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辫运动

历史背景

“剪辫”，最早开始于在海外定居的华侨及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派、维新派及留学生），前者为与当地社会同风同俗，后者又加有明显的反清色彩。时间始于1895年，至1905年左右蔚然成风。

早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逃亡日本。孙中山抵横滨后断发改装，以示与清廷决绝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等革命者剪发易服，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事实上，来自民间的剪辫呼声，也已有多年。

独立撰稿人傅国涌曾撰文指出，剪辫之风，并非因辛亥革命的到来才兴起，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剪辫子，一些大胆的言论也随之出现。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的征文题目赫然竟是《剪辫易服说》。

1903年3月15日，《大公报》刊出征文第一名获得者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他力主剪辫易服，认为这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都是因时制宜之举。并希望从皇帝开始改穿西装，把剪辫易服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按语称之“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

据当年10月媒体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参加乡试时只好装假辫子入场考试。而胡适回忆，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报》先后三次发起以“剪辫易服”为中心的征文大讨论，发表了数篇关于“剪辫易服”的文章。这一切，都为后来剪发易服大行其道营造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国内剪辫之风首先兴起于学界与军界，且官方并不严禁，表明清廷统治的衰弱。

1903年以后，学生剪辫不乏其人，遇有科举考试，则戴上假发辫。剪辫留学生从外洋回乡，行游市中，人们不但见多不怪，且赞之曰“时尚”。学堂学生剪辫，学堂监督如此表态：辫发有无，虽属无关轻重，然此事尚未奉有明文，故已饬令诸生暂缓办理。

1904年9月，练兵处拟仿外国改行新式军服，而官兵留辫无法适应，于是“依照日本剪发易服”说从军队喧腾至各报刊。1905年6月，新编陆军正式改装，一些官兵为便于戴军帽，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清廷又只允军队易服不许剪辫，练兵处不得已命官兵将发辫盘于帽内。

1905年后，剪辫者已不限于学界与军界，甚至浸及政府官员。当年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四十余名随员中，“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五大臣归国后分别呈请剪辫，均为慈禧压下；有官员在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清廷预备立宪时，也曾有人提及剪辫之事，但仍“暂作罢议”。

1908年，慈禧故去，顽固党失去依恃。摄政王载沣重用一批青年亲贵，剪辫运动出现新机，因掀高潮。

慈禧死后，军咨大臣载涛、筹办海军大臣载洵、陆军部尚书荫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度支部尚书载泽、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在朝廷中形成赞同剪辫的强劲之势。特别是载涛，于1910年秋开始纵容京城禁卫军剪辫。

1910年10月3日至1911年1月11日召开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通过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与《剪除辫发改良礼服》两个议案。民间剪辫者“一时风起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各地剪辫

武昌

• 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昌掀起剪辫运动

关于辛亥革命年代的那些人和事，时至今日，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做了不少回顾和梳理。“南昌离武汉较近，所以接受辛亥革命的思想比较快，江西是当时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几个省份之一。”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勉玉说，“当时南昌大部分人是拥护辛亥革命的，因此掀起了一阵剪辫子的潮流，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

男人留长辫子，不仅极不卫生，也给体育和军事训练带来很大麻烦。这都跟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所以辫子不能不剪。并且，当时的中国与国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接触当中，辫子就成了一个累赘，甚至是一个耻辱，负面影响很多。

刘勉玉说：“在当时是否剪辫子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留辫子意味着支持满清政府，剪辫子则表示拥护辛亥革命。而在生活上，人们更倾向于剪辫子，因为辫子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辛亥革命在这一点上也充分理解了民意。”

• 封建思想抵制剪辫临时大总统严词通令全国

理发剪辫，在当时可谓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中国人历来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的观念。且人们出于长期形成的习惯，视乌黑发亮的辫子为美。突然间，脑后这根跟随自己多年的辫子没了，成了‘假洋鬼子’，将来恐怕连媳妇也娶不进门了。”

据资料记载，由于数千年封建思想的左右，不少地方均出现了“抵制剪辫”的情况，于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全国剪辫，措辞十分严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 时有冲突强行剪辫处处受阻

