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在叙利亚阿勒颇为法国军队侦破一起内部案件后,搭乘托罗斯快车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打算从那里转车回欧洲。在车厢中,除了波洛外,只有两位英国旅客,一个是驻印度的英军军官,另一个则是位面容端庄的小姐,这两名乘客似乎非常熟络,互称对方为阿巴思诺特上校和玛丽·德贝纳姆小姐。
列车抵达伊斯坦布尔后,波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托卡良旅馆遇到旧友——国际客车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二人在餐厅中共进晚餐时,邻桌的美国人雷切特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眼睛里始终透露着凶狠、邪恶的气息。而更奇怪的是,似乎全世界的人都选在那一夜出行,原本铺位一向宽裕的豪华列车竟一票难求。急于返回英国却买不到车票的波洛,在布克先生的帮助下挤上了列车。
第二天中午,来到餐车的波洛,依照习惯开始观察起车厢里的旅客: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意大利人,瘦小端庄、佣人模样的英国人,一个大个子、像是旅行推销员的美国人,一板一眼的俄罗斯老贵妇以及侍者,来自匈牙利的大使夫妇,还有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等人。车厢另一头则坐着麦奎因和他的雇主雷切特。餐车散席后,旅客们陆陆续续地离开。就在这时,雷切特突然凑了上来。来人已经得知波洛身份,他直言自己的生命正受到威胁,希望能够雇佣波洛来保护自己。波洛不为所动。
当天夜里,列车抵达贝尔格莱德,加挂上车厢。布克先生让出一号包厢给波洛,自己则搬到二等车,波洛接受他的好意,搬进雷切特隔壁的包厢。当天深夜,睡梦中的波洛被一声哀嚎惊醒。同时,由于遭遇暴风雪,列车被积雪困在温科夫齐和布洛德之间动弹不得。深陷积雪的车厢内,雷切特死在了他的包厢,他被刺了十二刀,可包厢的门却是反锁着的。随着调查的深入,案情似乎更加扑朔迷离,波洛想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许多其他小说一样,《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建立在一个真实事件的基础上,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林德伯格绑架案。著名美国飞行员林德伯格是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人。
1932年3月1日晚,绑匪从他位于新泽西的豪宅中绑走了他20个月大的儿子,并索赎金五万美元。尽管付出了赎金,11天后小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尸体还是在离家不远的灌木丛中被发现。保姆贝蒂·格罗与其男友受到调查,但后来被证明是清白的。女佣薇奥莱特·夏普因证词含糊也被怀疑,她选择了自杀而不是说出实情,实情是:她与几个男人有染而且案发当晚在一家地下酒吧鬼混。
两年后,警方终于发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纽约木匠豪普曼。豪普曼是一名非法移民,犯有前科,并且还有若干不利证据指向他,尤其是在他家车库发现了部分被记下号码的赎金。在法庭上,证据被一一出示,七个笔迹专家认为豪普曼的笔迹与勒索赎金纸条上的笔迹相符;绑匪用来爬上婴儿室窗口的梯子上的木料有的来自豪普曼家附近一棵松树,有的来自他家的地板;另外还有人看到他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出现在林德伯格家附近;据交付赎金的中间人指认,豪普曼就是收赎金的那个有德国口音的人;当然,最有力的证据是那些赎金本身,事实上,豪普曼就是因为使用这些钱才被发现的,而且尽管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大萧条时期却过着与其收入不符的优越生活。
豪普曼否认对他的指控,辩称这些钱是一个皮货商留在他家的,那人已经死在德国;他的妻子证明案发当晚他在家里没有外出;他的辩护律师则指责警方伪造证据。有些人认为孩子是在从窗口掉下来意外身亡的,但法官告诉陪审团,即使如此也不能改变恶性谋杀的性质。经过11小时的讨论,陪审团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罪名成立。豪普曼始终拒绝认罪,上诉被驳回后,1936年4月他被送上了电椅。
豪普曼被处死后,有关此事的议论依然未平息。有些人认为他是无辜的,因为他拒绝了坦白以换取终身监禁的提议;有些人认为那个皮货商才是真凶;还有人甚至认为是林德伯格自己或者他妻子的姐姐杀死了孩子;而豪普曼的妻子安娜则至死都在呼吁还她丈夫清白。
显然,这件轰动一时的绑架案给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灵感,《东方快车谋杀案》与其相似之处一目了然:小说开始就是美国著名飞行员阿姆斯特朗的小女儿戴西被绑架并撕票,几个月后,绑匪被抓获,但其中的头目卡塞蒂却凭借着金钱的力量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戴西怀孕的母亲悲伤过度而死,父亲因而自杀,家里的一个女佣也因无辜受到怀疑而自杀。几年后,在伊斯坦布尔开往加来的东方快车上,一个叫雷切特的人被刺了十二刀身亡,作为旅客一员的波洛开始了调查……
1932年的林白绑架案触动了阿加莎的创作灵感。然而,更重要的是触动了她关于正义、关于尊严、关于复仇正当性的多重联想。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犯罪嫌疑人卡塞蒂被抓获,很快进入案件审理阶段。然而在作者笔下,整个事件出现了另一种表达:首先,案件之外再添几条人命。黛西已有身孕的母亲悲伤过度去世,阿姆斯特朗本人无法接受种种残酷,在绝望中弃世。家中的一个女佣,也因无辜受到怀疑而自杀。
