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趣爱秀

人物生平

章乃器1918年毕业于浙江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大学）。后从事金融工作，曾在上海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创办《新评论》月刊。1935年秋，被聘为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的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中国财政”等课程。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11月，在上海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世称七君子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抗日战争时期，任安徽省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等职。

1939年在重庆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活动。

1945年底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中央常务委员。

1948年底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7年卒于北京。1980年被恢复名誉。2006年被评为“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

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论》等。

章乃器（1897年—1977年），原名间埏，改名为乃器，字子伟，又字金峰，青田东源（今小源）人。

章乃器青田东源人，父章叔明留学日本，已任青田遂昌等县警察局长。章乃器兄弟六人，他是老二。幼年入塾，诗赋文章兼佳，深受祖父钟爱。辛亥革命后，章乃器离开青田赴南京，曾在孙中山临时革命政府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当学兵，这是中国最早的空军学员之一。1913年，考入杭州甲种商业学校，勤奋攻读，成为学校有名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到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1919年，赴北京任通州京兆农业银行营业部主任、襄理。并选为中国银行学会常委。

1927年初，在上海任银行业工会领导工作，此时，大力支持北伐战争，又十一月创办《新评论》半月刊，对国民党进行猛烈抨击，一年后，《新评论》被查封。1928年后，“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相继发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激于义愤，积极投身救亡爱国运动。而且1933年发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等抗日文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移剿共之师以抗日”。

1932年，创立国内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自任董事长。1935年，受聘于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授，兼任中兴信社干事，中国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同年，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组织上海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等主张。

1936年5月，在他们倡议下，全国救国会十八省六十个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救国联合会，章乃器、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选为领导人。大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提出了组织救国路线，促成统一的抗敌政权等政治主张。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政策，于11月23日，在上海将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七人逮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国内外爱国力量及主持正义人士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各救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有的以罢课请愿方式，恳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国民党内一些主张抗日的有志之士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很不满，对“七君子”分别采取救援措施。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释放了。

1940年6月，他在重庆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和“上川企业公司”，他任总经理。1942年12月与吴蕴初，胡厥文等发起创办“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被推选为所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只有走工业化道路，他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理想和开发大西北的构思。

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被选为理事，副主任委员。当时“民建”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各种政治活动。推进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1947年春，到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并建立“民建”港九分会，继续开展爱国运动。1948年夏，他接到毛泽东的来电，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分偕同施复亮等秘密乘海轮转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章乃器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国家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兼财政组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委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搞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先后写了《新中国的经济改造》、《对统一财政工作的认识》、《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新生》等文章，积极协助党制订和宣传各项经济方针和政策。

他和沈志远，千家驹一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稳定人民币币制，活跃金融出谋划策，在他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制定了一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财会收支簿记法，取代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复式簿记。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8月，任命为新中国粮食部首任部长，指定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一系列政策。

1956年9月，来浙江稽查工作时，回到青田东源家乡，1957年被错划右派。他坚信“实践检验真理，时间会解决问题。”

1966年8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又遭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抄家、批斗、毒打，但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常以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名言自勉。

1977年6月13日，章乃器黯然离世，时年八十一岁。1980年6月给予平反，198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为章乃器举行骨灰移放仪式，将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主要影响

富己

抗战时期，战时经济更加艰难。战火波及安徽后，由于富县不断沦丧，皖省财政几近不支，至1938年2月份，公教、军人欠薪饷达两三个月。号称地方理财能手的省财政厅长杨绵仲回天乏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诚邀章乃器出任财政厅长。章乃器未正式上任前就摸清了皖省财政主要靠天赋和鸦片特税维持，另需国库补贴。针对当时发国难财成风的情况，他向李宗仁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主张，李宗仁坚决支持。

