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人物经历
少年时期
1915年1月，出生在四川省忠县石宝乡一个书香之家。幼年时，在本家祠堂办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后改读新学，进的是一所乡村初级中学，校长是陶行知的学生，倡导“生活即教育”，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住的宿舍叫新村。
初中学习阶段，马识途接触了一些新学杂志和讲富国强兵的新书籍，同时也嗜读一些《江湖大侠》《孽海情天》之类的新小说。这期间，学校新从武汉黄埔军校分校聘来几位教员，在他们的宣传教育下萌发了革命的意识，参与了诸如发动农民、打倒庙里的菩萨之类的革命行动。
北出夔门
1931年，初中毕业后，遵“本家子弟十六必须出峡”的教诲，马识途乘船东出三峡，去往北平，船过三峡夔门，马识途写了一首《出峡》的诗；同年，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习，“九一八”的炮声击碎了他的“强国梦”，从而卷入了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
1933年，日军进逼平津，在危难中逃到上海，后在浦东中学读完高中。1935年，以马质夫的笔名，在叶圣陶主编的上海《中学生》杂志“地方印象记”专栏里发表散文《万县》，获该杂志征文奖。
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在上海学习期间，进一步接触了《大众哲学》等社会科学读物和《新生》《生活》等进步刊物，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请愿游行；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
革命生涯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马识途放弃了“工业救国”幻想，走出学校，参加农村服务团，在南京郊区晓庄宣传抗日；10月，与要好的同学机槭系的刘惠馨一道，持董必武的介绍信，步行到鄂豫皖边区中心的黄安七里坪，参加方毅主持的党训班学习。
1938年3月，在武汉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担任“蚁社”支部书记，做职工工作，并参加汉口职工区委；10月，奉命撤退到鄂北襄樊，被派往枣阳任县委书记，同时为鄂北特委委员；同年，与胡绳一道办《大众报》，取笔名马烈夫，因马列二字太刺眼，易惹敌人注意，故在列字下加了四点，后又派往南漳任宜城、南漳、保康中心县委书记，又转至老河口任光化、谷城中心县委书记，从事党的农村工作。
1939年秋，他从鄂北转移到恩施任鄂西特委书记。1940年8月，钱瑛由重庆到恩施，对鄂西特委作了调整，马识途任副书记，直属南方局领导。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鄂西一片白色恐怖；正当紧急疏散之时，因叛徒出卖，何功伟、刘惠馨被捕，不满一岁的女儿随母关进监狱，马识途只身幸免并于同年秋转移往云南昆明；同年，他将高中毕业证书的马千木添一笔改名马千禾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外文系、中文系学习4年，担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从事学生运动；期间，马识途以学生身份与罗常培、楚图南、李广田、吴晗等教授往来，以党员身份与闻一多先生联系，并得到闻一多的积极支持。
1942年，与张光年、齐亮等创办文艺刊物《新地》，与张彦主编《大路周刊》，以宿莽、劫余、子一等笔名发表小说、诗歌、杂文及时事评论等；这一段农村工作对于马识途后来的文学创作至关重要；正如他在《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文中所说，他时时刻刻所面对的就是生与死的搏斗，血与火的战争；他的小说《老三姐》《回来了》《小交通员》及长篇《清江壮歌》等，都取材于这一时期的革命生活。
1945年8月，被派往滇南，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准备游击战争。1946年8月，马识途又奉命调回四川任成都工委副书记。1947年，成都工委改为川康特委，马识途任副书记，分管组织和群众工作；为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同时担任华西大学先修班、华西协中的英语课，还任法国驻成都领事的家庭中文教师；2月，《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王放负责，办了张小报《XNCR》（取延安新华电台呼号），传送中央声音和解放战争的捷报；同年8月至次年春，为牵制敌军，马识途在仁寿、荣县、大邑、冕宁组织领导了数次武装暴动。
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叛变，供出马识途，敌人四处搜捕他，但他仍坚持战斗在成都，指挥所属组织疏散；2月，他奉命去香港汇报工作，因特务事前已侦悉他的行踪，不能乘飞机、轮船，只得搭乘私人汽车，绕道贵阳、柳州、广州到香港；4月，奉命由香港经烟台去北平，随即随四野大军南下，接收武汉，任华中总工会副秘书长；9月，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他奉命与其他几位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一道去南京，向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首长汇报四川情况；接着他被派往西安，随贺龙、李井泉南下大军入川，于12月迎来成都和平解放；同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
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并担任科委副主任。1966年，马识途在“四清”运动中收到西南局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回成都开会，就在这次会上，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文革中四川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
1967年夏，四川成立了一个清理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马识途被诬蔑为叛徒集团首领，成为各大机关单位的批判靶子，甚至被小学生拉去批斗。1979年，在隔离审查和入狱6年后，获得正式平反。1980年，被选为四川和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并在国际作家会议上做了发言。1985年，离休后，马识途仍担任四川省作协主席。1986年9月20日，文化部批准成立中华诗词学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马识途被选为副会长之一。
老骥伏枥
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12卷本。2010年，其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被导演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2012年8月16日，获首届“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14年1月，举行了书法义展，卖出230多万，全部捐给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为此，文学与新闻学院设立了“马识途文学奖”；同年，受聘为四川大学名誉教授。