其次,残忍的真凶卡塞蒂最终未被定罪,因为金钱搞定了一切。第三,便是出现在东方快车上的离奇命案。十二名旅客正好是英美法庭陪审团的人数,他们代替法律行事,朝卡塞蒂身上一人捅了一刀,作为造成阿姆斯特朗家庭毁灭性悲剧的凶手的惩处。这样的复仇让这个模式化故事引出系列可以让人不停探究的主题:私刑是否可以作为法律缺位的替代手段,仪式化的私刑是否提升了私刑的正义性,而集体行凶是否减轻了个体的邪恶感。
叙事视角
小说通篇以第三人称叙事,看似完全是叙述者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在故事外进行的隐身式叙述。但在叙事的初始阶段,叙述者便跳出文本之外,表明了他是在整个事件发生后对其进行的总结叙述。“往后他将想起这一景象。”就这一句话就可以证明叙述者倒叙性的叙事性质。阿加莎实际上是采取将叙述者的视角位移至小说中人物视角的办法,掩盖了叙述者全知全能的聚焦空间。通篇来看,叙述者的聚集范围基本在波洛的判断范围之内。
实际上达到的效果是通过将波洛作为一种叙述者的方法拉近了叙述接受者同他的距离,尽管故事是由第三人称来叙述的,事件却是透过波洛的眼光去看的,并通过他的脑子思考和聚焦。叙述者运用权力自限来完成了叙事聚焦的转变。小说虽然通篇运用第三人称叙事,实质上,其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同于第一人称的叙事,只有这样,为叙述接受者提供有限的资料才成为可能。阿加莎之所以没有直接选择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是为后面跳角的使用留有余地。在静坐思考的部分,叙述者为我们分别展示了波洛、布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医生的意识流思考过程,只有叙述者使用仅管是假性的全知视角,才能实现人物间限知视角的随意转化。
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波洛有着远超常人的近乎愚昧的固执,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处事原则。小说中他反复强调:案情一旦有他插手,绝不半途而废,直至查出事情的真相为止。因为事情的真相几乎是他的最高信仰。在他的思想中法律和真相近乎于他本身,但随着案情逐步抽丝剥茧,真正的真相呈现在他的眼前——小说中唯一的死者,其实是个恶名昭彰的职业绑匪。而这个绑匪却在犯案后改名换姓,靠着到手的巨额赎金舒舒服服过日子,直到被复仇者杀死。
真相大白以后,本应代表法理的波洛却没有做出符合法律预期的裁决,反而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从容放过了凶手。本应将对恶棍复仇的凶手们送进警察局的大侦探,将强烈正义感化作了浓浓柔情。可他心中的冲突却显而易见,将其潜藏在心中的人性揭露无疑,但又对自己的失职无法介怀。作为法律的代言人,波洛在做出最终决定的那一瞬间,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名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米勒,1890年9月15日出生于英国德文郡托基。1920年,她出版了首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29年,《罗杰疑案》的出版一举奠定了阿加莎在侦探文学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之后,她又陆续出版了《东方快车谋杀案》《ABC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无人生还》《阳光下的罪恶》等作品。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舞台剧《捕鼠器》,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演场次排行靠前的剧目。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生涯持续了五十余年,总共创作了八十多部侦探小说。她的作品热销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量突破二十亿册。她创造的小胡子侦探波洛和老处女侦探马普尔小姐为读者津津乐道。1976年1月12日,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于英国牛津郡沃灵福德家中。
美国侦探、意大利司机、俄罗斯公主、德国侍女、瑞典妇女……看似不搭界的12名乘客被卷入了这起离奇的富商死亡事件中。实际上,鱼龙混杂的人物身份、旅程沿途的异国情调,如同虚构的天然土壤,装载着奇遇和历险、谋杀与逃亡。在阿加莎的这部作品中,层层剥茧之后展露出的不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复仇故事,还有法理困境中的复杂人性。——《中国新闻周刊》
《东方快车谋杀案》在悬疑的外表包裹下,始终是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对我来说,当我再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仍然被故事中的热情和古典的主题所打动,让我对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充满热情。——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导演肯尼思·布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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