1938年3月章乃器走马上任，他严以律己，宣布“财政厅的经费也彻底公开，包括厅长的办公费，打破过去厅长包办经费的恶例”，接着请国民政府处决了贪污分子省教育厅长杨廉，吓跑了省建设厅长刘式庵以下区长、县长等贪污分子，同时严办了一批腐败分子，收缴了一批被截留的赋税、公款，财政压力得以缓解。他又节约浪费，严禁死魂灵吃活薪，对旧军队吃空额的顽疾下猛药，顶住了官场人情风。廖磊接任李宗仁后形势更加严峻，他下车伊始就拉着章乃器的手问“财政还能支持，是真的吗？”

章乃器果然有办法：首先把不肯配合的省银行总经理程振基免职，巧妙地避开省行无发钞权的问题，先由省府发行少量地方公债，再以公债作抵押，由省行印发小额本票约200万元作为货币以应急。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设立货物检查处，征收货物检查税，其原则是“对敌占区与我区之间进出口物资分类进行查处。我区运往敌占区的第一类禁运物资为金、银、铜、铁、锡、肠衣、猪鬃等，查到后即予以没收；第二类禁运物资为大豆、烟叶、棉花等等，查到后可以发还，但只准在我区销售；对敌占区运入的物资，如果是鸦片和日货，如日伪厂生产的布匹、纸烟、纸张、文具等，查到后即予没收；敌占区华商生产的照章纳税后放行”。这是非常高明的，平战分明、敌我分明。他的货物检查税制度，得人得法，登时化腐朽为神奇，被国民政府推及全国。

另外，他还断然决定卖掉7万石食盐藏盐于民和根据市场原则收购粮食，都显示了他的过人才略。他说“这7万石食盐，只要真正到了老百姓手里，将来大别山再怎么样的紧张，敌人再怎么封锁，我们是可以支持一个时的。”

当时收粮价格为1.4元/斗，属于高价，国民党内就有人想强买，但章乃器始终坚持公平交易。他认为“即使粮价高了一些，这笔钞票落到老百姓手里，对我们稳定抗日根据地仍然有好处。从城镇的金融来看，不久就可以看到繁荣的局面，摧垮敌人的封锁。”

李宗仁称章乃器“整顿税收，颇见成效”，“最初在我们想象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章乃器主持皖财，节约了中央财政4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他被排挤走后，皖省财政立即陷于困境，廖磊追悔莫及，忧愤以殁。

1940年6月章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资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章乃器为总经理。他判断准确，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汽油，因此获利甚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通路不畅，原材料价格暴涨，公司的电机厂、机器厂所存的五金、电器材料随之自然升值，公司资产无形中增值。

后他与合资方因经营问题分家，他用分得的五万美金百万法币于1944年4月间另组上川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任总经理。公司开始以投资为事，但由于通货膨胀，币值和物价波动不已，遂改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为主。战后公司总部迁上海，重庆、兰西安、香港、台湾、东北、汉口设办事处，从布局来看很见活力。至1947年六月，公司共有资本法币1亿元计10万股，他自拥27097股，加上他间接控制的股份，可占全股的2/3。

富国

自己富了不算什么，他更关心战时整个民族工业的存亡发展。章乃器指出“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眼下危机，如果不谋挽救，则后方工业百分之九十要倒在地下。如果民族工业倒了，则代之而起的将是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利用政治权力与民争利的官僚资本，以及投机取巧的发国难财者。这三种势力，不仅破坏抗战，而且足以致战后经济于死地。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到的压力。”

1943年9月1日中国工业研究所成立，章乃器为所长。该所系私立，人员精干，选题慎重，成果迭出，切合实用。这个所自然充当了民族工业的主要研究咨询机构和喉舌，经常就热点难点问题座谈，并出版工业问题丛刊、参考资料、专题报告、会议纪要等，1943年11月起发行物价旬报，将物价指数、外汇行市、各大城市利息、国家税收岁支预决算、外国在华投资情况等信息资料汇集成刊，发送业内人士参考。他还主编了《工商手册》，全书40章60万言，包括工商业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请专家和政府职能部门主管分撰，并附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受到工商界人士的赞誉。1944年底该所又拿出了《工业界当前之困难》、《工业界当前困难解决办法》两个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经济思想

