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长（俄国作家普希金创作的短篇小说）-趣爱秀

作品简介

《驿站长》中作者以伊凡•披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叙述了驿站长萨姆松•维林辛酸悲惨的一生，小说描述了一个名叫萨姆逊•威林的驿站长的苦难身世。他终身就职于驿站，倍受欺凌和辱骂。因早年失伴，他与女儿杜妮亚相依为命，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但不幸的人难免不幸。一个名叫明斯基的青年军官路过此站并深深爱上了杜妮亚。他旋展妙计，骗走了杜妮亚。老威林得知后痛不欲生，四处寻女，结果遭到拒绝，只得含泪而归。老年失女的驿站长回家后生活孤寂不堪，便借酒浇愁，最后死于愁中愁。

小说通过别尔金的三次经过驿站的所见所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人物”故事。“我”第一次在风雪中来到一个偏僻的驿站时，遇到了驿站长和他活泼美丽的女儿杜尼娅，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单调但也其乐融融。当“我”第二次在风雪中来到该释站时，驿站长变得衰老，絮絮叨叨的诉说他的女儿杜妮娅被一个骠骑兵骗走了的经过。而最后“我”经过此地时，驿站长已经死了。“我”站在驿站长的坟前，给了带路的小男孩几个钱。那小男孩说，几年前有一个官家少妇带着两个小少爷在这坟前哭了一场，给了带路的他好多钱。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普希金在小说中深刻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现实,批判了等级观念和世俗偏见的恶习,并表达了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

创作背景

19世纪30年代，俄国经历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起义，卫国战争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十二月党人革命起义促发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此时俄国的社会体制极其落后，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沙皇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企图在思想上控制民众的反叛，比如尼古拉一世提出所谓的“正统国民精神论”，颂扬俄国“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企图用宗教来遏制人们的反叛倾向。

但西方的启蒙思想和先进制度还是不可遏制地冲击着俄国的传统体制和文化观念。普希金和19世纪的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徘徊在西方先进文化和俄国的宗法制文明之间。他热爱人民和传统文化，也深知传统文化和宗教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西方启蒙文化对人们思想和思维习惯的冲击。西方文化对于19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强烈的个体意识激励着人们追求个人幸福，但对个性和自我的过分追寻却导致人们私欲的膨胀，引发家庭和伦理的悲剧。在普希金看来，《驿站长》中杜尼亚对爱情的追求是时代的产物。

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人民生活不安定，因此应时代的特征，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而普希金的《驿站长》成为此类文学创作的开端。

角色介绍

驿站长维林

驿站长是个社会地位低微，下层贫苦的老人，他的生活充满着屈辱和苦难，他的唯一安慰和幸福就是有一个聪敏、活泼的女儿，他与女儿相依为命。老站长对女儿深深的爱远比一般的父爱要丰富的多，他的妻子死很早，仅留下这个人见人爱的女儿，又懂事、又伶俐，象她过世的母亲，老站长是那么地依赖自己的女儿。女儿杜尼娅是他孤独生命中的唯一慰藉，把杜尼娅带走了就等于带走了他的一切，带走了他的生命。

处社会金字塔的较底端，虽然不像最低层的农奴阶级那样饱受压榨摧残，但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也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性格。小人物老驿站长生活境况悲惨，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里，他不得对“有来头”的大人物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反抗的奴性心理，生怕会有不周到。他的唯一安慰与幸福就是他聪敏、活泼的女儿。老站长对女儿的爱远比一般的父爱要丰富得多，他的妻子死得早，仅留下这个人见人爱的女儿，又懂事、又伶俐，还能打理好家里的上上下下，老站长是多么依赖自己的女儿。因为美丽乖巧的女儿杜尼娅的存在，父女俩的日子虽然清苦、落寞但并不乏欢乐。

杜尼娅

文章中的杜尼娅，美丽善良，善解人意，是爱与美的结合体，是主人公维林的幸福和希望。她勤劳能干，能把家里的事料理的井井有条，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能做到如此地步，着实体现了她的能干。同时，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听话，文章中表现在当明斯基自告奋勇顺道送她到教堂时，她不是很兴奋的立即答应，而是退疑未定的站着等待父亲的态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父亲的爱和依靠。当父亲答应后，才顺从的上了明斯基的马车。十四岁正值青春期情窦初开的少女没有反抗的随着明斯基一直往更远的地方走了。

