境。5月25日，永定守敌不战而溃，败走上杭。张鼎丞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趁机袭击反动派，向永定冲杀。战斗结束后，红四军进驻永定。

随后，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张鼎丞任主席。毛泽东向上万名群众作了演说。在这同时，中共闽西特委布置龙岩、永定、四乡农民，在红四军帮助下发展武装斗争。红军撤走后重又退缩回龙岩城里的陈国辉残部，不敢出城一步。龙岩成了在红色区域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6月初，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决定再次袭击龙岩，继续诱敌主力从广东回援。6月3日拂晓，邓子恢与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罗荣桓率领部队与地方武装，发动了二打龙岩的战斗。守城敌军仓促应战，弃城向漳平逃窜。打开龙岩后，龙岩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邓子恢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红四军和闽西地方武装二占龙岩，使得在东江一带参加军阀混战的张贞、陈国辉大为震惊。陈国辉因为后方吃紧，率其主力沿着闽粤大道急如星火地奔返闽西。

红四军前委为了全歼陈国辉主力，命令三纵队及邓子恢领导的地方武装撤出龙岩，让开大路，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于6月10日进驻通往赣南要隘之连城新泉，待机消灭敌陈国辉在龙岩的主力。与此同时，邓子恢先行返回龙岩城郊，部署群众工作，侦察敌情，组织农民武装，准备配合红四军再次攻打龙岩。

其时，陈国辉一路顺利地返回龙岩，他以为红军不敢与之交锋，已向连城、江西退却，即在城里举行“庆功祝捷大会”，通令全体官兵放假3天，狂饮滥赌，日夜作乐。前委决定，全军从新泉出发，出敌不意再次奔袭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邓子恢率领一部地方武装，随同一纵队前进。

经过一个上午的激烈战斗，除陈国辉和少数随行人员漏网外，全歼第一混成旅。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后，邓子恢领导特委和龙岩县委发动群众，清除反革命分子。

由于红四军和各县地方武装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基本上肃清了闽西敌人的主要军事力量。闽西人民从此开始了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

领导闽西土地革命

伴随着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活动，邓子恢领导中共闽西特委及各县、区党组织，迅速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浪潮波及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5县，开始形成了以上杭古田、龙岩大池、小池为中心区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这时，闽西的局面已经大体稳定，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闽西特委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的纲领。这个纲领主要有四部分：一、根据一年前永定溪南区土地分配的经验，制订了闽西实行土地分配的政策和办法。二、建立一支地方武装，县一级成立赤卫军，区乡建立赤卫队和少先队。三、在红色区域内肃清反革命，收缴地主武装，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四、建立各级临时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同时广泛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闽西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按照邓子恢起草发布的这一斗争纲领，在红四军的帮助支持下，迅速领导人民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掀起了以没收分配地主的粮食、土地、焚毁田契、借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龙岩、永定、上杭三县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

1929年7月20日，中共闽西特委根据前委的意见，向各地发出通知，确定7月中旬在上杭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制订党的方针和任务，选举新的特委，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对大会的领导，红四军前委派毛泽东、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同志出席大会，代表前委指导会议。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组织到会的代表会前用了一周时间，对闽西的土地、政治、群众武装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代表们推举邓子恢等五人为大会主席团。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闽西从大革命以来各个战斗历程。指出闽西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冲破了白色恐怖，胜利地进行了种种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发动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农民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在革命低潮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等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赞扬闽西党组织在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他指出，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坚持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在会议期间，邓子恢根据代表们的讨论意见，为大会起草各种决议。其中他执笔起草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是大会最重要的文件。内容分为“闽西斗争的前途”、“闽西过去斗争经验”和“党的任务”三大部分。

邓子恢在这个文件里，分析了闽西形势以及主客观条件之后，指出闽西党组织在目前阶段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其主要任务是：(一)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二)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三)实行土地革命；(四)建立苏维埃政权；(五)扩大工农武装。而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邓子恢起草的这份决议案，经过毛泽东修订之后，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除此以外，邓子恢还领导制订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等文件。其中《土地问题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的另外一项重要决策。这个文件是继《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之后又一份土地革命纲领，它正确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状况，纠正了过去土地分配中的若干偏向，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这些政策，对以后闽西以及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7月25日，大会重新选举了中共闽西特委。新特委由15人组成，邓子恢继续当选为书记。