四十年代初是章乃器的又一次理论高峰，此时他的主要经济思想是：

对恶性膨胀的分析，并找出解决的根本办法。他巧妙地比喻说“通货、物价和军事支付三者，好像是三匹脱羁的马，兜着圈子疯狂的前后追逐，但又好似被鬼捉弄的，永远的谁也追不上谁。最后他们是同时声嘶力竭地倒毙下去了。”他认为“增加生产是平抑物价的最基本的手段”。

利用节制游资，实行国民财产登记制度。他认为大后方物价腾飞的原因是“少数发国难财的奸商和贪官污吏”利用手中游资投机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的。“过去的通货膨胀虽然已经造成偌大的游资，然而当前的严重问题却是游资的力量已经超过全部法币的数量，已经能够左右整个的商品市场，而且足以逼迫通货的膨胀了。”他主张建设股票市场并劝募公债、鼓励储蓄，使消费与积累良性互动，同时要求政府以行政手规范商品的储藏运输行销，平抑物价。当时马寅初大骂官僚资本，孔祥熙非常被动，几次想请章乃器写文章反击马寅初，章乃器没有接受。章乃器还于1941年11月在《大公报》撰文《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力主冻结游资、规定法币使用限额、推广票据流通，极力推动经济上路；同时提出对国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证券和债券等进行财产登记。

设计工业立体发展，要管理也要自由。他认为中国战时经济体制应“以德国式的统制为主，以英美式的自由为辅”，并且建构了自己“工业立体发展理论”。他说“现代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的工业发展也应该是立体的发展。”工业组织和技术单向发展，只能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浪费，有数量没有质量。他全面提出战士生产的八个要求：“甲、适当分配工业地域；乙、统筹供给工业资金；丙、确立工业生产计划；丁、管理原料动力与技术；戊、实施设厂核准制；己、厉行生产标准化；庚、确定工业保障。”他提议“经济部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团，那里面不但要容纳国内第一流的技术专家，而且要即速展开外交活动，更多的邀请英、美、苏各国有经验的技术专家，担任工业立体化的指导工作。”

对如何发展民族工业和使用外资，提出看法。他认为战后须克服两个难题：怎样最大限度使用国内私人资本而又力避资本主义；如何最大限度吸引外资而又保护民族工业。他主张制定法律保护民族工业，鼓励其扩大规模以与外抗衡。

心在商海

战后出自章乃器之手的民建政纲之经济部分主张“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国营企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同为经济建设之大敌”，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一步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于农民。”

章乃器1947年春到台湾开展上川企业公司业务，创建了台湾物产制造公司，筹办了糖厂。

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叹了口气“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

各民主党派1948年12月4日在香港发表了章乃器起草的《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称“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保障人权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更贯彻的继续执行。为着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辅助其发展，外人投资只要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则，不但旧的可以继续存在，而且欢迎新的增加，只有那些利用特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资本，才会被没收。”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业公司的名义投资当时联华影艺社（昆仑影片公司前身），摄制了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后又参与成立了昆仑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两片开拍后不断超支，章乃器就不断投入，终于拍成，公映后成为经典片，他收回了上川公司应得的红利，就以这笔钱加上手头的现款为股本，与中国柴油机厂合作，创建了港九地产公司，他出任总经理，从事房地产，生意十分红火。同时他察觉蒋介石以准备把台湾作为后路，即于1948年秋将在台之厂房设备转售给了一家侨商，结束了在台业务，年终他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北上，便把蓬勃向上的港九地产公司交给多年相知王宽诚，只身离港北上。

1949年6月中旬，章乃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与千家驹、沈致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为稳定金融秩序、平抑物价出谋献策。他对民族工商业者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过去，中国的工商业家真要‘唯利是图’的话，做生产事业就太傻了。其实‘唯利是图’和剥削是两回事，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剥削的结果也可以无利可图，因为利润是被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家所夺取了。此外，某些做生产事业的人，主观上即使并不‘惟利是图’，不存心剥削，不一味的代表资方，乃是资本主义青年时代产业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贵的。”

