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趣爱秀

产生背景

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戴名世是桐城先驱；方苞为桐城奠基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江南安庆府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并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

在桐城派“四祖”中，前“三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虽然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程晋芳、周永年语“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桐城被誉为“文都”，主要因为桐城派在清代时期的极大影响力。桐城派理论体系完善，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后来桐城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如梅曾亮、管同、曾国藩、张裕钊、林纾等，但桐城籍作家仍占很大比重，著名的的有被称为“小方、戴、刘、姚”的方东树、戴钧衡、刘开、姚莹及方宗诚、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等。

发展历程

桐城派从他的产生到衰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

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姚鼐中、晚年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

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弟子再传弟子，以致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桐城派是在姚鼐手中壮大的。除了自己的古文实践和为桐城派提出理论主张，姚鼐还将更多的心血花在桐城派古文的提倡上。这主要包括《古文辞类纂》的编纂和他四十余年讲学生涯。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人物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其中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己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思想主张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刘大櫆进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是姚鼐的老师，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文章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代表人物

方苞

方苞（1668-1749），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他在《又书货殖传后》文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变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客观现实。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又均以《易》为根据，充分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有物”、“言有序”为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1]

刘大櫆

刘大櫆（1697--1779），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1]

姚鼐

姚鼐（1732-1815），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莹也说：“望溪文持，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1]

戴名世

戴名世（1653-1713），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这也是我们称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先驱者、开山祖，理应尊为“一祖”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曾国藩

（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曾国藩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高洪雄健，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就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湘乡派为主流的阶段。正式提出“桐城派”的，其实是曾国藩，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所以，曾国藩实有“中兴”桐城派之功。

《桐城派大辞典》

2011年初，桐城派研究会选定《桐城派大辞典》项目，作为集中攻坚、重点打造的文化工程。

桐城派研究会为《辞典》搭建了强大的领导、编纂和出版团队。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辞书编纂专家、桐城派研究会副会长徐成志出任《辞典》主编。

2019年7月14日，桐城市委、市政府在合肥为《桐城派大辞典》举行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后因错误太多被下架。2022年4月，《桐城派大辞典》1版2次修订重印本，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正式出版。同时发行的有16开典藏版和大32开精装本两个版本。 [2]

流派体系

形成原因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如戴名世说:“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又说：“窃以谓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桐城“外江内湖”的开放性和“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刘、姚“四祖”等“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提高声誉,扩大影响”；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戴名世说：“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这种淳朴社会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正因此，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宋画第一”李公麟、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都出自桐城，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才的辈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如方苞五岁，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二十岁即授徒四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如戴名世说：“得闻先世遗训”，听长辈“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余虽幼，备志之于心。”姚莹也指出：“夫劳者乃成之资，而逸者实败之券也。”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尽管戴、方、刘、姚等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但其家庭并不富裕，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忠厚为本”、“读书好古”、“清贫自守”等。如姚莹说：“家德所传，惟以忠厚为本。”又说他所得的遗产，“独先世遗书而已”，而先世“虽或仕于朝，官于四方，独无余禄，以给子孙，及莹之身益困，常惧坎坷，不能自立，以坠先人之业也。”因此促使他“日夜兢兢，冀有所就”，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终成大器，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姚门高第弟子”而闻名于世。

体系划分

桐城文派

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邑内有识之士即鄙弃时文，倡导古文写作。在理论上，方以智(1611--1671)提出端本于经，练于要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的崭新见解，其《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班(固)马(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创作上，钱澄之(1612-1693)摒弃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其作品为后世桐城派作了示范。其后戴名世赋予古文强烈的战斗精神，注重发挥古文的社会作用，开桐城派古文艺术形式之先河。其文学倾向和艺术渊源与桐城派基本相同，对方苞影响至深。

桐城诗派

桐城派文人中能诗者不少，如刘大櫆、姚范、姚鼐、方东树、朱琦、曾国藩、范当世、陈三立等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建树都为人重视。如统观桐城派作家的诗歌，俨然有一桐城诗派存在，故前人已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之语。