大会尚未结束，蒋介石下令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就开始了。为此，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前于7月29日闭幕，尚未完成的一些议程留待以后讨论。

同一天，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陈毅等赶到蛟洋，在文昌阁与毛泽东、邓子恢等一起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紧急会议，部署打破敌人的“会剿”。

邓子恢领导的新特委，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研究了留在闽西的一、四纵队协同作战的计划。同时，向全苏区各地作了布置，组织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进犯。

为巩固闽西苏区而斗争

为了消灭根据地内部和周围地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巩固闽西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彻底打垮敌人的“会剿”，邓子恢领导闽西特委早在7月下旬就制订了一项在长汀、上杭、武平三县交界地区的作战计划。

在红四军的支援帮助下，武装斗争的烈火不仅迅速引向闽西最边远的武平县北部地区发展，而且对上杭守敌卢新铭旅和进攻闽西的广东敌军陈维远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三省“会剿”之敌在红四军和闽西军民的反复袭扰、内外打击之下，进退维谷。

邓子恢和特委的同志们要求红四军主力部队帮助地方红军攻取上杭，拔去敌人插在闽西苏区内部的这个顽固堡垒。

9月21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3000余人，加上赤卫队、运输队、担架队，总共一万余众，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城敌军。战斗结束后，邓子恢、傅柏翠等分别率领闽西特委机关和上杭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入城，展开宣传工作，指挥部队捉拿躲藏在城里的四乡豪绅地主。随后，成立了上杭县总工会，分别建立了码头工会、工人纠察队等10多个群众组织。

10月15日至18日，邓子恢在上杭领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两个半月的工作，讨论上次代表大会遗留下来的组织、宣传、职工等问题，确定了闽西党组织新的斗争任务。会议认为，闽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1928年到现在的公开斗争，在红四军帮助下，已经建立了方圆数百里，范围包括有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6个县的红色区域，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4个县苏维埃、50多个区苏维埃、400余个乡苏维埃政权。

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共闽西一大所制订的路线和两个半月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闽西党组织目前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红色区域；(2)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建设；(3)在上杭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4)防止并纠正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剪刀差”现象，保障农民的收入；(5)培养党的干部人才。

为了贯彻上述党的任务，闽西特委还制订了《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作为闽西根据地党的主要负责人，邓子恢特别重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强调各级政府必须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他主持制订的《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决议案》充分体现了这些思想。

10月20日，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命令，率领第一、二、三纵队分别从上杭、武平、永定出发，向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图打通闽、粤、赣三省边境地区的联络。毛泽东则留在上杭，随闽西特委活动。

因敌人进攻，10月22日凌晨，邓子恢带领特委机关以及一部分伤病员，陪同毛泽东渡过汀江，向白砂镇转移。随后，他们又转移到位于闽西红色区中心地区的苏家坡。在苏家坡的日子里，邓子恢一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他把毛泽东视作师长和益友，虚心地向他学习。有一次毛泽东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子恢同志，你看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是什么？”毛泽东说，依我看，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邓子恢听了，受到很大启发。他在特委会议上，向同志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路线的意见，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执行。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患病，体质虚弱。邓子恢请来医生为他治病，并给他买了牛奶、白糖，对毛泽东的生活非常关心。

1929年11月下旬，红四军出击东江返回闽西之后，前委根据中央9月28日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并派专人来到苏家坡，迎接毛泽东返回红军主持工作。

一个月以后，邓子恢在苏家坡接到了毛泽东从古田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红军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即将离开闽西开赴赣南，通知他前去会面，研究今后的工作安排。12月29日，邓子恢赶往古田找到了毛泽东。邓子恢这时已经知道，国民党开始了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蒋介石仍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

毛泽东向邓子恢分析了敌情，认为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动向，这次“会剿”的主要目标是对付红四军。因此，前委决定红四军立即跳到敌人外线去，向赣敌金汉鼎之后方出击，迫其回援赣南，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三省“会剿”。

邓子恢向毛泽东表示，他将积极领导闽西军民配合红军主力，坚决打击来犯之敌。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四军撤离古田回师赣南，“会剿”红军之敌失去了进攻的目标。金汉鼎为了保全其江西后方阵地，开始撤离闽西。同时，福建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武力对抗的局面。

1930年1月下旬，邓子恢、邓毅刚、阮山等指挥闽西地方红军趁势收复龙岩、永定，迫使敌军退居适中一线。从此，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一个巩固发展的新时期。

