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续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位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是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但是,也存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的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消失了,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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