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意大利文：Nazionale cantanti）是由中国各族人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爱好，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歌唱艺术的一种唱法。民族唱法包括中国的戏曲唱法、说唱唱法、民间歌曲唱法和民族新唱法等四种唱法。

历史渊源

起源

中国民族声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它产生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吴越春秋》中记载的黄帝时期的“弹歌”，和《淮南子》中记载的“劳动号子”，是中国民族声乐的基本雏形。它们的演唱形式多以吆喝、呐喊为主。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就是从原始的劳动而产生的“号子”开始萌芽，到歌、舞、乐三结合的原始音乐形式的形成，后又演变成歌舞和各种戏曲、杂剧、曲艺及民歌等等，至到歌唱活动成为一门单独的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

从远古时期的《侯人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民歌以及形成的中国戏剧、说唱艺术各种民族音乐体系都离不开声乐。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应该把声乐的起源、萌芽、以及后来形成的各种戏曲、杂剧、诗词、小曲、说唱等纳入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研究范畴。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声乐艺术的起源、萌芽、演变、发展的过程。远古时期，最原始的音乐是声乐，是人类劳动与自然斗争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由于劳动产生了语言，人脑的发达，为音乐的产生准备条件。原始的音乐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其中歌唱占最重要地位且节奏因素较突出。相传黄帝作有《弹歌》反映原始狩猎生活：《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有“八阕”，是一首共含八个曲子的组歌，表演者手执牛尾，边跳边唱。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声乐艺术形式，表现简单、原始，但已经有了固定音高，并出现了简单的音阶，节奏较明显和突出。这标志着古代声乐艺术开始萌芽。

公元前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歌唱作为古代重要的音乐形式更加盛行。它几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爱好。但唱的歌曲统治者和庶民是不同的。据《诗经》记载，当时存有305首歌曲，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有15首民歌，基本上是北方民歌。流行范围大约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的北部和四川的东部。这是周朝初年（公元前1066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570年）近500年间的作品。“雅”分大雅和小雅，一般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同情劳动人民、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颂”大多为古老的“祭歌”。“风”是《诗经》的精华，内容涵盖极其丰富，传载也有多种多样：有爱情、有劳动、有生活风俗、有讽刺、有童话等。歌唱形式也丰富多样：有独唱、有对唱、帮腔等。

发展

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中国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主要以郭兰英、王玉珍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等客观因素，致使这个时期的民族唱法要更加注重语言“说”的音乐感，其发声方法融入了中国许多戏曲的元素、发声方法和特点等，它主要以真声为主，声音自然、细腻，具有明显的传统民歌的特点。当时许多优秀的声乐作品，如《我的祖国》等至今仍广为传唱。

第二阶段是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主要以马玉涛、朱逢博、李双江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这个时期的民族唱法无论是对歌曲的驾驭能力，还是在对歌曲作品的情感诠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他们打破了以戏曲为元素的这种传统唱法，打开喉咙、混入假声，使声音圆润流畅、上下贯通，改变了之前以真声为主的发声技巧。如《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依然盛行传唱。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很多声乐爱好者开始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西洋唱法，特别是以朱逢博为代表在具有中国民族声乐特色的基础上，融合了美声唱法科学的发声方法，在声音技巧上也有了质的飞跃，创造了新的民族唱法，后以宋祖英、张也、吴碧霞等这些新一代歌唱家为代表，形成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基本特征

民歌唱法的特点是，声音听起来很甜美，吐字清晰，气息讲究，音调多高亢。民间歌曲源于人民之中，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中国有56个民族，不同的民族习惯，不同的民族语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歌。可以说，目前有的已形成了歌曲系列，如：茉莉花系列歌曲、摇篮曲系列歌曲、送情郎系列歌曲、山歌系列歌曲、号子系列歌曲等。有许多值得敬佩的音乐工作者，曾历尽艰辛的到祖国各地，跋山涉水去收集各种民间歌曲。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已收集整理完全。

民族新唱法主要是在继承中国民族传统唱法的基础上，借鉴了美声唱法的特点，经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出来的一种完美的唱法。这种唱法既有民族唱法的优点，例如咬字吐字清晰，声音甜美，气息灵活；又有美声唱法的声区统一，音域宽广，真假声结合的特点。这种唱法使民歌歌唱演员的唱龄延长。同时，这种唱法能自如地演唱民族歌剧的大段唱腔，是中国优秀声乐教育事业工作者多年研究努力的可喜成果。

