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人

高丽人，即朝鲜人，宋元时期把今天的朝鲜/韩国称为高丽。〔注：“高丽”和“高句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王氏高丽时期，那时高句丽已亡二百多年，二者年代有差距，且二者不存在连续性和继承性。

民族

不同的称呼

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称呼：中国大陆、朝鲜民主主义民主共和国（北韩）的官方中文/朝鲜文称谓：朝鲜民族（조선민족），大韩民国（南韩）政府官方公文对韩民族和朝鲜民族两个称呼都表示正式承认，但因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不用刻意强调民族身份，因此前者使用频率更高一些，不过以韩国（南韩）官方学术界和教育界为代表的韩国官方文化界仅称朝鲜民族。

欧美、南洋的称谓为：Korean nationnality；港台、日本的官方汉字/朝鲜文称谓：韩民族（한민족）（因为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华人在西方国家有一定数量，所以西方国家对于很多中国事物也会有自己一套规范的官方中文称谓）

各地分布

大韩民国：5062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1,687,550

美国：2,057,546

中国：1,930,929

日本：890,214

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共和国：486,857

加拿大：110,000

拉丁美洲（主要在巴西）：100,000

总计：74,616,714

高氏政权

今天我国的学者一般认为，高句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东北和朝鲜地区出现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政权。东北地区很早就是古代中央政权的管辖区域。周朝灭商时，商朝后裔箕子率领部众向东迁移，在今天平壤地区建立“朝鲜”国，成为周的一个地方政权，学界一般称之为“箕子朝鲜”；西汉初，一个叫卫满的燕人为躲避战乱来到此地，纠集其他中原人夺取了统治权，学界称为“卫氏朝鲜”。由于一直奉行扩张政策，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被汉武帝统一，西汉在其辖地设置了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进行管理。

公元前37年，东北边疆民族夫余的一位王子，因受族人迫害，率随从南逃到了玄菟郡的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东南），这位因善射而被称为“朱蒙”的首领在那里建立了最初的高句丽政权，史书也简称为“高丽”。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高句丽的户籍归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管理。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首领类利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吉林省集安市境内的“国内城”。此后400多年，高句丽政权一直定都于此。

高句丽先后由汉玄菟郡、辽东郡管辖，并不断上表称臣、朝贡。历史上这个政权曾有过大起大落的兴衰过程。王莽时期，因为被征调参加征讨匈奴而发生叛逃事件，高句丽王驺被王莽诱杀；东汉建立后，高句丽统治者重新被封王，并不断兼并周围边疆政权，逐渐强大起来；到魏晋南北朝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使高句丽得以更加发展。其间，高句丽向中原各王朝称臣，还受到过曹魏和慕容鲜卑政权的两次毁灭性打击。此后高句丽开始转变策略，不再谋求向西扩张，转而经营南部地区，抑制当时朝鲜半岛另外两个政权百济、新罗。公元427年，高句丽再次迁都，建都平壤。根据史书记载，高句丽在最鼎盛的时期，其疆域“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里”，南至朝鲜半岛中部地区，北到今天的吉林中部以北，东到延吉以东，西到辽河。

到隋唐时期，中原日趋统一，收服割据状态的高句丽于是成了两朝皇帝的共同意愿。正是出于统一的要求，唐太宗才会在隋文帝和炀帝多次征讨失败后，继续下决心武力统一高句丽。史书载，唐太宗在出征前曾说：“今九瀛大定，惟此一隅”，说明他把收服高句丽当作国家统一的最后一役。从公元644年开始，经过24年的战争，高句丽终于在唐王朝和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政权的联合夹击下灭亡，唐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统兵镇守。高句丽遗民大部分被内迁至河南湖北，太宗移内地居民居住于此，极少部分留在当地。自此，存在了705年的高句丽古国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氏政权

高丽（고려），简称丽，是亚洲中世纪时一个位于东亚朝鲜半岛的王国（西元918年-1392年），由王建所建立。1287年起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属国，1356年恭愍王回复独立。13世纪至14世纪时曾向元朝称臣，被元朝划为行省之一，全称为“征东行中书省”，直到元朝灭亡为止。为免与高句丽混淆，在中国大陆又称之为王氏高丽。