1949年10月1日，章乃器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等职。他总结自己多年经济工作的实践，倡议推行了一套“民族的、科学的、大公的”收付记账法，以代替行之多年的西洋复式簿记法。

1952年8月7日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保持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本色，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以科研成果为根据，倡行“九二米”（每百斤稻谷出米九十二斤标准米），使南方脚气病大为减少。适时指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问题在于有许多人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了。他们没有体会到，赔钱也是要计算成本的；一计算成本，就可以不赔那些不应该赔的钱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粮食部门1955年下半年起就开始盈利了。

他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极为自负，1949年他在东北解放区时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他对于改造民族工商业自有主张，他认为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或中心）的政治团体，具体任务在于广泛地团结民族工商业者，通过相互教育、相互帮助，以达到政治水准的共同提高和本身事业的合理发展，而不是由某些先知先觉以至自命为积极分子的人们去团结一般落后的、可怜的工商业者，去辅助、教育、改造他们”。对于“改造”中的定息性质问题，他坚持己见“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根据是“1、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2、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了；3、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

解放后他公务繁忙，无暇顾及上川企业公司，便以借支方式收回其投资，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收藏了些许文物，将其中精华分两次捐给国家，总计两千件。回思救国会艰难时，他曾卖掉居所，他实在是有益中华民族之人。

即使在遭受虐待，他说如果允许他说话，他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和推行面包，拳拳之心，可昭日月。1977年5月13日被压制了20年之久的章乃器死了，只在《光明日报》末版末尾发了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消息。

他为民主而死，死得其所。

文物收藏

章乃器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鉴赏家，既搜集到很多好东西，也上过不少当，交了学费。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章乃器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下良缘。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前清内务府郎中庆宽的后裔）先生等，也时有过从与切磋。一些古玩商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

收藏文物的资金来源，一是手头的薪水，二是从上川公司抽回的资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创立了上川公司，成长比较迅速。光复后他到台湾，买下了台湾糖业公司。后来内战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准备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转让了，转赴香港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在地产上经营得比较成功。

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一千一百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2017年12月28日，“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2017年是章乃器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他“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的义举和爱国情怀，国博特地策划了这场展览。专家组遴选章先生捐献的藏品中有一定学术和艺术价值的110余件文物作为参展文物，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镜和明清瓷器。让观众来领略文物之美的同时，也能真切体会到章先生本人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

轶事典故

对联故事

章乃器从小聪明好学。10岁那年，他在家乡东源看了《风波亭》这出戏，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忠奸良莠，十分痛恨秦桧夫妇陷害岳飞。与小伙伴们一起，用稻草扎了秦桧夫妇，模仿大人的样子弯弓投射。他祖父章楷先生见后，顺口道：“箭射秦桧。”章乃器不假思索地和道：“笔赞岳飞。”祖父点点头，说：“箭射秦桧奸贼。”章乃器马上答道：“笔赞岳飞忠臣。”祖父又说：“箭射秦桧，奸贼遗臭万年。”章乃器朗声答道：“笔赞岳飞，忠臣流芳百世。”

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巨星殒落的噩耗传来，全国进步人士尤其是文化界进步人士十分痛惜。章乃器为其亲撰一副挽联：“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深刻地表达了对这位“民众意志的代言者，时代号筒的鲁迅先生”的敬意。10月22日，救国会及上海其他进步团体在上海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等主持了葬礼，章乃器先生在葬礼上致哀词。

“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获释后，章乃器认为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已经实现，主张统一战线，内部不必再算旧账，随作一副对联：“无此闲情算旧账，有腔热血效前驱”。表达了渴望亲赴抗敌前线的决心。他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久便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到抗日前线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任职期间，积极维护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大力整饬财政，被称为“战时理财专家”。他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努力协助新四军，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财政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银元。这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后来，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述职”的名义罢了官。

