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斯大林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僵化、专制化,斯大林时代的文坛大都是歌颂文学,宣扬“无冲突论”,造成了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作品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歌功颂德,对于一些稍微触及现实的作品,动辄加以粗暴的攻击、批判。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彻底纠正“左”的偏向,作家们开始大胆的表现生活矛盾的冲突和社会的黑暗面,“解冻文学”由此出现。
“解冻文学”以爱伦堡的《解冻》为发端,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潮流。
首先,要求重视人,呼唤人性的复归,要求重新确认“人”的地位,要求文学站在“人性本位”的高度,直面和批判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解冻文学之前的苏联文学作品往往写事重于写人,“生产小说”、“商业小说”、“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都是指写事,而不是写人,解冻文学力图走出这种文学误区。
其次,要求重新发掘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打碎即往的虚伪的、矫饰的既“瞒”又“骗”的政治口号式的创作毒流。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苏联的《新世界》导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触及到了当时十分敏锐的社会问题。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该文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苏联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反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如亚·雅申的《杠杆》、丹·格拉宁的《个人意见》等。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在30年代遭镇压而死的作家的作品。
苏共20大后,思想解放界的“解冻”思潮一泻千里,波匈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边串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加上国内出现“莫斯科大学事件”,使苏共领导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从1957年开始,便开始收紧“解冻”的闸门,特别是对文艺界的“不健康倾向”的批判,随后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解冻”思潮便基本停止发展。在1959—1960年期间,“解冻”的闸门虽没有关死,正常的平反虽还照常进行,但思想解放的步伐却大大放慢了下来。
以《解冻》发表为标志,被西方称为“解冻文学”时期的作品从此源源不断地出现,如:柯涅楚克的剧本《翅膀》、佐林的剧本《客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游地府》,尼古拉耶娃的《前进中的战斗》,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等。不过,苏联文学界一直不承认“解冻文学”这个说法。西方评论界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就我们的理解,“解冻”思潮主要指斯大林逝世后十年中,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些揭露苏联社会阴暗面,反斯大林化,要求创作自由,向西方靠拢的趋向。这里所说的反斯大林化,不单是指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而是把斯大林的名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爱伦堡又发表了《解冻》第二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间,爱伦堡几乎连年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必要的解释》、《司汤达的教训》、《<玛林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拉维亚<罗马故事>序》等。他在这些论文中对文艺和社会某些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这在苏联文学界又一次引起了争论并受到批评。爱伦堡或者进行反批评,或者置之不理,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九五九年,《文学与生活》报以《艺术的规律》为题,发表了爱伦堡与该报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章的思想与他过去的《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的论点大体一致,因而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爱伦堡还是不服,再次写文章反驳并再次为《解冻》辩解。
爱伦堡(1891—1967),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一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后长期旅居法国,多年从事记者工作,一生著书甚丰。其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巨浪》、《暴风雨》及晚年的大型文学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我国文学界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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