建立第一个闽西工农政权

1930年2月初，闽西特委在龙岩设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向各县颁发了《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号召群众为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机关而积极行动。

与此同时，邓子恢领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工人问题决议案》等重要决议案。会议着重研究了土地问题，认为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争取广大贫苦农民投入革命，巩固红色区域。会议认为，虽然去年中共闽西一大在毛泽东指导下制订了正确的土地政策，但经过半年的实际工作，发现有一些具体问题还须进一步解决。

邓子恢领导大家认真研究了群众的这些合理意见，并对过去土地政策中某些不合理的规定作了补充修改，尽量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会议重新修订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对闽西土地分配中的遗留问题作了补充规定。

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解决了进一步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问题。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讨论并通过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还通过了有关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等项重要决议，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斗争目标。

大会选举了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郭滴人、陈正等35人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推举邓子恢为政府主席。

邓子恢担任第一届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集中主要精力领导了苏区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他根据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调集红十二军先后向漳平永福、龙岩适中一带出击，同时向武平、上杭、长汀边境地区发展，扩大红色区域。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基本消灭了闽西红色区域内的大股的民团土匪武装，解除了敌人对苏区的武力威胁，巩固了苏区红色政权。

在领导龙岩县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邓子恢发现了一个问题：还在去年夏收早稻登场的时候，农业生产虽然普遍丰收，但由于粮价猛跌，一般农民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严重影响了苏区农业经济和农副产品市场的发展。而今夏收季节又将来临，邓子恢与县委干部一起到农村调查，研究解决“谷贱伤农”的严重问题。他要求新生的闽西苏维埃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粮价暴跌，维护翻身农民的利益。经过反复调查研究，邓子恢和龙岩县委决定组织粮食调剂局，由调剂局向各地富农借款，用借得之款限价收购粮食。同时，着手筹备工农银行，发行纸币，把其中一部分货币借贷给农民，以向粮食调剂局购买平价粮食或应付急需。6月1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了由邓子恢签署的第十五号布告，指示各县立即在各区乡成立粮食调剂局，争取在夏收登场时做好调剂收购粮价的工作，提高农民购买力，繁荣市场，发展苏区经济。

1930年6月初，红四军按预定计划返回闽西，与其他兄弟部队会师。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上杭南阳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创建革命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经验。邓子恢代表特委向会议报告了闽西的工作，介绍了闽西在土地革命中创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重要原则。毛泽东和与会的同志们对于邓子恢所汇报的闽西工作经验极为重视，肯定了闽西党组织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

南阳会议期间，邓子恢根据会议讨论的内容，执笔起草了两个决议，即《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这两个决议经毛泽东修改之后，获得了会议的通过。《富农问题》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基本经验，充分肯定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同时，也指出了过去政策上的某些不足，明确规定：“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另外，还规定了其他有利于苏区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但在同时，由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倾向已经在党内逐渐增长，《富农问题》也不免受到影响，作出了“左”倾的规定。

《流氓问题》决议在分析了流氓成份的来源、阶级地位及特性之后，也提出了党对于流氓的正确策略。

南阳会议之后，毛泽东专门邀请邓子恢到长汀，向正在那里集中整编的红一军团介绍了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闽西苏区在以邓子恢为首的特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1930年上半年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建立了党的8个县委、53个区委、546个支部，拥有1万左右党员；成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形成了1926年以来闽西革命局面的全盛时期。

但是，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从而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

7月8日至20日，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福建省委代表向闽西特委布置了根据中央命令而确定的任务：“集中一切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邓子恢和张鼎丞鉴于过去的教训，开始认识并抵制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方针，在会上对于中央的指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建议先集中红二十一军消灭闽西苏区及周围地区的残匪，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地区发展。但被执行立三错误方针的同志扣上了“新右倾”的帽子。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以立三“左”倾错误思想为指导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错误地指责邓子恢主持下的闽西特委在过去的一年中，由“受四军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犯了“富农路线”右的错误，从而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邓子恢领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正确方针。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了闽西特委，撤销了邓子恢特委书记职务。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于7月15日举行了执委扩大会议，改选政府成员，邓子恢又被免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改任经济部长，兼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政治委员。同年10月，邓子恢被调离闽西，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派往沿海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从1928年至1930年，邓子恢和张鼎承等同志领导闽西人民进行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他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创立并巩固了拥有近百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在短短的时期中就能胜利地发展革命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在纵横300里的地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武装了人民和发展了群众组织， 使得这块根据地不断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轶事典故

