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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辛亥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911）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见右上图），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
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
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背景
日本影响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后到《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产生的历程和君主立宪制的实现，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也激励了中国官僚、士绅等追求宪政。明治七年（1874年），爱国公党递交的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反映了日本民间对开设民选议会的呼声，开启了日后延续近20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国会的开设又是争议的焦点。
明治十三年1880年成立的国会期成同盟发动了国会开设运动，以大规模请愿给政府施压。在重重压力下，明治八年（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明治十四年（1881年）在政变中颁布了《国会开设敕谕》，承诺10年后开设议会。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伊藤内阁成立；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1890年，帝国议会开设。日本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朝野推动立宪的方式成为了中国朝野各界开展立宪运动的范例。
变革之道
虽然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但立宪真正为中国官僚、士绅等广泛关注还是在20世纪初。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在该文中，梁启超认为世界之国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两类，而世界之政分为“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两类。“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
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梁氏疾呼“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他强调中国的君权自古即有限，只是未定宪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而为限制君权与官权，就必明民权。故宪法与民权不可相离。然而实行立宪须“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梁启超并定立宪六步，即下诏明定君主立宪政体、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开立法局拟定宪法草案、立法局翻译各国宪法及相关着作、宪法草案交由人民讨论五至十年后颁布定本、最终实行宪法。
文化军队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馀个协、营。
革命团体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体制等。
革命准备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广州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
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之乱，陷于无政府状态。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惠州起义
1900年，孙中山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港英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
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马炮营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2月12日（庚戌正月初三），倪映典带两支手枪，由清水濠转入东大门到陈炯明家，坐了一会就到燕塘炮兵第一营，开枪击毙正在对士兵讲话的管带齐汝汉，偕同排长罗炽扬组织士兵起事。他们原本打算和北较场的新军第二标会合，向东城发起进攻，但在牛王庙教会山附近遭到水师提督李准指挥的吴宗禹部新军拦阻。李准派帮统童常标，管带李景濂与倪映典谈判，倪映典认为李景濂是同盟会员，童常标是安徽同乡，遂前往谈判。但谈判结束后倪离开时，李景濂部突然开枪攻击，倪中枪被抓获，当场被砍头，同行的起义军部将4人也同场就义。失去领导的起义军部队溃散，事后有人统计双方死伤三百多人。
次日，清军抓捕100馀人。起义中牺牲的士兵的尸体收殓后葬于牛王庙（今天的先烈中路）。文革期间墓被推平，1981年坟墓就地原样重建。赵声在事败后逃亡南洋筹募革命经费，并任香港同盟会会长。后参与黄花岗起义。此外，在倪映典家乡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与环城东路交口，建有“广州庚戌新军起义倪映典烈士纪念塔”。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导火索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1911年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1911年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1911年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中央：摄政王载沣，盛宣怀，端方，岑春煊，庆亲王内阁，资政院，川籍官员，各国外交人士。
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与士绅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立宪派，爱国主义士绅，铁路公司股东，革命党，哥老会，中下层民众：铁路公司小股东(农民)。
经过
武昌起义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911年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911年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911年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汇合。
相关文献：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全国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海内人士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致满清政府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清檄文。
袁世凯出山
1911年10月14日，经奕劻、徐世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托病不就。1911年10月22日湖南独立。1911年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1911年10月27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911年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911年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1年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1911年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
1911年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1911年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袁世凯上台
宣统退位后，1912年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
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
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馀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复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馀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海外华人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女权影响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
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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