最初，中华民国江西军政府和民众团体人员会同少数民间“好事者”，三五成群，在街道要口“过份热心”地拦截行人，采取所谓的“革命运动”，强行剪辫，引起纷纷议论。除了那些因长期形成习惯而抵制的人群，仍有不少人对清代遗留下来的“国粹”依依不舍，尤其是清代“遗老”们尚存“变天复辟”和表示“效忠”清室的思想，对于垂于脑后的一条乌黑发亮的长辫，视同命根。

因而，在剪辫运动过程中，不时有冲突发生，以致运动处处受阻。加之有些不法之徒乘机浑水摸鱼，对蓄辫者进行威胁，敲诈财物，弄得人心惶恐不安，造成街上行人寥寥的景象。

• 剪辫者哀号痛哭农村人不敢进城

不少被剪辫者甚至哀号痛哭，谓无颜归家。特别是那些偏僻城镇和乡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那些农村留辫的人听说城里开始剪辫了，便再也不敢进城。有人还宣称：“吾头可断，辫不可剪。”革命军便派出巡查队上街，手执大剪刀，满街剪辫子。看见留有辫子的人，不由分说，上去就剪。有人哭着请求将辫子捡回去，说是留着死后入殓时好放进棺材里，落个“整尸”。

军政府接受此次教训，再度发布文告：“严禁在路上强行剪辫，并召开全市义务剪辫大会，向市民详述剪辫意义，劝说百姓自觉剪去胡尾，铲除奴根，还我大好头颅，增我民国光辉。”

• 满城剪辫持续半年不剪发不算革命

在一系列宣传之后，南昌民众深受教育，当场要求剪辫者越来越多。记者在江西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在《南昌掌故轶事》中曾有记载，当时南昌城内七处城门口，群众团体也纷起响应，组织“义务剪辫队”，上门代剪发辫，收效更大。

许金城曾在其《民国野史》中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当时人们流传着：“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一时间，剪辫浪潮席卷大江南北。

对于这场关于头发的“革命”，今人很难更深地理解它的含义，但一根辫子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却极为重要，它身上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及历史背后的腥风血雨。

广东

在资政院尚未议决剪辫易服案之前，已成立“华服剪发会”，决定于1910年12月31日全体会员剪辫。

京津

1910年11月23日，天津广帮商人首先剪发，其后“工商学界实行者几于无日无之”。12月初，“京师学界剪发之事刻已盛行”，至年底，“京津各界之剪发者不下数千人”。

东三省

龙兴之地奉天也出现剪辫运动。至12月中旬，黑龙江“商、学、军、警各界稍知时务者，均相率剪剃”。

上海

1911年1月15日，由前刑部侍郎，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发起，上海各界四万余人在张园举行规模空前的剪辫大会。伍廷芳因故未到场，特致函云：“侍郎发辫，已于昨晨在寓所剪去。”会场“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操刀待割”，“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当场剪辫者千余人。

香港

受内地影响，香港六名八十岁以上老翁（人称“香港六老”）出面提倡剪辫，至1911 年2月，“香港剪发之华人竟达一万一千之谱”。

军队

继陆军多已剪辫之后，1911年4月，应邀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庆典的清海军巡洋舰“海圻”号，在万里远航中，统领程璧光以“长发污衣藏垢，既不卫生，又有碍动作，尤以误害海军军人为甚，故实无保留之价值”，一声令下，三百多名海军官兵一齐剪辫。

官员

1911年12月13日，身为内阁大臣的袁世凯，哈哈大笑着剪掉了辫子。以此为倡导，京官陆续剪辫，并影响到地方官员。

轶事典故

剪辫浪潮中，上海出现了一句新骂：“你这人真是辫子！”有人释其意义云：其一，辫子者，最无用之物也。其二，辫子者，最有害而无利之物也。其三，辫子者，势必人尽割之也。其四，辫子者，禽兽畜生之尾也。

艺术作品

1908年，意大利侨民劳罗在上海拍摄了几部短纪录片，其中一部题名《强行剪辫》，反映出当时“剪辫”运动进入新的高潮。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