骠骑兵明斯基

明斯基是上流社会的公子，家庭富裕且有威望，他青春快活，俏皮健谈，聪明机智，巧于“谋爱”。他为得到杜尼娅，使些生病的小伎俩，后来与驿站长父女短暂的交流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喜爱。并在老驿站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带走杜尼娅，不顾老驿站长失去爱女的痛苦之情，这是现实社会赋予明斯基的特权。但要那个社会承认一个贵族青年对于一个平民少女的爱情，却也不是易事。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直接叙述,以访问记的形式构成。故事中的“我”,既是驿站长的老友,又是读者的新朋,这样,不仅给人以亲切感,而且还沟通了主人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得以心灵交流,互为关照。小说一开始,造访者并没有急于讲故事,而是开宗明义地为驿站长——“一个真正的、十四品的受苦受难者”作了声辩。强烈指责了社会的不公平,指出其罪过不在于小小的驿站长,而在于社会的恶势力。

接着,作者就以自己的关于驿站长威林的故事来引以为证。然而,普希金既不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迎合读者,也不拘泥于简单的证明,而是力求通过艺术手段来使这个建立在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故事达到艺术真实,从而深刻再现主人公的苦难身世,并以此打动读者,唤起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驿站长》无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它标志了普希金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从诗歌向散文过渡的胜利完成。

小说情节简单,集中凝炼,通篇没有丝毫多余的描写。作者把自己三次造访威林的所见所闻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并加以精心剪辑,从而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驿站长的身世录。对三次造访的不同见闻,普希金并未作平均描写,而是有轻有重,主次分明。例如,第一次见闻,作者用经济的笔墨重点描写了老站长的爱女之情。威林为自己女儿的美貌和聪明喜乐不已,他逢人便得意洋洋地说:“她是我的女儿,她这么聪明,这么伶俐,就象她母亲一模一样”。短短的几句话便传神地表达出老站长舐犊情深的情怀。

同样,第三次见闻,作者巧妙地通过万卡之口,寥寥数语便交代出老站长的饮酒之死和父女之情。而且,读者也是以填补作者留下的空白。与之相反,普希金却对第二次见闻加以浓彩重墨,尤其是把老站长的失女之情和寻女之苦写得细腻入微,十分感人。得知心爱的女儿失走,老站长悲痛至极,带病四下寻找。苦苦哀求,换来的竟然是50卢布。老站长爱女心切,一定要见上女儿一面,但也只能是父女相见不相随。

通过寻女的描写,普希金把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黑暗背景推至读者面前,从而造成了两种社会和两种命运的强烈对比。这样,不仅加强了小说的直观效果,而且,通过对比,读者便不难看到小说中的组画“浪子回头”和驿站长老年失女的两种不同现实的反差,同时,又不得不对此作一番深思。

普希金在《驿站长》中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的刻画具有较高的独创性,他既不描写主观感受,也不追求人物的心理分析,只写客观事实,并且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展示其心理特征。例如,老站长气愤地“把钞票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又用鞋跟踩了一脚”,这一动作准确无误地传达了主人公寻女不成的悲愤心理;同样,老站长的悲伤之情又是通过“几次象杰连吉伊奇那样用衣裙拭着眼泪”的动作来体现的。这些都是普希金的妙笔。几句话,几个动作便使人物形象活动起来,加上寥寥几笔的肖像描写,一个善良温顺、逆来顺受、含垢忍辱的“小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抛弃自己的阶级限制，普希金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深深地为他们的悲惨命运而打动，这也是作者对以维林为代表的小人物形象的同情和怜悯，是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如在“我”在省长的宴会上、受到了下人的冷落，这和驿站长在接待旅客时所受的侮辱一样，让作者觉得这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地，因此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呼吁人们要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有一颗同情之心，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变成一个安定和谐，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这里，所有人民都一样而没有地位、身份的差别，人格能够得到充分的肯定，百姓相互之间理解关爱而没有压迫。

