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
简介
中华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7人的事件。因为被捕的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所以世称七君子事件。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事件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而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由于7人都具有专业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人物
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中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
王造时
王造时（1903－1971）祖籍江西安福，原名雄生，一九〇三年九月二日出生于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商贾。1917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5年8月，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主要研究国际政治。
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市被国民党特务暗害，次日身亡。原籍武进县湖塘桥，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后遭遇特务暗杀。
沙千里
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因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五年升任帐房。与邹韬奋等6人以“危害民国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章乃器先生1903年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学习，当时他只有十六岁。此前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对国文和数学比较感兴趣，曾幻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曾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当过一年学兵。后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飞行营解散，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只好来到杭州继续求学。当时省城所有的学校都已经招考完毕，只剩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于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入该校。
邹韬奋
邹韬奋（1895.11.5～1944.7.24），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大学、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南洋公学中院，1919年由南洋公学上院机电工程科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史良
史良（1900—1985）字存初。女。江苏常州人。1915年考入常州女师。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1927年毕业后任南京政工人员养成所指导员。1931年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业务，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被选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同年底，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等，因积极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事件过程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
。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七君子结局
邹韬奋：1944年7月24日死于上海。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工枪击身亡。
沈钧儒：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
王造时：被打为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狱中悲愤而死。
章乃器：1957年起被当成右派，文革期间曾被打到体无完肤、奄奄一息。1975年虽然被摘帽，1977年5月13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辞世，幸运逃过反右及文革。
史良：1985年9月6日于北京病故。文革时曾经遭到抄家，后来受到周恩来保护才全身而退。
相关演讲抗议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1945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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