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廖润柏。仫佬族。广西罗城人。1989年中国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广西文学院副院长，小说家。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大年夜》、《活埋》、《盐水花生》、《卖女孩的小火柴》、《贫民张大嘴的性生活》。曾获1997《小说选刊》年度优秀小说奖、1999《人民文学》年度优秀小说奖、2000—2001双年度《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他无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关注底层人们的生活境遇，通过小人物的伤痛和无奈，唤起人们对良知、道义和尊严的呵护，对宿命的体恤。与广西作家东西、李冯并称广西文坛三剑客。现为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文学院副院长，《广西文学》副主编。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一根水做的绳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

小说集

《谁开的门》（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

《苏通之死》（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

《遭遇深夜》（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

《中国小说50强——被雨淋湿的河》（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02年）

《广西当代作家作品丛书——鬼子卷》（漓江出版社，2002年）

《你猜她说了什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鬼子悲悯三部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鬼子小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电影小说

《幸福时光》（漓江出版社，2001年）

成就荣誉

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发表于《人民文学》1997年第五期，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获中国文学最高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十佳小说奖、第四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首届中国纯文学当代作品排行榜中篇第三。

中篇小说《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发表于《人民文学》1999年第六期，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获1999年《人民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后被改编为由陈凯歌导演的同名电影《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中篇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获2000、2002双年度《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该小说被评论界称为是一部让人感到彻骨寒冷和强力震撼的小说，在今天，如此有力量的小说已经是非常罕见了，鬼子在这部小说中，再次展示了他在拷问人性方面残酷的天才。

中篇小说《谁开的门》刊于《作家》1996年第五期，入选《20世纪最新名作家小说精选》，被北京中博影视公司购买电视改编权。

中篇小说《农村弟弟》发表于大型文学刊物《钟山》1996年第六期，转载于《小说选刊》1997年第二期，获第三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长篇小说奖，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7十大好书”。

2001年其小说被中国评论界列入“1978年到2001年中国小说50强”。

2006年小说集《鬼子小说》入选《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

近年来涉猎影视界，同张艺谋、陈凯歌等国际知名导演合作。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幸福时光》，2000年在全国各地上映，被评为年度“最受欢迎的电影”第二名和“票房最好的电影”第三名。

代表作

鬼子的代表作为小说“瓦城三部曲”，亦称“悲悯三部曲”――《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

1、《被雨淋湿的河》

作品会让人感到窒息的沉重，这种如钢铁般严厉的、硬碰硬的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共鸣，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在生活中，沉重无处不在。鬼子似乎在告诉我们，生活的沉重部分只有通过个人的意识活动，才会显示出它全部的意义（在写作上，它通常是一种直觉）。因此，作家和社会学家同样在描述生活，其区别在于，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数据和资料，而作家则是依靠个人的记忆力，以及直觉式的洞察力。作家更关注民间记忆，更关注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部情感活动，更关注这种活动的可能性。

2、《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这么一个现实：弱者的生命流程，或者说他们的生命本身，就像是一个鸡蛋，不要说猛烈击打，只要轻轻那么一敲，就会破碎，然后流出苦涩的汁液，淋湿和刺痛我们的眼睛。该小说以主人公寒露为视角，让我们触摸到了在亲情的缺席乃至丧失下，厄运的利爪抓起一块块石头，狠狠的砸向如鸡蛋般脆弱的寒露，由于寒露的父亲母亲的自私，他们让本该安安心心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一到上午就开始打瞌睡了。父爱母爱的缺失，导致寒露过早地融入了泥沙俱下、纷纭复杂的社会。寒露对社会的一无所知，让她尝尽了苦涩，直至沦为孤儿，饱受人世的凄风苦雨。

3、《瓦城上空的麦田》

当你读到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时，你会触摸到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感受，生活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的细节，作者对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血肉之情的刻画是那么地细致，那么地感人，那么有深度，使“父亲”这一形象跃然纸上。当进军一个遥远的国度或城市成为我们的集体理想时，游子的身份就被确定下来。可是游子自己的定位，却在游荡中飘忽起来，新的位置无法确定，原来的又被打乱，再也找不回来。人在这里，生活却好像在别处。

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别处”，才发现，这个“别处”不是我们所期待中的“位置”，无数的游子只能悬荡在空中，无所适从，而想要返回时，才发现，我们走后的“地方”，早已物是人非——我们再也找不到从前那个自信自足的自己。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无疑把这种尴尬推到了极致，生死两茫茫的游荡者再也找不到自己从前赖以生存的麦田和坚守的信条，找不到自己底气十足的那种自信，他的灵魂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上空，莫名其妙地飘来荡去，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一切。

鬼子以悲悯情怀在我们心中进行的另一种残酷的扫荡，完成了一个冷落误解怨愤当代亲情的伦理文本，无情地鞭鞑了枉为人子的所谓城市的成功者。小说注重情节推进的技巧，把偶然演变为必然，使虚构更接近真实。

