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曲源于唐宋大曲、诸宫调、宋词、鼓子词、唱赚、转踏以及北方各民族音乐,而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的首推诸宫调,因之形成了戏曲音乐中曲牌联套体的结构体制。这种音 乐之所以称为曲,是与宋词相区别。词与曲都是利用词牌与曲牌填词歌唱,但在形式上曲突破了词的定格,不分上、下阕;在句数、字数上也打破了词的限制,可以大量使用衬字,显得生动活泼,故谓“曲者,词之变”。称为北曲,又是为了与南宋以来流行于南方的南曲相区别。
北曲又分为戏曲(或称剧曲)与散曲两种。两者虽同为北曲,但差别很大。戏曲是通过舞台演出欣赏的,散曲则是为了清唱;戏曲是通过曲折的情节,抒发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而散曲则是作家情感的自我表露;戏曲必须有四组套曲的完整结构,一折戏一个套曲,每个套曲只限一个宫调,以此贯串全套,使得每个乐章前后的调性统一;而散曲则较为灵活,它可以只是一首单乐章的小令,也可以组成多乐章的套曲,即散套。
曲的出现,是对词的一次重大变革。明王世贞《曲藻》认为:“曲者,词之变”。词与曲都是歌曲,都是按传统曲调(曲牌)填词歌唱的。但由于曲受了金、元时期民歌俚曲的影响,在形式上突破了词的某些限制,因而显得生动活泼。一首词体歌曲通常分为上下两阕,曲却打破这种定格,变为单阕体歌曲。但如有必要,一首单阕歌曲又可以多次重复使用,这就是北曲的〔幺篇〕和南曲的〔前腔〕。此外,曲在语言上也较为口语化,并可大量运用衬字,结果是曲在句数、字数上也打破了词的定格,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与伸缩性。以词与曲中的同名曲牌相比较,无论句格、字格都差别极大,这在北曲中尤为明显,甚至同一曲牌用于不同的场合,句格、字格亦不相同。曲在形式上的这种突破,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词的形式所以那样严格,是为了歌唱,必须按谱填词;而曲在形式上的这种灵活性,就要求音乐必须依词谱曲,方可付诸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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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曲的形成,乃是汇集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优秀成果。传统的各种音乐艺术,诸如唐宋大曲、诸宫调、宋词、鼓子词、唱赚、转踏等等,对北曲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北曲有335支曲牌,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上述各种传统音乐。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受金、元时期流行 的民间音乐的影响。其中包括汉族的民歌及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歌。北曲大量采用了这些民间曲调,有些曲牌的名称,还保留着少数民族的语音。可见,北曲也融汇了中国北方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成果。
北曲不仅从上述这些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中吸取大量的曲调,而且也从它们那里继承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方法与技巧,从而形成了戏曲音乐的曲牌联套体结构方法。对北曲影响最为直接与最为深刻的,当推宋、金以来的诸宫调。因为北曲的曲牌联套形式,早在诸宫调里已初具规模,北曲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提高的。所以,过去人们认为北曲始于诸宫调。元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把《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董解元排列为第一名,说他“以其创始,故列诸首”,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北曲的曲牌联套的结构形式是十分严谨的。一本戏,通常由四折一楔子构成,虽间或有五折或五折以上的,但只是特殊的例外。一折戏,在音乐上就是一组套曲。每套曲子只限用一种宫调,以此贯串全套,使得各个乐章前后的调性统一。楔子在音乐上没有独立性,它虽然也有一二支唱曲,但在宫调上则从属于后一折的套曲。全剧四折,即四组套曲,分属四个不同的宫调,这在调性色彩上也就有了不同的变化对比,以表现戏剧的情绪、情调的起伏变化。这种结构方法,是戏曲音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寻求到的戏剧化的方法,它体现了统一变化的美学原理。
北曲的演出形式,全剧只能由一人主唱,其他人物一般不唱。这主唱者倘是男角色,称为正末;如系女角色,称为正旦。因此,北曲杂剧的剧本又因主唱者的不同而分为“末本”与“旦本”。
这种“一人主唱”的演出形式,乃是继承了说唱音乐诸宫调的传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由说唱转化为舞台表演的痕迹。这种形式对戏曲艺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他角色不能歌唱;但另一方面,北曲又具有较高的歌唱艺术水平,元人夏庭芝《青楼集》一书就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演员的艺术活动,他(她)们都是极有造诣的歌唱家。由于北曲对演唱艺术的要求十分严格,而这种演唱又集中在少数的主要演员身上,这就促使主唱的演员致力于演唱艺术的钻研和提高。北曲在演唱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对后世戏曲演唱艺术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同样是长短句的昆曲曲牌,从性质上说可分为两大类,即北曲与南曲。它们各有其特点。如何区分?主要由以下几点来分辨。
