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

《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是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宗迪。

《失落的天书》，一本天书里展现了一个怪力乱神的世界，今天，众多学者仰赖21世界的考古学和科学的进步对这本书进行了新的探索，讲述了2007年7月吉林市的宋先生早晨起床洗漱时，发现了一个身似龟、嘴似鹰、背似恐龙的怪物，从事古文化研究的宫玉海证实为多旋龟，北京市玉石收藏家任楠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刘卫东研究一块古玉时发现了一些看似微生物和时隐时现的珠子状微生物等，由此介绍了奇书《山海经》和书中很多不为人知的上古时代生物。

内容简介

《山海经》自古被称为奇书，学者或据以考地理，或籍之以考神话，世人所津津乐道者则无非充斥其中的四海神奇、远方怪物。本书凭借缜密分析，澄清关于《山海经》其书的本来面目——一本曾经对华夏世界观发生过巨大影响的“天书”。

作品目录

导言《山海经》：一个未解之谜	第二章 四时晷影：《海外经》与上古历法制度	第四章 飞龙在天：《海经》中的龙星纪时	第五章 天书遗篇：古代文献和文物中的“历法图	第七章 图画月令：《海外经》月令考	第八章 《大荒经》和《海外经》的地域和年代考
上篇 岁月图画：《山海经》中的时间观	第一节 《海外经》四方神与《月令》四时神	第一节 上古天文学中的龙星纪时	第一节 《管子·幼官篇》所述之古代月令图	第一节 《海经》中的物候事象	第一节 《大荒经》和《海外经》的地域范围
第一章 仰观俯察：《大荒经》与原始天文学	第二节 《海外经》四方神木与四时测影之表	第二节 《海经》中的“烛龙”与龙星纪时	第二节 子弹库战国楚《帛书》	第二节 《海经》中的岁时民俗场景	第二节 《大荒经》和《海外经》与东方民族
第一节 前人对《大荒经》与天文历法关系的认识	第三章 儒家经典与“小说之祖”：《尧典》和《海经》历法制度之对比	第三节 华夏龙崇拜与龙星纪时	第六章 天书之海：《海经》作者对月令古图的误解	下篇 天下意象：《山海经》中的空间观	第三节 《大荒经》和《海外经》与大汶口文化
第二节 《大荒经》与华夏上古历法诸环节	第一节 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与四时之神	第四节 伏羲、女娲、共工神话与龙星纪时	第一节 异域的起源：对月令古图的“地理学误解	引言	第九章 《大荒经》与封禅
	第二节 舜“巡守四岳”与“日月出入之山		第二节 怪物的来历：对月令古图的“神话学误解		第一节 封禅巡守与观象授时
	第三节 “璇玑玉衡”、盖天说与《大荒经》				第二节 泰山封坛与明堂
第十章 昆仑考
第一节 《山海经》中的昆仑
第二节 昆仑与明堂
第十一章 西王母考
第一节 西王母“西方说”的来历
第二节 西王母神话的民俗文化渊源
第十二章 《山海经》与战国稷下学术
第一节 五行说与月令之学
第二节 《海经》与邹子“大九州”说
第三节 《山经》与《管子》的地理学
结语
一、《山海经》与华夏世界的时间传统
二、《山海经》与华夏世界的地理想象
三、《山海经》与华夏上古学术史
附录：《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结构示意图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作品鉴赏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异数。在古代，“山海经”一直是被作为的地理书看待的；但是，自汉迄清，任凭学者们上下求索，却谁也说不清书中那些山在何方？水流何处？更同时，书中充斥着缪悠荒诞、非常奇怪之言论，因此又将此书视为神话之渊薮，但对于那些所谓神话的解释却仍是人言言殊，众说纷纭，到头来，“山海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就像一个虚无飘渺的海外仙境，依然是烟波微茫信难求……

书摘试读

不过，在一头钻进故纸堆之前，为了避免在纵横交错的文字丛林中误入歧途、迷失方向，还是应该先对我们研究的取径略作勾勒。迄今为止，关于《山海经》尤其是其中的《海经》部分的解释之所以一直聚讼纷纭，除了不明《海经》其书的性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的方法。文献考据一直就是《山海经》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整体的研究视野，更由于《山海经》的缪悠荒唐本身就给研究者提供了“神游四海，精骛八极”的想象空间。因此，文献考据的方法往往流于东拉西扯、痴人说梦般的牵强附会。

《山海经》是一本古老的文献，为了疏通词句，求解名物，就必多涉及文献考据，此在本书也不可避，为免蹈牵强附会的覆辙，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做到如下两点：

第一，考据与义理相结合。读解古书，尤其是像《山海经》这样莫测高深的古书，离不开考据，但是，考据要使人心服口服，就不仅要做到信而可征，即对字词、名物、制度的解释不仅要有文献上的例证，而且必须言之成理，即这种考据必须要能从道理上讲得通，因为字词的互训、词义的引申都不是单纯的语言学现象，其背后都是有历史的文化的逻辑的背景作为铺垫的。考证，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文字的辗转相训，而更应该揭示出这种语言学关系背后的历史、文化和逻辑关联，惟其如此，这种考证才能站得住脚，让人心服口服。传统经学的文献考据方法，从来就不是单纯文字语辞的勾连疏通，在其背后总有诸如儒家伦理、阴阳五行等大义作为铺垫，学术史上将文字训诂之学归于小学，而将义理之学归于大学，其实只是一种方便教学的权宜之说，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毫不相干，各行其是。从汉唐经师，到宋代大儒，直到清代宗师，无一不是义理与诂训兼修、小学与大学并通，清人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也主要是就其侧重点和思想倾向而言。清代乾嘉学者以实学著名，但未尝不通于义理，其考证文字，辨析文物，皆以其对儒家礼仪和义理的整体把握为基础。但清代学者因侧重训诂，遂使文字音韵之学成长为一个专门和独立的学科，从而为小学与大学、训诂与义理的明确分家奠定了基础。再加上清末以来，废除科举引进西学，学统与道统俱绝，虽然文字训诂之学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性学科被在大学中文系保留下来，但这个学科却被从其原来的知识和学术背景中剥离下来，后者被当成历史陈迹束之高阁。但是，这些知识和思想背景原本是传统文人耳濡目染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是他们阅读典……

作者简介

1963年生，山东即墨人，副研究员。1979年入南京大学气象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8年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2003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民俗学，神话学，先秦文献，口头传统，民间文学。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