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花鼓

历史渊源

关于商洛花鼓的起源，说法颇多。据镇安、山阳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始于湖南，上传湖北，南由汉水传至安康、汉中一带；北由丹江传到丹凤、商县、洛南一带，进而传入关中。而据丹凤、商县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则是由汉代秦陇马上鼓吹乐衍变而来，原为军事操练和出征仪仗所用。范大成《桂海虞衙志》载，诸葛亮军中就置有吹乐队，以锣鼓悬系腰间，手指击之，口唱歌词，迷溃敌人。《敦煌拾零》、《隋唐演义》等书也有这样的记载，隋末瓦岗寨三十六兄弟，曾以“打花鼓”作掩护，计入敌营，救回了秦琼，故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

五代以后，花鼓进入民间。宋杂剧中的“大迓鼓”、“迓鼓舞”、“跑汉船”等，就是其艺术化了的舞段形式。[1]

北宋时，王禹偁在《畲田词》、《赋得腊雪连春雪》两首诗词中分别记载了当时商洛古先民劳动歌舞的场面，这种以锣鼓击乐的表演形式与现代商洛民间的“八岔戏”、“小调戏”的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极为相似，“田歌”也因此被认为是商洛花鼓戏的早期萌芽。

明末清初，商洛地区出现民间自娱自乐的小规模戏班，并有商州城隍庙、西关关帝庙、城内东门外土祠各建乐楼共三间戏楼。

道光五年（1825年），第一个有名称的戏班“商州双盛班”出现。自此以后至民国年间，商洛各地成立的各种戏班共有百余个，其中既有“三女班”这样的花鼓戏“窝子”，也有“唐将班子“这样自乐性质的半职业戏班。这一时期戏剧班社的活动对传播和发展商洛花鼓作用很大。

清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郧阳遭受水灾，许多灾民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飘流，靠“化谷物”维持生计，人们将其所唱之调叫“化谷调”，以后逐渐衍称“花鼓调”，“化谷调”传至商洛后，与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融合，兼收渭南、华阴秧歌、迷胡小调，最终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并有动听、朴实之风格的商洛花鼓。[1][1]

新中国成立前，商洛花鼓几濒绝境。[1]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民间戏班或被国有剧团吸收改造，或被以政令的形式解散，民间戏班向城市高度集中。从1956年的《夫妻观灯》开始，商洛花鼓首次实现了从民间“地摊子”小戏走向戏剧大舞台的成功尝试，从此开始了商洛花鼓的现代化改造过程。

文化特征

表演特征

商洛花鼓也叫“跳花鼓”或“舞花鼓”，是一种在"跳"和"舞"中说唱的传统民间艺术，因此，“跳”和“舞”便成为花鼓表演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贯穿于一堂花鼓的人物表演始终。花鼓跳法多样，姿态刚健优美，有蹦跳、闪跳、弹跳、扭跳、踏跳，有兔子跳、麻雀跳、侧身跳、单腿跳、双蹬跳，有三角跳、十字跳、之字跳、拐线跳、双八字跳。跳的名目虽然很多，但表演起来却没有固定程式，由演员自由发挥，显得优美大方、自然生动，耐人观赏。

音乐形式

商洛花鼓的音乐形式依据内容可分为大筒子、八岔子和花鼓子三种。

• 八岔子

八岔子用八岔调演出，也叫八岔戏，多反映公子、小姐的艳情故事。其曲调分阳八岔和阴八岔两种。阳八岔又称硬八岔或大八岔，阴八岔又叫软八岔或小八岔。阳八岔其特点是一人开唱，众人帮腔。伴奏形式为演员清唱，锣鼓配节，即演员清唱，在腔句之间穿插固定的锣鼓点伴奏，不用弦索，句末由台后帮腔，成为“一人唱而众人合之”的形式。它的声腔结构是分腔、合腔、诉板相结合。阴八岔曲调开朗、豪爽而又抒情。节奏别致。属五声徽调式。一般用于剧目开头或行路时唱，在运用中可加其他小调来演唱。每个小戏中间只要有这两个调的都可叫做“阴八岔”戏。

• 大筒子

大筒子以筒子胡琴伴奏，也叫筒子戏，属于花鼓中的大中型戏。多表现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内容。大筒子是花鼓戏较高级的一种，具有文武场面，近于戏曲形式。因为棚子是它的舞台，其舞台次于演大戏的舞台，大于演小戏的台子，所以叫二棚子。又因文场所用的乐器叫筒子胡，其形似二胡，琴头较粗大，音色清脆、明亮、粗犷、浑厚。曲调有小生调、老生调、老配少调、半板、板半、阴调、放哀子等七种。

• 花鼓子

又名小调戏，因戏中的曲调是由民歌小调所构成，所以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生活。它保持了一般民歌的原貌，戏剧化的程度较少；曲调多，旋律节奏、调式变化较丰富。有的剧目以一曲多变形式演唱到终，有的以多种曲调联用变化。曲式结构既有对偶句结构，又有启承转合形态。宫、商、角、徴、羽各类调式都有，以商、徴、羽调式居多，特别是商调特性较明显突出（如【石榴娃烧火调】），唱腔丰富多彩。由戏名起曲名，曲调短小，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它的伴奏仅用锣鼓按演唱的需要加在每一曲调的某一乐段或曲终处，词格也无严格的局限，五、七、十字句皆有，还有不正规的穿句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曲调有250多支。[1]