918年后高句丽国弓裔王的部将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推翻弓裔，定都于迁都至自己的家乡松岳，并改称为开京（即今朝鲜开城），改国号为高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建立高丽王朝。高丽王朝成立后，采用了中国国家的王室制度，但是名称僭越。直到1275年向元朝称臣不再僭越。

首都的王宫被称为“皇城”；国王的命令称为“诏”；

国王的继任人被称为“太子”，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

官制与中国相同，尚书省、中书省、六部、枢密院等。

993年，高丽被辽国击败，被迫断绝和北宋的关系，向辽国称臣。此后为防入侵，高丽在北方修筑了千里长城。1127年被迫臣服金国。1135年西京平壤发生“妙清之乱”，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农民暴动。在抵御契丹和女真期间，军人势力大增，1170年和1173年，以武将郑仲夫为首，发生两次政变。政变军人废立国王，大杀贵族文官，最终建立了武将崔忠献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国王和王室贵族迁都江华岛，高丽三别抄义军抵抗蒙古和元朝军队至1273年。1275年，元朝命令高丽更改官职爵号，尚书省和中书省改为佥议府，枢密院改为密直司，御史台改为检察司，吏部和礼部改为典理司，刑部改为典法司，侍中改为中赞，平章事改为赞成事，朕改为孤，奏改为呈等等。同时废止了高丽的庙号制度。之后的李氏朝鲜亦继承了高丽向中国称臣之后的官职及习惯。1280年元朝为了进攻日本在沈阳设置征东行省，攻打。1281年随着进攻日本失败解散征东行省，1287年再设征东行省，这以后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属国，1356年恭愍王时回复独立。 1359年红巾军侵入高丽。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1387年朱元璋要收复原东北元朝属地，高丽国王仍然依附蒙古残余势力北元，拒绝归还，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反对出兵，发动政变，1392年在开城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王国”，高丽灭亡。

区别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的政权。一是立国于公元前37年，在我国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出现的名为“高句丽”的地方政权，我国史书也称之为“高丽”。另一个立国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名为“高丽”。为将其区分，学界一般以“高氏高丽”称呼前者，因为其统治者姓高；以“王氏高丽”称呼后者，因为其统治者姓王。因为两个政权都名为高丽，后人或以为二者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或将其混为一体，致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产生极度混乱，而实际上二者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主要体现在：

一、两个政权立国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

高氏高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未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后，因其不遵从隋唐两朝诏令，不断扩张，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结果导致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氏高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氏高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些辖境为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占据，一些划归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权新罗，一些仍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中国内地，后和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其王族后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灭亡250多年后的公元 918年，935年取代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 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其疆土发展为现在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北韩）和韩国（南韩），人民发展为现在韩国（南朝鲜）和朝鲜（北朝鲜）两国的主体民族也就是朝鲜民族。

二、统辖区域不同

高氏高丽初立国于我国境内的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宁桓仁县，后迁至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至平壤。高氏高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四至大致是：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北汉江以北。据《高丽史·地理志》载，王氏高丽在建国110年后的疆域最北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其北是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境，渤海灭亡后是我国的边疆民族女真人的活动地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上是继承了新罗的疆域，其北部地区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境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即已经归新罗所有。由此看，王氏高丽统辖的区域并非高氏高丽的旧地，早期在今平壤以南，一在南一在北，王氏高丽占据平壤以北是后来的事情，全部占有半岛鸭绿江以东和图们江以南地区则是14世纪末叶，但此时王氏高丽已经为李朝取代，因而在统治区域上两个高丽也难以构成继承关系。

三、辖境内民族构成不同

高氏高丽辖境内的民族以高句丽人为主。高句丽人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本即是新罗国民所建政权，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氏旧”的。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朝鲜王国取代后，“朝鲜民族”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成为韩国主体民族的官方称呼，并沿用至今。

四、王氏高丽非高氏高丽后裔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不仅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的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推之，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证王氏不是高氏的后裔。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王氏高丽都难以和高氏高丽构成继承关系。

1.高句丽民族是古代东北地区夫余人的后裔。其领土主要部分处于汉朝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国都为纥升骨。

