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

背景

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五花八门的事层出不尽。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预示着清朝统治行将覆灭。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事件始末

在同治九年，又发生了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惊，举国倾注。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文祥所杀。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

这个案子发生后，清廷十分惊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亵闻，于脸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盖矛盾，粉饰门面。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亲自出面处理此案。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又在曾国藩出发前夕，召见了他，面授机宜，说“马新贻办事很好”，为此案定了调子。

这还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终于为张文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文祥处决，剜了张文祥的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于以抚恤。一句话，马新贻是一个好官，张文祥是一个发逆。

然而，事情的真象总是难以隐瞒的，纸包不住火。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却不顾官方史家的曲笔，将马新贻被刺原委，一一公诸于众。原来，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

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拜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奸占了拜把兄弟的妻室，又诱杀了拜把兄弟。张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由此可见，清廷所依重的大臣，渔色负友，形同禽兽。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象掩盖起来。

此事轰动朝野，慈禧太后惊问：“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更奇的是，案犯张汶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期间虽有曾国藩、郑敦谨等朝廷大员复审，却始终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祭奠马灵。

由于“刺马案 ”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难免传闻四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后人将“刺马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 “太原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历史评价

张汶祥为何“刺马”？清廷给出的答案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民间则众说纷纭，更有甚者，早在“刺马”尚未结案时，上海就演出了“刺马戏”。对此，当时官场老谋之士及近现代学者却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刺马”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功德均微的马新贻居然做上两江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圣恩何以如此眷顾？

“刺马案”刚发生便有传言揭马新贻曾遭贼俘、品行不端，难道早有预谋？据查张汶祥本是湘军，而马新贻上任后曾严厉惩治湘军游勇，案发后清廷又派“湘军老祖”曾国藩主审，这其中有何奥妙呢？

按照民间传言和演义版本，张汶祥刺马的根本缘由，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是为友复仇。至于故事详情，最早的版本为马新贻曾与窦一虎、张汶祥结为把兄弟，始诱降，继出尔反尔，卖友求荣，杀了窦一虎并霸占其老婆。张汶祥发誓复仇，终遂其愿。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稗类钞》中，老二窦一虎则名曹二虎。

有趣的是，在后世诸多版本当中，虽然故事大同小异，但“妻遭马占”的这个绿帽倒霉蛋不断更名，比如京剧有一个版本叫陈金威，另一个版本则是张汶祥自己。平江不肖生武侠名作《江湖奇侠传》中唤郑时，张彻的电影版名为黄纵，电视版则叫关云宝。之所以列出上述举证，并非无聊，而是想借“绿帽倒霉蛋”姓名的变迁说明“刺马”历经多年多人演义改编，文学意义早已远胜历史价值。

《刺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扑朔迷离。但事实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传达出的正义或兄弟侠义上的问题，也不是叔嫂通奸之类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着更大的政治军事秘密，据清代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

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之少，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事件影响

《刺马》案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马新贻遇刺身亡，可以肯定是湘系军阀导演了这起大案，不过幕后真凶究竟是曾国藩还是黄翼升，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刺马案的发生却加剧了割据东南的湘系军阀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得西太后加快了对湘军裁减和对湘系军阀的打压力度，导致了一个近代史上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让依靠着湘军的兵力和财力建立和维持的东南海防日益废驰。

正是由于东南海防的倒退，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起，英、法、美、日等列强在这一地区挑衅日益剧增，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国琉球，并勒索清政府巨额“赎台费”，1881年法国又在东南沿海挑起了中法战争。

由于东南海防的严重倒退和湘军裁员导致东南地区国防力量的薄弱，清政府无法抵挡列强的侵略，只好与之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割地赔款和出卖国家主权来维护中国东南沿海的“安宁”，这样一来，不仅不能维护国内的和平与安宁，反而让列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终究让中国陷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以至清廷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晚年曾对心腹幕僚说道：“若非马案，则裁（湘）兵日紧，终致海防日废，列强日盛，战祸不断，则国运日衰也。”（白话文：如果不是刺马案，使得中央政府对湘军的裁撤和打击越来越厉害，终于导致了海防的日益废驰，而列强的气焰日益嚣张，战争不断国家便日渐衰弱。

疑案迷雾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内阁奉上谕：“闽浙总督箸马新贻补授，等因。钦此。”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

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老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马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四，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五，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六，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

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

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结论

从上述十个方面的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如同戏文里、《清稗类钞》里所传的“桃色案件”，也决非如同当时新闻、邸报里公布的“挟私报复”，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极有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知道是其弟和湘军集团所为。然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