1957年，章乃器被错划为“右派”。但他仍以国家民族为念，真诚地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为此他写了一副自题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后来，此联被许多地方的章姓宗祠用作通用联，广为流传）。“文革”中，章乃器遭到残酷迫害。平时，他自己买菜做饭，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于是又自撰联语：“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妙解“金融

1935年秋，章乃器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中国财政”等课程。当讲到“金融”的含义时，章乃器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烧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腾沸洋溢，反而浇灭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形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话音刚落，教室里就像开了锅似的，学生们一个个兴奋难抑。

此后，每轮到章乃器上课，学生们均异常兴奋，听他讲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常常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妙揭贪官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针对当时国民党官场上众多贪官污吏趁国难之机，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等劣行，章乃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铲除贪污”等四项重大措施。在下属的举报下，省教育厅长杨廉、建设厅长刘式庵等一批有贪污劣迹的官员或被逮捕法办，或闻风而逃，但仍有少数贪官铤而走险，继续贪赃枉法。

有一次，省政府召开全体要员会议。轮到章乃器发言时，他突然一语惊四座：“章某预言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中国人是打不死的。”众人问章厅长何以出此高论，章乃器指着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丘国珍，幽默地说道：“诸位请向丘处长请教，丘处长能使死人复生。”众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丘国珍亦不知章乃器话中所指为何。此时，章乃器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花名册，说道：“诸位请看，花名册中的这些人都已阵亡，现皆已复生。此乃丘处长之功德！”原来，丘国珍将一些阵亡士兵的名字依然造册上报，自己借此吃“空额”军饷。此事原来一直无人知晓。有一次，章乃器到财务处查阅账本，发现保安处上报的花名册中有几位是报纸上公布的阵亡人员，遂找来阵亡士兵名录核对，于是真相大白。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丘国珍很快就被调离了省政府，并受到降职处分。

“一字师”

1943年9月，晋察冀边区抗日宣传小分队19岁的曹火星，来到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即今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从事音乐创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借用当地民间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谱写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歌曲。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曲原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中的“新”字的增添则与章乃器有关。

那是1948年12月，应中共中央电邀，章乃器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30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7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后，他们被安排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等地的工厂、农村和学校。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优美的歌声深深地震撼着章乃器的心灵。然而，在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句歌词时，一向办事认真的章乃器深思起来。他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应该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的，在歌曲中应该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来的。他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并解释说：“总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的，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比较恰当，也才客观准确。从道理上讲得通，还可以表明新旧中国的不同。”他这一番话得到了在场人们的赞许。大家按照他的建议一唱，果然好，不但增加了气魄和自豪感，还使词曲更为和谐。他的提议很快被有关部门反映给中共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越唱越响亮，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直到如今，它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章乃器也得以做了一回“一字师”。

“我不会歪曲历史”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章乃器被打为“右派”。后来，章乃器被赶出了北京朝阳门外的小公寓，迁入东郊呼家楼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间不到12平方的小屋里度日。小屋的门终日敞开着，好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几个挟着公文包的大汉来到小屋，气势汹汹地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说罢，来人拿出一打纸，摔在章乃器面前。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仰天大笑：“到底我还是社会主义公民。不实事求是，连做公民的资格也没有。”来人色厉内荏：“太猖狂了。”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人际关系

第一任妻子（原配），王镜娥（1897年—1963年），育有三子两女（二子早期夭折），章湘华、章翼军、章畹（婉华），均为国内高级人才。

第二任妻子，胡子婴（1907年—1982年），育有一女（章湘谷），建国初期商业部副部长。

未婚妻子（蒋燕，原新四军干部），育有一女（董淑萍）。

第三任妻子，杨美真（1904年—1991年），留美硕士，曾任民建中央委员。

第四任妻子，孙彩萍（1911年—），育有一子章立凡（1950年—），曾用名孙立凡，为历史学家，活跃于中国文坛，曾出版著作。

第五任妻子，王者香（？—19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