民族唱法在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真声运用的比较多，声音位置相对靠前，以口腔共鸣和头腔共鸣为主，发音时口腔用力较大，发音咬字的动作比较明显，吐字比较清晰，在当时提倡以字带声的唱法，音色明亮，声音相对比较单薄；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在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民族唱法的同时，改变了以真声为主的发声技巧，混入了假声，使音色不仅明亮，而且还具有了穿透性，让声音更加圆润通畅；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中国传统民族唱法的基础上，结合并运用了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使音域和音量扩大，咬字轻松自然，呼吸流畅、声音明亮集中、极具表现力，同时，能够演唱的歌曲技巧难度增大，风格也更为多样化，这是民族唱法发展的一个新的篇章，是民族声乐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民族唱法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戏曲、民歌、曲艺、歌剧等。中国的戏剧品种多达上百种，它是一个将剧、歌、舞、技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的戏剧体系。戏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四功”即唱、做、念、打和“五法”即手、眼、身、步、法的艺术手段来塑造剧中的角色。民歌来源于民间，可分为山歌、小调、劳动号子和创作民歌这几种表现形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都有着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民歌。曲艺是民族声乐艺术中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主要是用说、唱、奏、演的综合形式来表现的。歌剧和戏剧的表现形式基本一样，只不过少了“打”的成分罢了，而歌剧中的民族唱段却是最能体现演唱者的技巧和水平的。

演唱形式

民族唱法的演唱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它是由其自身所处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人文风俗、民族语言、审美观念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由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等因素形成了民族歌曲演唱的个性化特色。一般地说，南方气候温和，山清水秀，演唱风格秀丽轻巧、清脆甜美；北方四季分明，演唱风格高远嘹亮、热烈激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除了要有民族唱法一些共同的基本演唱风格以外，还要具有各自民族所独有的风格特征，这样的民歌才更富有个性与特色。在近现代的民族唱法发展中，由于受到了美声唱法的影响，其演唱的风格不仅保有了民族声乐艺术所特有的传统精髓，在发声方法和歌曲作品上也逐渐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由此可见，民族唱法的演唱风格正在不断地完善，将日趋走向个性与成熟。

传统类型

传统的民族唱法以真声为主，大多采用腹式吸气法，其特点是气吸得深，但量少，而形成的吸气管道比较长，不利于高、中、低声音的统一。共鸣以头、鼻腔共鸣为主，辅以喉、咽、口腔，加上少量的胸腔。形成一个上至头腔、下通喉腔和胸腔的垂直柱状的共鸣通道，以求达到最佳的象戏曲的亮点共鸣效果，与美声唱法的混合共鸣有所不同。相对来说，民族唱法由于咬字和润腔等技法的运用，在共鸣腔管的使用上，比美声唱法要细一些和短一些，以求突出民族性。喉咙打开适度，喉咽腔不要求开得太宽，喉结相对稳定。放松下颚，抬高上颚。这样获得的共鸣集中在头鼻腔。

新唱法

民族新唱法这种新式的民族唱法以朱逢博为代表，由于借用了美声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方法，吸气量足，易于控制，高音区主要以头控共鸣为主，增加了真假声的混合，发出来的声音亮丽、集中、穿透力强。以适当地运用口腔共鸣和胸腔共鸣，增大音量，加大民族声乐的震撼力和艺术表演力。使高声区不但亮丽，更有美声学派金属般的声音。歌唱中，三个共鸣腔往往配合着使用，而不用美声学派的混合共鸣的方法，目的突出民族性。在对语言的美化方面，胸腔、口咽腔共鸣的作用虽然不如鼻腔那么直接和明显，但在整个歌唱表演中对调节音色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他们头、鼻腔共鸣交替配合、紧密协作，便于咬字行腔，使声音通畅甜美。歌唱表现更为生动、灵活、风格色彩和风格更为鲜明。

这种新式的民族唱法使得新一代的歌唱家如宋祖英、吴碧霞（美、民兼具）、阎维文、刘斌、王宏伟等，无论在演唱方法的科学性、艺术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还是声音的色泽、光彩、弹性、张力、技巧、美感，以及驾驭各种不同时代、地域、风格音乐作品的能力、表现力、吐字、行腔、韵味，乃至形象、气质、台风等方面都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在这种新风格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唱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出现了李维康、刘长瑜等少数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标新立异”人物，他们的唱腔既有传统的行腔韵味，又有现代感，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人声艺术和配乐更融合了音乐的世界性，2004新年音乐会于魁智的演唱就是戏曲发展的一个亮点。

演唱技巧

运气的要求

在气息的运用上强调下述4点：

1、讲究气口。气口是中国民族唱法中用来说明吸气点和吸气方式的术语。中国民族声乐的曲调结构复杂，有时一字数音，一腔数板，必须在正常的气口外，补充一些气口。如有时为了美化唱腔，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的长音之后加进临时气口；或者为了渲染音乐气氛和感情的高潮，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临时的感情气口等等。使用气口的方式除一般歌唱吸气的方法外，还需采用偷气（不让人察觉的吸气）、抢气（在短时间内的急速吸气）、快吸气、慢吸气、浅吸气和深吸气等。