2.高句丽历史上，对中国时叛时附。高句丽帝国的扩张大致上始于大武神王高无恤时代，也就是王莽窜汉时代。王莽贬高句丽为下句丽，从此引发了战火。高句丽连战得手，击败新莽政权，占有乐浪。并吞并了周围的小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光武帝刘秀击败高句丽，收复乐浪，以朝鲜半岛上清川江为界，以北归东汉，以南归高句丽。后来，高句丽趁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入侵，名义上尊奉北方政权，但暗中掠夺土地，到南北朝末，不仅占有了辽东四郡，而且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政权，迫使其臣服。

3. 隋统一后，为收复辽东四郡地方，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隋炀帝失败引发国内的叛乱。隋亡后，唐王朝仍然不忘收复四郡，终于在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高句丽人大部分被唐军俘虏后带入内地，分布在河北山东地区，一部分逃入百济，新罗。百济，据说是高句丽贵族所建立的国家，后来唐也灭亡了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4. 在高句丽灭亡后250年，新罗人的大将王建弑主自立，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是，新罗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人（马韩、弁韩、辰韩）的后裔，与夫余人的高句丽没有血缘关系，有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不等于就是高句丽人。王氏高丽为李氏高丽取代，李氏高丽臣服于中国，明清都是如此，直到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高丽灭亡。李氏高丽是南北朝鲜的前身。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高丽，领土都不出朝鲜半岛。

5. 朝鲜人自认为是高句丽后裔。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在临终前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赖高句丽山川庇佑”，可自认为是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王氏高丽直到今日朝鲜民族继承了高句丽很多，但日本学习汉文化也很多，不能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发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来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发展为现代的朝鲜民族。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

王氏高丽对高句丽历史的歪曲

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自《旧五代史》开始，历代正史却将不分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并承认两者有继承关系。关于中国史书不辨两个高丽的原因，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082）二月己巳条可以看出：“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而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高句丽21王的谱系清晰可考，但高句丽灭亡之后几百年，怎么会出现一个王建的高丽来，史馆坦承“皆不可考”。然而，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公式继承高句丽社稷。中国各政权从此不辨两个高丽，承认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国有继承关系。

《资治通鉴》卷201中记载了唐高宗对高句丽的看法，他认为高句丽百姓也是他的百姓，这表明唐对高句丽所属的态度：“戊寅，上幸九成宫。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见。”

中国史书对高丽混淆追源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朝鲜王国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旧五代史》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实际上王建是夺的弓裔之位，而其一生最大的敌人是甄萱。这两支势力都是直接从新罗分裂出来的。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弓裔本为新罗王子。

弓裔所建之国，称为‘泰封’，甄萱所建之国称为‘后百济’（该政权实际上是纯粹是都是新罗人），王建夺弓裔之位后建立高丽。朝鲜半岛出现了，原新罗（已经衰败）以及（王氏）高丽和后百济三只势力。

但是这三支势力全部都是出自新罗。与两百多年前的百济和高句丽已没有多大关系。

仔细看以下内容就可知，甄萱实际上是新罗人。弓裔的身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公元十世纪上的半岛三国，全部都是新罗和从新罗分裂出的势力。和两百多年前的三国没有可比性。

《三国史记。甄萱传》

甄萱，尙州加恩县人也。本姓李，後以甄为氏。父阿慈介，以农自活。後起家为将军。初，萱生孺褓时，父耕于野，母饷之，以儿置于林下，虎来乳之。鄕党闻者异焉。及壮，体貌雄奇，志气倜傥不凡，从军入王京，赴西南海防戍。枕戈待敌，其勇气恒为士卒先。以劳为裨将。

唐昭宗景福元年, 是新罗眞圣王在位六年。嬖竖在侧，窃弄政柄，纲纪紊弛，加之以饥馑，百姓流移，群盗蜂起。于是萱窃有觎心，啸聚徒侣，行击京西南州县。所至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