2016年，出版回忆录《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12月29日，四川省作家协会决定，推举马识途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17年，开始创作《夜谭十记》的续作《夜谭续记》，体检时查出患了肺癌，需入院治疗，不久病愈。“打倒病魔以后，就想找点事情做。”马识途开始写关于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古文字的研究性文字。
2018年，出版18卷700万字《马识途文集》。2020年7月4日，小说集《夜谭续记》上市。2020年7月5日，马识途宣布封笔。
个人生活
家庭成员
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在四川刘湘时代，曾出任过三任县长，两任在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洪雅地处川西边区，丛林茂密，山高路险，常为土匪出没之地。
1939年，马识途与刘惠馨结婚，一同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由于叛徒出卖，刘惠馨及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女儿被捕入狱。时任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也遭特务追捕，无奈之下报考西南联大，到云南隐蔽。毕业后，马识途继续到四川从事地下工作，直至解放。10年来的地下工作，马识途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妻子、妹妹及妹夫都不幸牺牲，女儿也在刘惠馨牺牲后下落不明。直至1960年，马识途才在公安部门帮助下找到失散20年的女儿。
1947年3月，中国的内战打得火热，马识途在成都的地下党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负责马上办一张秘密的油印小报，专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电稿，油印出来，送给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阅读。并决定把一个市委委员、在四川大学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王放调出来，担起这副重担。在此期间，马识途与王放相互帮助，战斗的友谊慢慢滋生成为爱情。1948年7月，马识途与王放结婚。1966年，王放因超负荷工作，肾功能完全失去，因病逝世。
兄弟情谊
在抗战初期，马识途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斗争。1941年初，鄂西特委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妻子刘惠馨和刚出生的女儿一起被捕，马识途也被通缉，自己不得不紧急撤离，逃到了重庆。就在马识途身处生命危险的时候，当时是国民党少校参谋的哥哥马士弘，听从父亲的叮嘱，冒险犯难，亲自前往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马识途，将其掩护回忠县老家暂避。在父亲的保护、哥哥的帮助下，马识途才安全渡过了难关。马家兄弟的“国共合作”虽然一直是美谈一桩，但抗日战争八年，两兄弟竟未见过一次面。就在马士弘起义的第二年年初，马士弘代表罗广文兵团向贺龙报到，没想到坐在贺龙旁边的正是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五弟马识途，自1941年于家乡忠县一别8年的亲兄弟，就这样重逢了。
笔名由来
1938年入党时，马识途面向党旗宣誓后，把原名“马千木”郑重改为“马识途”，取“觅得正确道路、老马识途”之意。他在自传《百岁拾忆》中曾说：“从入党的这天起，我改名了。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人物轶事
地下工作
随着马识途革命斗争经验的丰富，党组织要他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担负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非常危险，要随时准备牺牲。”马识途说。
马识途回忆，他当时准备了一顶罗宋帽，可以两面戴，一面灰一面黑；还有件可以翻过来穿的两用风雨衣；有两副黑框眼镜和假金架子眼镜；嘴唇上两撇胡子也是为了紧急时刮掉。为摆脱特务跟踪，马识途需要不停地变换身份，曾先后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学校教员、生意人，还当过县政府科员。
无论是在闹市街头，还是茶肆商铺，无数次被特务跟踪盯梢，马识途都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从容逃脱
主要作品
马识途20岁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出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
创作特点
作品主题
马识途以小说创作为主，其主要成就也体现在长短篇小说创作上。马识途的小说创作是1960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的。他的小说以长短篇为主，内容有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讽刺题材。长篇有《清江壮歌》《三战华园》《巴蜀女杰》《雷神传奇》等，这些小说都是从作家的革命生涯取材，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马识途的短篇小说创作分为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讽刺题材两类，前者如《老三姐》《找红军》和《夜谭十记》中的“十记”，后者如《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学习会纪实》《好事》《五粮液奇遇记》。
艺术特征
典型意义
马识途的小说有着丰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这是久已为人所知的。如果再进一步剖析这些小说，就会看见它们是用许多被浓缩、精炼过的材料紧密地组织在一起的，其中许多情节本身就是可以独立成篇的，稍加生发，便可以写成一部短篇或中篇小说。例如，《破城记》中仅被作为背景的游击队的活动，《盗官记》中会计师爷的掉包计和张牧之做官的经历；《老三姐》中母子两代的斗争和牺性等等。但作家不吝惜材料，而是把它们放在艺术构思的熔炉里，加足火力，反复熬炼，去水分，去杂质，严格以塑造人物形象为鹄的，重新给以组织。在这样的作品里，人物的形象，特定生活情景，既获得了鲜明的具体可感的形式，又包含着经得起思索和咀嚼的深沉的内蕴。惨淡经营，而终于采取古拙质朴的形式；思虑深沉，却赋予明白哓畅的叙述。平易近人，可又总有许多不尽之言、言外之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耐人寻味。
白描淡写
马识途的创作中运用白描淡写的手法，娓婉有致的情节，同多层次的人物配置，多承情节的相互渗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识途小说创作的独特韵味。它们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中外近代优秀小说的借鉴，是对二者的改造，重新冶炼出了既具有时代特色，又具有作家个性特色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产生这种斗争并在它的冲击下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是马识途小说创作的对象。