2、气息的支持。中国民族唱法在声带使用上张力较强，共鸣比较集中，采用以腹式呼吸为主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其呼吸对抗力量的集中点（支撑点）在脐上至腰间，这样便于贮存气息，控制呼气，以灵活地支持发声。

3、气息的控制。在呼气发音时，气流外围的肌肉（吸气肌肉群）始终做与气流相反方向的下沉运动，以此形成与呼气动作明显对抗的力量，起到节制呼气，保护声带，发挥充分共鸣和变化音色的作用。

4、气息的灵活运用。除经常使用的基本呼气方法之外，还要做和灵活变化的呼气训练，以便在声带和共鸣的配合下，完成各种不同的润腔发声。如润腔中的“嗽音”是一股较粗散的气流，刹那间冲破声门的阻力弹发出来；“顿音”是呼气在支点处做半顿半连的弹性的对抗运动形成的；其他如：“截音”、“颤音”、“沉音”等的呼气使用方法也都各不相同。

声带的运用

声带的运用中国民族唱法对声带的使用较重，要求声带的功能强，音质坚实、脆亮，有利于咬字和唱词。1．声门积极靠拢闭合，主动向下挡气，使呼出的气流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声波，使发音集中明亮。2．保持声带的弹性和运动中的平衡，以此来减轻声带的负担与疲劳，获得更多的谐音振动，以便与头腔共鸣相策应，产生全面的广泛的共鸣效果。3．声带振动的灵活多变，如声带可做不同张力、厚薄、长短、整体与边缘等各种不同程度的振动，以及振动幅度的大小、声门不同程度的闭合等，从而奠定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物质基础。

共鸣的运用

共鸣的运用使用各种不同的共鸣方法来变化音色和音量，润饰唱腔，表达情感。

1、全面地平衡地使用共鸣腔体。

2、共鸣腔管的使用适度。总的说来，中国民族唱法的共鸣腔管相比欧洲唱法要细一些和短一此，喉、咽腔并不开得太宽，喉结相对稳定，发出的声音比较集中、结实、明亮，便于咬字行腔。

3、打开喉咙，抬起软腭，放松下巴，在咽腔形成一个开阔的“三腔”（“三角区”），获得良好的泛音共鸣（即鼻腔、头腔共鸣），使声音更加通畅甜美。

4、两种共鸣焦点的使用。中国民族唱法的歌唱家们在演唱中通常采用两种共鸣焦点。一个共鸣焦点是指鼻腔、头腔共鸣的最高位置——固定共鸣焦点，这是永久性的，是演唱中始终保持的，起保证头、鼻、胸共鸣的作用；另一个共鸣焦点是指在演唱的行腔韵味中临时形成的特殊共鸣焦点——游走共鸣焦点，是形成中国民族唱法中各种特殊风格、韵味的主要技法。

代表作品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郭兰英	《我的祖国》、《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南泥湾》、《翻身道情》、《人说山西好风光》
李双江	《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船工号子》
朱逢博	《北风吹》、《美丽的心灵》、《金梭和银梭》 、《那就是我》、《永远和你在一道》
董文华	《十五的月亮》、《长城长》、《春天的故事》 、《望星空》
阎维文	《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母亲》
宋祖英	《辣妹子》、《好日子》、《爱我中华》、《大地飞歌》、《越来越好》
吴碧霞	《夜莺》、《春之声圆舞曲》、《思念》、《一杯美酒》、《苗岭的早晨》
王宏伟	《西部放歌》、《西部情歌》、《中华情》、《故土情》、《口碑》
龚琳娜	《斑竹泪》、《孔雀飞来》、《忐忑》、《丢丢铜》

社会影响

民族新唱法在强调“唱情”这一传统特点的同时，借鉴了西洋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合理地安排了真假声的比例，形成了一整套不断完善、自成体系的演唱方法，这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混声”唱法。

我们都知道混合声使高音明亮，低音结实，由于它具有真声色彩，比较接近我们民族的语言，容易做到吐字清楚，声音上下贯通又比较方便，也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随着人们对声乐艺术的不断认识，混合声已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唱法歌唱者所采用，如阎维文、刘斌等。其实，在中国传统戏曲、曲艺、民歌中混合声早已有应用，如京剧演员浩亮的行腔就很好的运用了混合声。只不过由于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剧种风格、语言和地方欣赏习惯，因而不广为人知罢了。

因为有这样悠久的创新历史，虽然民族唱法出现所谓“千人一声”的现象，但这只是暂时的。只要在此基础上，再完善、再创新、再丰富。多样性和多元性统一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民族唱法必将展示在世人面前。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