桐城画派

“桐城画派”也可谓独具特色。因“文派”之名太盛，而忽略对“画派”的开发研究，这是十分遗憾的。据查有关资料得知，明清两朝，桐城县画家就达一百多人。一县之中，能涌现如此众多之画家，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北宋时期，闻名天下的大画家李公麟（人称李龙眠，桐城龙眠山庄今坐落在龙眠乡双溪村李庄，遗迹尚可辨认），就是开“桐城画派”的杰出人物。《安庆府志》曾载：桐城龙眠山“擅江北名山之胜，宋李公麟归老于此。”由此可见，李氏晚年就终老于家乡桐城龙眠山。李龙眠由于精湛无比的绘画（白描）造诣，故在中国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且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大学士相交笃厚，诗画畅游于天地之外。明桐城名士孙中夔有诗曰“居山庄犹在，园林看转移。山川浑日旧，花鸟自今时。月散花椒影，烟沉兰竹枝。闲来搜胜迹，登临客心悲。”可见其对李龙眠的追思之。

社会影响

综述

桐城派以明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家而上追史迁，远溯秦汉，为其文统之源流，故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且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姚鼐又手编《古文辞类纂》，作为散文创作的“样板”刊行于世，从而从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家法”的影响，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骛。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

桐城派千余人的创作队伍，其散文作品可谓汗牛充栋。2000余种作品既体现了桐城派文论的共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清代以降，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余卷，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更是不胜数计。不少名篇佳构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一直选作大中学校文科教材。而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钟书、朱光潜等，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

自清乾隆中叶至今，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该派为“桐城谬种”，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铉、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鲁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周寿昌、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桐城文学，便转折到了现当代历史阶段。“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对桐城的赞誉，同样当代桐城文学仍然生机蓬勃，尤其以潘承祥先生创立的中国桐城赋派为代表。桐城赋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丰厚的文化积累上，透过文化地域政治这些表层的东西，以桐城赋的新形式，创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个活跃蓬勃的时期。桐城辞赋文学是人学，桐城辞赋作品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深处真实的东西，引起人们对生活、社会、时代、以及生命的思考。当代桐城辞赋文学，以社会百科全书的规模记录社会变迁和历史沧桑，具有永久的价值。学者王泽生选集，系统化地总结了桐城辞赋作家的创作实践；潘承祥大师的作品最为经典。当代桐城辞赋文学，原汁原味。既反对形式上拟古倾向，又主张生活创造，对唐宋清以来古文运动作出了新的诠释，在桐城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文与古文的密切关系，二是桐城派创始诸人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

顺治时期

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采，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雍正十一年

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

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桐城派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1]是专门从事桐城派研究的学术机构。其宗旨在于荟萃和培养一支具有宏观视野的对桐城派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队伍，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对桐城派文学及其发生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凝聚同道，嘉惠来学，昌明学术。

研究旨趣：秉承学术研究的真谛，以学术为基本尺度。

1、研究以桐城派为立足点，但不囿于桐城地域及桐城派作家；

2、研究以桐城派文学为聚焦点，但不囿于文学；

3、研究以桐城派存在的朝代为主，但不囿于有清一代。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

期刊数	发表时间
桐城派研究2021年用稿	2021年9月29日
桐城派研究2020年用稿	2021年6月16日
桐城派研究2019年用稿	2020年6月9日
桐城派研究2018年用稿	2020年6月9日
桐城派研究2017年用稿	2018年6月22日
桐城派研究2016年用稿	2017年1月6日
桐城派研究2013—2015年用稿	2015年8月26日
桐城派研究1997—2012年用稿	2012年10月27日

社会评价

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对秦、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经刘大櫆的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善。应该说，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诗人钱澄之等，即推崇左、庄、马、班的文章，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对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桐城市人民政府网评）

参考资料

[1]中心简介.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 [2018-05-03].

[2]《桐城派大辞典》修订重印本近日正式出版_桐城市_遗存_内容.搜狐. [2022-11-17].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