北曲字多腔少,字密而少拖腔,曲调高亢昂扬,慷慨朴实。明王世贞《曲藻》书中说“北主劲切雄丽”、“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北辞情多而声情少”等等。南曲则相反,字少腔多,字位疏散,旋律流利,曲调抒情柔和,善于表达深切细微的内心情感。
北曲是七声音阶,即1、2、3、4、5、6、7,七个音在曲牌中都有。《长生殿》中的[上小楼“别离一向”这是唐明皇在已故爱妃杨玉环木雕像前所唱,其中曲调1、7、6及5、4、3的走向非常明显,也形成北曲特点之一。南曲的基本音阶是1、2、3、5、6、即五声音阶。没有4和7。不要以为五声音阶简单,它可是我国民族音乐的基本调式音阶。中国五声音阶的产生基于我国南方的民歌和乐曲,如“茉莉花”、“太湖美”;器乐曲“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紫竹调”等等,都是五声音乐的代表。这些歌曲体现了我国人民和谐,淳朴的民族精神,然而同样是五声音阶的古代歌曲“满江红”、现代歌曲“走进新时代”则表现了我国民族刚毅坚定的一面。
昆曲中北曲曲牌和南曲曲牌的第三个不同是:北曲没有入声字,南曲有入声字。所谓入声字源于苏州方言,它的唱法是出口即断,前代曲律家沈宠绥说道:“……凡遇入声字面,毋连腔,出口即需唱断”在 《牡丹亭·拾画》[颜子乐]曲牌“则见风月暗消磨”中, “则”字、“月”字、“着”字、“落”字、“客”字、刻画的“刻”字,这些字都是“入声字”。
昆曲的南曲唱腔讲究入声字,可以说是“逢入必断”。其实京剧程派也有入声字的唱法,著名程派艺术家赵荣琛先生说过“昆曲入声字在京剧中叫‘短音字’”。脍炙人口的程派名剧《锁麟囊-春秋亭》“二六”中“隔帘只见一花轿”一句就有“隔”、“只”、“一”三个短音字,不过程派的短音字比昆曲入声字还是略长些。昆曲中的北曲曲牌没有入声字,这些字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字音也有很大变化。如以上唱段中的“落”字北曲中念“lao”。北方人平常说话“这鸟怎么落这(儿)了”。“隔”念“亍(chu)”北方人常把“隔壁”念成“亍壁(儿)”,只有的“只”北曲中念“紫”;颜色的“色”北曲则念“晒”;休得把的“得”北曲中念“逮”或“得A(切)”,咱们的“咱”北曲念“杂”,请注意《长生殿》“絮阁”中一段北曲[喜迁莺]唱词中“得”“咱”和“只”三字的发音。
北曲的形成较多地继承了北方说唱艺术的成份,如诸宫调、市井叫卖声、小唱等,因此北曲的单支曲牌的格律要求比较宽泛,板数不定,可增可减,衬字多少不拘。而南曲的形式主要继承了宋词以及民间歌曲,因宋词、民歌的结构比说唱音乐要严谨得多,因此南曲保持着基本的小节数(也就是板),它的衬字较少,且不占板位,有“衬不过三”之说。由于南曲曲词相对固定,曲调的小节数(即板)也相对固定,如[山坡羊]14句54板;[风入松]6句20板;[桂枝香]11句45板;[懒画眉]5句27板;[一江风]8句37板;[步步娇]6句26板;[好姐姐]6句21板。
以上是昆曲南曲的慢曲也就是4/4拍的,4/2节奏的昆曲曲牌称为急曲,也就是一板一眼的曲牌。它们也有定式。如:[画眉序]6句21板;[滴溜子]7...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 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号已斋(一作一斋)、己斋叟。汉族,解州人(今山西省运城),关于他的籍贯,还有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村、大都(今北京市)人,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0年前后),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马致远,汉族,大都(今北京)人,另据考证,马致远是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东光县志和东光马氏族谱都有记载。马致远以字“千里”,晚年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是我国元代时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代表作是《汉宫秋》。
天净沙·秋思 作者: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是马致远著名的小令,28个字勾画出一幅羁旅荒郊图。这支曲以断肠人触景生情组成。从标题上看出作者抒情的动机。头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给人造成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这里的枯藤,老树给人以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小桥流水人家给人感到幽雅闲致。 12个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古道西风瘦马,诗人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苍凉凄苦的意境,为僻静的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夕阳西下使这幅昏暗的画面有了几丝惨淡的光线,更加深了悲凉的气氛。诗人把十种平淡无奇的客观景物,巧妙地连缀起来,通过枯,老,昏,古,西,瘦六个字,将诗人的无限愁思自然的寓于图景中。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是点睛之笔,这时在深秋村野图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位漂泊天涯的游子,在残阳夕照的荒凉古道上,牵着一匹瘦马,迎着凄苦的秋风,信步满游,愁肠绞断,却不知自己的归宿在何方,透露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凉情怀,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这首小令是采取寓情于景的手法来渲染气氛,显示主题,完美地表现了漂泊天涯的旅人的愁思。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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