作者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在维林、杜尼娅，明斯基的悲剧里，他们每个人好像人都有过错，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又都是他们所理所应当的，也是合乎情理之中的。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从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下去分析，这几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剧，不是他们个人所为，而是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环境里，典型人物所必须做的选择，那是人性的无奈，也是时代的无奈。年轻漂亮的杜尼娅，她也想念她多年不见的老父亲，但是她却不忍心放弃自己想要得到奢侈生活，而最终她还是没有用亲情改变自己的想法，离他的父亲而去，而父亲，想要保护女儿，不想让女儿受到任何伤害，但是他却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无能为力。

在小说中作者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驿站长悲痛的境遇上，同时还让驿站长的女儿跟着明斯基走后仍然获得幸福。显然，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是超过他对当时社会罪恶的批判的。与此同时，小说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对当时迫使站长父女不能重聚的这样一个不人道的社会进行批评。

艺术特色

《驿站长》的结构是非常严整、筒洁、紧凑的。社会性主题自然地通过个人的命运获得了鲜明的体现，使人感到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驿站长》中，一次次情节的突转表明：父女之爱，思女之情，难敌贵族老爷的歧视偏见和社会专制力量及特权的摆布。在这样的社会里老人小可能有美好幸福的命运，主人公命运的突转和悲剧性结局，既是社会制度使然，又是俄罗斯底层小人物命运的真实写照。

作品只用两大部分“重复”的艺术性议论来构成情节，第一部也是演讲式议论，普希金完全站在保护者的立场上替“小人物”鸣不平。第二部分紧接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转为个别性的具体形象论证，情节很简单，仅借“我”从三次造访释站长维林的三个典型生活横断面，概括了维林苦难的一生，深挖了造成“小人物”悲剧的社会根源。作品中写“我”三次都是带着不祥的预感访问驿站的，这不仅是结构上的承上启下，更重要的是重申作家的立场观点。

第一次访问，“我”在驿站看到的维林面色红润、精神矍砾；他的女儿杜尼娅聪明、伶俐，美貌惊人。这儿是“欲抑故纵”，以短暂的“幸福感”为悲剧效果埋下了伏笔。第二次访问，维林倒叙的父女生离死别的慑人心魄的故事把情节推向高潮。这次“我”来到释站，没有见到杜尼娅，仅三四年时间维林就变成了一个脊背佝偻的衰朽老头，他声泪俱下地向“我”泣诉爱女被“浪子”明斯基拐骗走和自己四处寻女的遭遇。

维林寻女三进明斯基公馆的情节涌到了高潮的顶点。一进，维林在公馆门口被明斯基用假言搪塞过去，茫然退到街上，怒而不发；二进，他怀着见女儿一面的“侈望”再次来到公馆时，明斯基紧锁厅门拒不见客，无奈而回；三进，他抱着最后的希望闯进明斯基家中，岂料“女儿相逢不相识”，惊叫一声昏死在地，明斯基连骂带推将他赶出门外，他忍气吞声回到驿站，从此万念俱灰，一撅不振。

第三次寻访驿站时，维林已过世，驿站也被撤销了，“我”在村边找到了维林那荒凉的土坟。随着这重复结构的逐次展开，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对比度次次加大，把贵族地主阶级对“穷人”的残酷压迫和“小人物”逆来顺受、驯良忍耐的宗教愚昧揭示得淋漓尽致，好比诗人的“七弦琴”回环往复地奏出了维林由安乐到孤苦，终致忧郁而死的悲剧主调，一遍遍扣击着读者的心弦，“使作者对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进而不能不激起对野蛮的农奴制和宗教神权的仇恨。

作品影响

普希金在这部作品里第一次广泛、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初至30年代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描写了贵族文学不屑一顾的小市民、小官吏，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范围，使其更加面向生活。这是普希金世界观的进步性和民主倾向的表现。

1972年据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电影。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俄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历史学家、政论家，俄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十九世纪前期文学领域中最具声望的人物之一，被尊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俄国文学之父”，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

作品评价

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适于普希金，就是有他的《驿站长》。（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