斗争的深刻性、复杂性、剧烈性，使它同中国历史上前此的一切斗争都有了不同性质。新的人物、新的生活要求着艺术形式上的创造与发展。传统小说单一线索一贯到底的纵向发展，把一切都扭结在这单一线索的演变上，已经不再能充分适应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需要了。于是，在马识途的小说创作中，看到了它们被继承但同时也在被改造，在向前发展的轨迹。从短篇小说《找红军》《接关系》和《夜谭十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找红军》采用了视角交错的写法，从两个人的不同视角展现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通过作品中的“我”——以“军粮督办处少尉督导员”的身份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眼光，看到了王天林当时的处境，隐约体察到透过他奇特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不甚明确的期待与追求。在这一层生活场景的下边，又隐隐透露出王天林謷惕地观察着这个“少尉军粮督导员”的目光，展现了生活的另一个层次。这使得两个人物之间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带着某种紧张意味的关系。
情节的发展最后引出了王天林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故事的重心由“我”身上移到了王天林身上，叙述的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人物的多层配置，视角交错，双重第一人称的运用，同富于传奇性的娓婉有致的情节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地增加了这个短篇小说的容量。它使遭到了挫折的农民自发斗争，同党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结合在一起了，使已经成为过去的斗争经历重新活在现实的斗争中了，使作品既拥有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风格，又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超出了单独叙述王天林自立红军的传奇故事所可能获得的艺术效果。
作为《夜谭十记》第一篇的《破城记》，似乎更能使看出马识途的“龙门阵”的艺术特色。刚读到头几页的时候，人们大概会以为这是一个类似果戈里的《巡按》那样的故事，但读完全篇之后，读者却不能不为作家善于把浓郁的传统风味同强烈的时代特色溶合在一起而感到激动。在这篇作品中，两条情节线索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演出了一幕引人入胜的戏剧。没有第一条线索——县太爷迎接真假视察委员的排场和风波，难以如此神情毕肖地再现出那一大批贪婪、反动、腐朽、昏聩的“当道人物”的面目，难以入木三分地揭示产生这些人物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本质。
如果没有第二条线索一游击队和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就难以使作品获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教育意义，而降低为对旧社会常见的腐败现象的泛泛谴责。整个故事的发展就不可能象现在这样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跌宕起伏，娓婉有致，而会走上另外一条单纯得多的道路，变成另外一种而目。摆在“明场”处理的是第一条线索，它使旧时代官场的腐败习气得到了戏剧性的演染和揭露。第二条线索则完全被放到了舞台的后面，直到整个故事快结束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在前台演出的一切，都是在它的左右和挖制之下的。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从一个穷科员的时而诚惶诚恐，时而愤愤不平，时而惊骇万分，时而痛快淋漓的口吻中叙述出来的，使交错在一起的两层情节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能动的因素。所有这些新的因素同中国小说传统的巧妙融合，使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获得了立体感与纵深感，有力地再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斗争，有助于揭示特定社会关系的本质。
传奇特征
富于传奇性，是马识途的“龙门阵”——他的小说创作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情节的大起大落，变化的急剧与意外，巧合的运用，这些形式特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不难发现的。但事情的另一面却往往容易遭到人们的忽略，即在表现这些变生意外的事端时，作者却又在努力把传奇性淡化，或者说使传奇性现实化，使传奇性的情节发展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使人物始终活动在真实的、足以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阶级关系本质的典型环境中，从而使富于传奇性的情节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真实。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但作家竞然把两个明显对立着的侧面拉到一起，使它们融洽无间地结合起来，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似乎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从对《找红军》《接关系》《西昌行》《三战华园》《夜谭十记》等作品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那些大起大落、突兀陡峭的情节，虽然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是猝然而发，一来便使整个局面为之改观，人物的命运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突然发生戏剧性的转折。但是，究其实，它们却不是无因无由的。它们来得突然，但却兄在现实的生活运动中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理性上认清这一道理并不困难，但要在作品所创造的形象系列中，艺术地再现这一点，却是相当不容易的。有时，由于体裁的关系，由于篇幅和叙述角度的限制，就显得更加困难了。作家凭借深厚的生活功底和热练的艺术表现能力，出色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接关系》中，被党组织派到大巴山来接关系的共产党员任道，却被他踏破铁鞋觅不得的地下党的同志抓了起来，准备活埋。这个变故来得那么突然，进展那么奇特，一下子把任道置于死亡的边缘，但转眼又使他绝处逢生，并使他同王家盛、王二木等人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反方向的转折，使事情的面貌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这确实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但它在整个情节发展中，却又显得那么稳妥、自然，似乎不能不如此。这里边诚然有“一阵风”这个人的冒失，“心血来潮就乱整一气”的性格的因素，但作品对生活的揭示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通过这个传奇性的情节对特定的生活环境作了更深入的揭示。任道奉命来接关系的地方，是红军的老根据地。