最重闽西情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毛泽东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前不久，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为毛泽东炖汤

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毛泽东、朱德。首次见面，举止不凡的毛泽东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邓子恢与毛泽东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泽东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两个人不得不拱手告别，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46年俩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巧赊粮

1931年端午节过后，刚熬过春荒的贫苦农民，又迎来青黄不接的夏荒季节。福安溪柄这个产粮区也五谷歉收，灾荒严重，许多农民已绝粮断炊，靠野菜充饥度日。而福安国民党当局却照样横征暴敛。地主和粮行老板都把粮食贮藏起来，囤积居奇，一面抬高米价，一面从水路偷运粮食到外地卖高价。此时，邓子恢正到福安巡视，而马立峰正在学校，邓子恢了解到溪柄一带农民因交不起麦债而愁苦怨恨，便决定以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破仓分粮，救济饥民。他就和马立峰来到溪柄马厝。

乡亲们听说马立峰家里来客，晚饭后便来串门，具有丰富农民运动经验的邓子恢通过马立峰作翻译，一会儿功夫就和贫苦农民谈到一块去了，农民的斗争热情很快地被他调动起来。就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溪柄洋，各村纷纷成立农会。邓子恢从农会中挑选骨干，组织几个队伍专门对付地主粮行老板，监视这些地主资本家的举动。

一天，黎明前的时光，溪柄的街上寂无人影，只有几盏忽明忽暗的"风不动"在夜风中摇曳，农会的会员们就埋伏在当地一个最大的地主兼粮行老板家门口。过会儿，只见一个肥头胖脑的老板从大门口出来，在指手画脚地指挥雇工偷运粮食。这些人偷偷摸摸地把一袋袋的粮食运往河边，装上船，准备起运。这时，突然一声大吼:"不许把粮食运走"。农民们一拥而上，紧紧地围住运粮老板;有的还跃上大船，控制了粮仓。与此同时，其他几支农会队伍也都阻止了想外运粮食的老板地主。

清晨，东方刚透露出一丝曙光。溪柄街上就挤满了几千从附近各村赶来"买"粮的群众，很多粮行前聚集了许多农民。邓子恢一面指挥大家扣住了粮船，一面派农会会员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坏人的捣乱破坏，并派农会骨干代表与地主谈判，要求冻结米价，实行平粜。接着，以农会名义在溪柄街上公开贴出通告，规定米价。

粮船被扣留下了，米价也冻结了，可是农民手里一元钱也没有，还是弄不到米。邓子恢、马立峰与农会会员研究后，进一步发动农民向地主粮行老板进行赊米的斗争。告诉农民:为管多少钱一斗，先赊下来再说。有些农民当心地主不肯，邓子恢引导说:"怎么不行，拖债、扣粮船、封河道、办平粜都胜利了。赊米还有什么办不到?"有些农民说这样干没良心。邓子恢继续引导说:"什么叫良心?地主老板向我们收租逼债时给你讲良心了吗?"这样，农会便选出十几人组织了平粜委员会，找地主老板谈判。

代表们与地主和粮行老板谈判，要求赊借粮食。地主粮行老板怒火中烧，气汹汹地说:"你们要共产吗?"坚决不答应农民的要求。

"不行也得行，你存粮，让我们饿死呀!"

"好说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动手了"

这时粮仓外边挤满农民。有的提着麻袋，有的挑着箩筐，准备动手打开粮仓。老板娘

见势不妙，吓坏了，赶紧叫老板同意农民的要求。地主老板们在觉醒的斗争农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骄横霸道，乖乖地答应平粜委员会提出的条件。晌午时分，平粜委员会代表统计了几个大粮仓的粮食，开始分粮。每个仓库的粮食都被分得一干二净。农民们扛着粮食诙谐地说:"这叫老虎借猪，有去无还"，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各村去了。这场斗争，名义上叫赊粮，实际是分粮。它的胜利，鼓舞了溪柄一带农民的斗志，于是先后有一两万人卷入了这个斗争的浪潮中去。

坐车学问

"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

洛阳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陈毅、邓子恢一行就风尘仆仆驱车进入这座古城。他们在陈赓的陪同下，视察了攻克洛阳时战斗最激烈的战地现场，然后听取了刚到任的洛阳市委书记周季方、市长杨少桥汇报的城市接管的有关情况。