伴奏乐器

早期的商洛花鼓只有筒子戏有文、武场伴奏，其余的都只有武场（打击乐）伴奏。后来搬上大舞台后，就文、武场都齐全了。

文场器乐：商洛花鼓的领奏乐器是筒子胡；包腔乐器有高音板胡、低音板胡、二胡、笛子；其他文场伴奏乐器有古筝、扬琴、琵琶、三弦、中胡、大提琴等。

武场器乐及锣鼓经：商洛花鼓的武场乐器有干鼓、暴鼓、牙子、大锣、小锣、铰子、堂鼓、大铙钹、小铙钹、撂锣、镲、银锣。

打击乐的锣鼓经分为起板铜器和动作铜器。起板铜器主要有两种，即“单扭丝”和“双扭丝”。动作铜器主要从秦腔借用、吸收而来。早期的花鼓戏尽管有部分开场锣鼓，但多为花鼓子（指地围子，玩灯等形式）所用，演奏上可长可短，随意性强而戏剧性差。商洛花鼓戏打击乐器的音色接近川剧击乐的音色，比秦腔打击乐的调略高。[1]

表演语言

商洛花鼓因流行地域和语音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商丹路（商州、丹凤）和镇柞路（镇安、柞水）两大流派。商丹路花鼓又被称为北路花鼓，它以关中语系为主，杂以当地土语（部分也用下河语），曲调流畅、优美，婉转柔和；镇柞路花鼓又被称为南路花鼓，它以鄂西北语系为主（当地称下河语），掺用本地土语，曲调高亢洪亮，欢快明朗。[1]

代表剧目

商洛花鼓的传统剧目抄本和口传本有100余册，代表剧目有《打铁》、《打草鞋》、《石榴娃烧火》、《绣荷包》、《十月小怀胎》、《花墙会》、《卖翠花》、《吴三宝游春》、《李狗看花园》、《贾金莲回河南》、《坐西楼》、《送香茶》、《小东楼》、《白扇记》、《小反情》、《蔡鸣凤辞店》《张德和进店》、《王婆骂鸡》、《正德王访贤》、《血刀记》、《鞭打芦花》、《山伯访友》、《窦公送子》、《湘子化斋》、《凤英卖酒》、《蓝桥会》、《桑园配》、《阴阳扇》等。

传承保护

传承价值

商洛属于秦楚文化交流之地，在商洛环境的孕育下，使得商洛花鼓地方色彩显著。商洛花鼓包含了秦风的自由奔放色彩，同时渗透有楚风的婉转细腻气息。例如《花强会》戏目，容纳了陕北秧歌的表演形式，附有秦文化特点。商洛花鼓汇聚了跑早船、秧歌以及跑魔女等地方特色，充分将秦地的地理环境与楚地的优美舞姿进行有效结合，突出商洛花鼓独特的地域性色彩。在商洛花鼓表演中，剧日增加了北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语言突出商洛地区的本色，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文化传承价值。

传承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商洛大量青壮劳力外出打工。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农民的文化审美心理已经发生转变。在农村，原先依附于婚丧仪式的各种戏剧表演已经被现代意义的乐队所代替。文化生态环境已经给商洛花鼓戏的生存带来不利影响。[2]

2011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商州市登记的民间花鼓艺人不足30人，且多数年龄老化，数十年未登台演出。录下来的原唱声带多数唱词不全，曲调不准，难以恢复。

传承人物

辛书善，男，1940年9月生，陕西省商州市人。2017年12月28日，辛书善入选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陕西省商洛市申报。项目名称：商洛花鼓。

保护措施

成立于1950年的商洛市剧团多次组织人力，深入山区调查研究、挖掘整理，将花鼓戏由原始的席棚、地摊搬上现代舞台。并吸收借鉴其他剧种和民间音乐之所长，对花鼓戏进行不断的整理加工、改革创新，使之在技术上逐步成熟、风格上更加丰富、艺术上日臻完善。商洛市剧团还设立传习所，举行“文化遗产日”，开展非遗进社区活动，并组织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洛道情》专题宣传片。[3]

2017年06月12日，由商洛市文广新局、西安全科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商洛市剧团联合摄制的商洛花鼓戏曲电影《带灯》在陕西文投商洛国际影城首映，有效保护了商洛花鼓的传承。

社会影响

重要演出

商洛花鼓以商洛、镇安剧团为演出代表，继1956年《夫妻观灯》首演之后，1958年创作的《种核桃》参加西北五省区戏曲会演。

1982年3月，商洛花鼓《六斤县长》在西安演出，受到陕西省领导马文瑞、章泽等接见。

1983年3月8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中央首长习仲勋及朱穆子、贺敬之、赵伯平、马少波、俞林等接见合影；又受命赴天津、大港油田、上海、武汉巡回两月，访问演出21场。[1]

2018年11月19日，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情怀》在商洛影剧院首演，商洛市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观看了演出。[4]

荣誉表彰

商洛剧团2002年创作的《月亮光光》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上获得优秀剧目、最佳编剧等10个奖项，2003年代表陕西省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并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特别奖和优秀编剧等七个单项奖，同年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该剧获得文化部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文华新剧目”奖。[1]

参考资料

[1]商洛花鼓.陕西省图书馆. [2019-01-04].

[2]商洛花鼓戏生存现状、传承与保护的理性思考.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9-01-04].

[3]商洛花鼓和道情 并蒂开花分外香.腾讯. [2019-01-04].

[4]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情怀》首演成功.陕西传媒网. [2018-12-08].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