红军北上后，这里遭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一年多前，党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个主要的农民领袖都牺性了。山霸王巴山虎又是“老奸巨猾，和我们斗了十几年，警觉性高，有相当多的经验”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任道年轻，热诚，急于事功，而又缺乏地下工作的经验，一来就上了叛徒的当，和叛徒过从甚密。这一切，落在地下党的眼里，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怀疑乃至于痛恨。正如陈孟光所说，地下党的阶级警觉性和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不是抽象的认识，而是用“多少同志的血换来的”。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任道险些被自己的同志活埋的传奇性情节，就获得了充分的生活依据，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现实性的品格。类似的情形，在作家其他的作品中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厚积薄发
厚积薄发，耐人咀嚼，大巧成拙，形易实难，是马识途小说艺术的又一特色。这使得他的“新传奇”“浙评书”既有高度的思想性，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具有质朴平易的形式，为人所乐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马识途对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所进行的有意识的观察与了解，对于党领导的国统区的地下革命斗争的亲身体验，始于20世纪30年代，而他比较能有计划地进行小说创作，则已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其间竟然有着长达三十年的酝酿、积累时期。在这30年中，他一直企图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再现活跃于心中的人物，甚至已经写出或发表过一些篇章，但又不断被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紧张、尖锐的斗争所打断，不得不放下笔来。可见，这三十年间，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对生活和人物的形象的思考，一直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为日后可能进行的创作做着体验、积累、消化、酝酿的工作。这真是持满待发，既盈必溢。但在投入具体作品的写作时，他又总是在竭力压制着想把长期积累的东西统统倾泻出来的冲动，严格地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把作品浓缩了又浓缩，对材料精选了又精选，并竭力挖掘各种人物、事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恰当地组织将置于前景和背景的东西。这些努力使他的作品不但获得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充实的情节和细节，而且获得了使人物形象自己从纸上凸现出来，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的艺术效果。这使他的作品在当代小说艺术之园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
获奖记录
人物评价
“马识途先生是我们西南联大的骄傲。学长的勤奋与努力让我们敬佩，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这也深深体现出西南联大‘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评）
少年负笈出峡，寻求立身救国之道，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在文学成就之外，马识途在书法领域的造诣也甚为深厚。（《华西都市报》评）
马识途还是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表达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之心。（《四川日报》评）
长期笔耕不辍的马识途，被公认为巴蜀现当代文学史上，继郭沫若、巴金等人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不过，很少人知道，马识途在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之前，他真正的身份却是一名搞地下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他的文学作品别具一格。（凤凰卫视评）
他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著。革命成功后，他在担任政务职责，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多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笔丰厚的宝贵财富。少出夔门，志怀报国，奋斗百年。戎马与笔墨，革命和文学，他将两项事业，完美融为一身。（封面新闻评）
马老的责任心很强，他如此高龄仍自强不息、坚持创作，且作品中看不到老迈和怀旧之感，精神状态非常旺盛。张炯回顾到，从以往与马老的接触中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为人的谦和、平易以及对后辈的提携。（当代作家王蒙评）
马老是少有的同时具备知识分子出身和革命生涯的老作家，“实事求是”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以革命战争亲历者的身份进行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并对很多问题进行了充满忧虑感和责任感的评价，这些都值得我们尊重。（作家、《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评）
马老有着坚定的信仰，能够耐得住寂寞，他不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功底非常深厚，同时还不乏幽默感和灵动、艺术的青春活力。我们应当倍加崇敬马老这样德高望重、潜心艺术、享受孤独、富于成就的艺术家，使之成为民族精神航程的坐标。（文学家仲呈祥评）
马老不仅是一个战士，同时是一个内心怀着巨大暖意对待世人的宽厚的人，他为我们的为文和为人都树立了一个榜样。（吉林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施战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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