邓子恢特别关心城市交通问题，尤其是黄包车问题。因为在旧中国，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一般城市都没有公共汽车或电车，黄包车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轻便

灵活，遍布市区的各个角落。这种人拉人的卖苦力的社会现象，对于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来说，无疑很不习惯，也很不理解，甚至无法容忍。如何对待和处理黄包车问题，不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政策性很强。邓子恢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担任市长的杨少桥如实汇报:"我们进城后，老百姓不摸共产党的底，不敢再坐黄包车。我们的干部怕犯错误更不敢坐，怕群众说共产党的干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经过讨论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黄包车是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坐，我们干部应带头坐。我是新市长，第一个坐，还特意在大街上绕道而行。这样，黄包车就重新活跃在街头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复正常。"邓子恢听了杨少桥的汇报后，点头称好，特别是对市长能带头坐黄包车大为赞扬。他乐呵呵地对洛阳市的领导说:"你们做得很好，很好!我们进入城市，首先要让群众有饭吃，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让群众了解我们人民政府是为群众办事的。这样，敌人散布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并赢得市民的信任，社会才能稳定，人政权才能巩固。"

1948年10月，中原地区的另两座重镇郑州、开封宣告解放。邓子恢调兵遣将，着手接管郑州和开封的工作。开封市内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黄包车。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战士看不惯这种人拉人的黄包车，感情上通不过。他们认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太不平等，想取消这个行业，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规定干部不得乘坐黄包车，并说明坐黄包车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不久，"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就成了一种"时尚"，而且传遍开封城。广大市民都以革命干部为榜样，也不去乘坐黄包车了。

无数辆黄包车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大批靠拉黄包车谋生、养家糊口的车夫顿时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问题，人力车工会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上访，要求发放救济金。市民们也大为不满，尤其是对老弱病人和商人们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许多人叫苦连天，但又不敢明说。暗藏的敌对势力，则趁机煽风点火，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利用市民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暗中进行破坏活动。霎时间，整个开封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谁也没有料到小小的"黄包车"事件，在开封竟引来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黄包车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对刚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革命者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作为中原解放区主管城市和财经工作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感震惊，决定亲自过问此事。

一天，他穿着军装，带了几个警卫员，大模大样地坐上黄包车，让车夫拉着他和警卫员，穿行于开封繁华的商业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邓子恢在开封带头坐黄包车穿行于繁华的市区，等于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共产党的大官坐黄包车了!"这条富有爆炸性的社会口头新闻，迅速在开封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从邓子恢带头坐黄包车出行后，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黄包车风波，很快平息。黄包车行业继续开张营业。各种人力车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街小巷。黄包车车夫为广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务的同时，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访告状、要求救济。市民们出行和商业往来的交通运输车辆有了保障，城市商业又恢复了繁荣景象。敌人散布的共产党"要共产、要取消商业"的谎言不攻自破。开封出现的黄包车风波，对共产党、解放军接管城市的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处事稳健、富有魄力的邓子恢，在这场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包产到户

中国共产党的七千人大会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得到逐步调整。在农村，由原来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后，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于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种形式进行支持和引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

1962年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邓子恢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统一起来，都在生产队，使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邓子恢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不同意把单独干活等同与单干，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在196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人际关系

妻子：陈兰

子女：邓淮生、邓湖生（1944年夭折与战火之中）、邓汉生、邓建生、邓小莲、邓小燕、邓小兰。

历史评价

邓子恢同志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

后世纪念

邓子恢纪念馆，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中心小学内，系利用革命旧址白土桐冈书院设立的名人专题纪念馆。1987年，利用东肖镇桐冈书院设立了占地面积300平方米的邓子恢纪念馆，大厅正中安放着邓子恢塑像，分为8个展区，展出图片96幅、文物76件。

桐冈书院建于清同治年间，坐北朝南，为一院二厢房土木构平房建筑，占地面积1050平方米。1921年春，邓子恢、陈明、章独奇等在此举办进步读书会"奇山书社"。1923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办闽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岩声》报，对闽西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馆分8个部分展示了邓子恢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在农业合化方面所从事的革命实践和重要贡献，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农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指导意义。2001年6月，邓子恢纪念馆被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列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邓子恢纪念馆展出图片120幅、文物85件、展线1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