作家访谈

文学不是改变“苦难人生”的有意选择

陈纸：你从1984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在这之前有关你的状况，我在你的自述文章和一些访谈中，不止一次看到“生活艰难”、“从小就充满着苦难”这类的语言，就在这一年，你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妈妈和她的衣袖》，从此改变了你苦难的人生，使你走向了文学之路。请问，你在苦难中曾有过绝望吗？文学创作对于你苦难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鬼子：《妈妈和她的衣袖》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并没有改变我的“苦难人生”，走文学之路，也不是我为了改变“苦难人生”的有意选择，真的不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之后，我曾停过很多年不再写作。一直到1996年，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看不到其它的发展了，这才回头来关注了一下文坛。因为这一关注，我发现文坛有我可以努力的地方，就是关于对苦难的书写。这一点，我曾在很多访谈中谈到过。于是，我就回过头写起了小说。我的生活一直都处于底层，既然我能爬到今天，就证明我没有绝望过，所谓绝望，就是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这人的毛病是，这边看不到希望，我就会往那边走，等那边也看不到希望时，我就会转过身往别的地方去。

陈纸：近二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最大进步是作家悲剧意识的觉醒。在这些作家笔下，造成悲剧的原因不外乎个体和团体、社会、民族文化和超自然力量等几个方面，在你的小说作品中，有人评论说展示的是“俄狄浦斯式”的悲剧，那么，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鬼子：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都是那些产生悲剧的作品之中，读者能看出是什么原因也许就是什么原因，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说浅了，搞文学的意义就不存在；说深了，那又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的事情。作家做的只是叙述他所理解的生命，而不是在媒体上给自己的作品摆出一堆大道理。现在这样的作家很多，我不想做这样的作家。如果一定要说悲剧的原因，那就是各个生命的本身吧。我能体恤的只有我的人物的生命而已。

陈纸：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说：“生活是一个陷阱，人生下来，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他就被关进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你的小说从《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寒露，到《被雨淋湿的河》中的陈村、《走进意外》中的李条、《农村弟弟》中的“一撮毛”、《男人鲁风》中的鲁风到《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父……我仿佛听到了这些人物都喊着同一句话：“我们在劫难逃。”这种超自然的宿命让读者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恐惧和怜悯。这些人物的命运和结果是不是你热衷描述的“苦难”的全部意义呢？

鬼子：如果停留下来看，也许是，但如果从发展的方向看，那也许就不是了。一个作家所追求的意义，不是一两部，两三部作品就可以完成的，他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也许是一步一步地缩小，也许又是一步一步地在扩大。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我也知道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更知道我的难度在哪里，这是由我个人的经验和智力所决定的，不是由他人所结论的。只要我还在写，意义就都在我自己的手中。

伟大的作品都是书写人类苦难的

陈纸：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曹文轩认为：“文学没有理由夸张痛苦。因为夸张痛苦是一种‘撒娇’行为，是一种缺乏足够承受能力的表现。”你作为一个“通过苦难理解人类”的作家，对这句话有何看法？

鬼子：痛苦与苦难，不是一个概念。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之中。很多叙述“自我”的作品，写的就是痛苦，而不是苦难。在那些作品中，痛苦是个人，是“自我”的。而苦难却是他人的，是民众的。我想曹老师那说的就是那些叙述“自我”的作品，夸张“自我”的痛苦，无病呻吟，当然是一种“撒娇”的行为，而写书民众的苦难，是不会出现“撒娇”的，也“撒娇”不了，因为你的心是肉长的。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优秀的作品可以不是书写苦难，但那些伟大的作品，却没有哪一部不是书写人类苦难的，尤其是关于灵魂的苦难。当然，搞文学是各有各的主张，不能所有的人都挤在一个道上。每个道都有自己的道理。

“温暖”比“批判”更残酷

陈纸：你发表在2004年第9期《人民文学》头条的中篇小说《大年夜》同样是描述“苦难的人生”，但小说写到后半部，特别是莫高粱与老阿婆在阴间相遇的情节，却引来一些文学评论家的非议，有评论家甚至批评说“这说明作者描述苦难的招数已尽，表现人物的力量已到了强弩之末。”你对这种评论怎么看？

鬼子：别人的说法有别人的道理。我对所有的评论都能接受。但我有点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不搞文学的人对这个小说的看法，与那些文学评论家的看法，却是完全相反，搞评论的人觉得我后边那样写，是给了一种“温暖”。因为“给了温暖”，所以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但很多不搞文学的读者却觉得不是这样，他们觉得这种“温暖”，比“批判”更加残酷，他们觉得那两个小人物是生不如死，死了反而找到了“幸福”，找到了和谐。

相比评论家而言，我觉得那些不搞文学的读者更能读懂我的努力。也许，是因为我的叙述更多的是站在了民间的角度，而不是评论家们的角度。以为我的小说开始出现了“温暖”是一种误解，其实，我是在寻找另一种“残酷”。

陈纸：你取材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创作的电影剧本《幸福时光》其实也是表现小人物在现实生活里的窘境的，用你自己的话说是“拿刀给现实放血”，剧中人物这种冷幽默的语言和表演之中显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真正是用你个人化的方式去穿透公共话语，你从创作电影剧本中找到了小说创作的某些共同点吗？

鬼子：在这个电影中，如果说与我的小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小人物的同情。那电影其实写的是弱者如何给弱者取暖的故事。他们是一群被抛弃的人，有的是被父亲抛弃了，有是被自己向往的女人抛弃了，或者说，他们是一群同时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的日子都很艰难，为了给女孩以希望，他们甚至不得不拿牛皮纸当钱去欺骗她，但他们的心都是火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