犹不敢公然称王，自署为新罗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是时，北原贼良吉雄强。弓裔自投为麾下，萱闻之，遥授良吉职为裨将。萱西巡至完山州，州民迎劳，萱喜得人心，谓左右曰：“吾原三国之始，马韩先起，後赫世勃兴，故辰、卞从之而兴。于是百济开国金马山，六百余年，摠章中，唐高宗以新罗之请，遣将军苏定方，以船兵十三万越海，新罗金庾信卷土，历黄山至泗比，与唐兵合攻百济灭之，今予敢不立都于完山，以雪义慈宿愤乎。”

两方观点

韩方观点

首先说明：此文为韩国研究人员所写，故其用语风格倾向于韩方观点。有部分观点错误。之后指出

〈中国传统上依据“中原王朝与夷人”的二分法来研究历史。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即中国内地）的朝代是繁荣与文明的“中原王朝”，其周边各国是没有文明化的“夷人”。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应局限于“中原王朝”，从定义上来说，所有其他周边各国应该排除在外。

但是，今天的中国是由汉族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这一原因，自从现政府1949年成立开始，中国一直奉行“从历史之初中国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他们认为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在中国领土之内展开的所有历史都顺理成章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由此，根据传统历史研究原则本应该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众多少数民族历史仅仅由于他们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便被披上了中国历史的外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不顾合法依据与历史潮流，仅仅依据现有的国土，试图确定违背历史本质与进程的“领土第一的历史观”。

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试图将高句丽历史并入中国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研究人员开展了旨在分离高句丽部落起源与朝鲜民族历史或高句丽历史起源的一系列研究。

正如上文中指出，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团体开始歪曲历史，将高句丽部落确定为华夏部落（中国古代汉族）的后人。而这一论点却是以《逸周书》中王侯一章为根据。众所周知，这本书是中国战国时期编著的一部虚构“小说”，其可信度存在严重问题。

高句丽的祖先是濊貊部落人，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在现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半岛北部以农业为生。在濊貊部落中居住在辽东与现北韩西北部的人们经过快速发展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古朝鲜。

之后，在松花江盆地一带的居住者创立了名为扶余的国家。濊貊部落的一部分同时也在鸭绿江中部繁衍，后来成为了高句丽的祖先。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与二世纪以铁器文化为基础发展农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他们的独特文化使自己从其他濊貊群体独立出来。

直到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句丽”改称为高句丽。在“句丽”将高句丽作为国家名称时，他们将自己的部落称作“貊”。由此可见，高句丽的祖先是来自濊貊部落的分支，和古朝鲜与扶余祖先相同。他们不仅区别于中国的华夏部落，而且与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东部的挹娄游猎部落和西部的东胡游牧部落(鲜卑与契丹的祖先)也有着明显区别。

后来高句丽吞并濊貊，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统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一个伟大帝国。在这一过程中，高句丽在其疆域内兼并统一了数个小型濊貊部落，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南方的中国汉族部落。

高句丽还将靺鞨(挹娄的后裔)与契丹(鲜卑的分支)也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但濊貊部落一直是高句丽种族的主脉。

公元668年，新罗统一三国，这成为了朝鲜民族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契机。渤海王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后裔逃向了南方的高丽，之后建立了统一新罗。至此，朝鲜民族民族国家统一大致完成。总而言之，高句丽是朝鲜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句丽统一了分散的濊貊部落，在朝鲜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证中的错误

高句丽没有被新罗统一，新罗仅仅统一了百济。高句丽被唐朝兼并，且几乎全部王室贵族，大批平民被强制迁徙至中原，融于汉人。

中国观点

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

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朝鲜民族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列传22）

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

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朝鲜民族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融入朝鲜民族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华民族、朝鲜民族共同享有是可以的，但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单独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

新罗、王氏高丽、朝鲜王国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原王朝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两个民族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么说的话，韩国的主体民族朝鲜民族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韩国的大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虽然韩国说朝鲜民族（韩国的主体民族）的习俗与高句丽形似。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朝鲜民族、汉民族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民族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

新罗人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有种族上的亲属民族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朝鲜民族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

而韩国所说的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民族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

而对于东北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朝鲜民族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

早期关系

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但是箕子朝鲜并非韩国人的祖先，无论民族还是继承。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满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3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卷3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

（二）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

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15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明太祖实录》卷221）”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明太祖实录》卷225）”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朝鲜王国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朝鲜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大朝鲜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朝鲜民族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朝鲜王国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

“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