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趣爱秀

概述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初迁浙江建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后，由于战时情况的需要，浙江大学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竺可桢校长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等9股，全体学生必须参加其中一项工作；同时成立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另外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

为了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竺校长于1937年9月14日和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妙定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治更为有利，因此，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起末。在当时来说，浙大试行导师制是国内教育界首创。学校又决定把附设的高工和高农两校迁往萧山县的湘湖。

至于杭州浙大本部，由于敌机侵袭，从9月20日至10月30日，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平均达16%。但浙大师生在日机狂轰滥炸的惰况下，警报一解除，仍然照常上课。到11月5日，敌寇在浙江、江苏二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离杭州不远，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搬迁，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复课，一学期的课业，并无大的影晌。

浙江大学迁至建德的临时校舍，所有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分散在城内各处，总办工室设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民房。浙大师生员工加上家属不下千余人，所以每天课余饭后，街巷拥挤。加上其他迁来的学校，建德一时成了学校城。

11月20日，竺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12月2日，接到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长决定亲赴江西，进一步落实校址。经竺校长多日奔波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泰和。竺校长返杭后立即召集特种教育委员会，“决定提早迁赴吉安。因照原拟寒假中迁往，如是则学生课业无妨碍而吉安方面之房屋而可从容预备，但南京失落以后，日本人有侵武林之趋势，杭州如失守，则公路必断，而浙赣或不通，故不得不先迁也。即派人赴玉山接洽车辆，以便定期停课。”

浙江省政府迁到浙江南部后，11月26日，省教育厅宣布省立学校疏散，从此浙大附设高工、高农两校失去经费来源。竺可桢只得忍痛遣散这两校师生。之后，浙大就再没有高工、高农了。

继迁

赴赣

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

浙大这次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不像离杭时那样匆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更有秩序。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各设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工及眷属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兰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12月26日，浙江金华遭到日寇三架重型轰炸机的狂炸，城内创痕满目，浙大的大批师生幸未遭害，但身经其险。竺校长于次日到达金华，也遭遇日机的轰炸，落弹点离他所在的地方不远，幸未受伤。金华连遭日寇轰炸，转瞬之间，市面繁荣顿歇，居民逃避一空。日本侵略军越钱搪江而直指金华的消息不胫而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车都已停开，而人民逃难如潮。因此，浙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只得集结在金华的几个临时处所。由于柴米难得，许多人已空腹多时。四壁萧条，饥肠辘辘，时值寒冬，冻坐终夜。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师生没有消沉，而是更坚定了坚持奋斗的决心，有的交涉兵车附行，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蓬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随兵车附行的，往往要在六七天后才能到达南昌。有一部分后走尚在建德的师生，听到金华被炸的消息，便要所乘的船，溯水路直放衢县，转到常山，再设法往江西，几经周折，才将这些师生用汽车分批送抵玉山。

江西玉山，是当时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浙大的所有人员，不管是搭车的、乘船的、步行的，先先后后，陆陆续续，总算平安汇集在玉山。但有700多箱图书仪器，装了30多艘民船，却停泊在金华铁路车站西面不远的河面上。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浙大负责押运的教师、职工，四处奔波设法，并亲自动手，将物件分装在兵车、煤车和货车上，到1938年1月6日夜间，才将所有滞留的校产，运离秩序混乱的金华，到达江西玉山。

但是，当时在玉出要找火车车皮运送浙大师生到吉安附近的樟树镇，简直此登天还难。为此，竺可桢从1937年12月28日起在玉山停留十一天，在小雪断续、北风劲吹的玉山四处奔波，托人求情，联系车辆。直到1月7日铁路局才同意拔10余节车皮给浙大使用，实际上又过两天之后，总算在贵溪联系到一低钩车头，才将浙大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往江西樟树镇。而另外乘在一列客车上的师生，却不知下落，经竺校长再三查询，方知该车厢竟被甩在江西乡间的向塘，这些师生饱尝困顿一星期后，才披运抵樟树镇。

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转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饱受了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幸而人员、物资都无损失，平安到达目的地。

吉安办学

这次迁校的目的地是泰和，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迁离建德，泰和的房舍来不及准备就绪，而吉安却有两所学校正放寒假，房舍空着，所以就借了来，作为浙大临时落脚之地。

吉安在江西中部，位于赣江及其支流禾水汇合处。这里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在吉安地区的井冈山建立。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为了不致荒废学业，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期间，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因有吉安中学的一些现成设备，不用花很多力量，所以此较方便。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便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由水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迁移到泰和。浙大离去后不久，白鹭洲便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

泰和办学

泰和又名白下，千里赣江自南往北穿越而去，赣粤国道沿江而行。浙江大学临时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该村古时有两座书院，即大原书院（又名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搂（即藏书楼），当车远道学子负笈来学，文风之盛，可与白鹭洲书院相当。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事安顿，便继续教学，科学研究也未停顿。学生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白天不够，又复三更灯火，埋头苦读。为了要补足搬迁期间所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地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大局势如此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如此有条不紊，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在泰和时期，由于战乱，物资缺乏，浙大师生家属生活极其艰苦。竺可桢校长廉洁俭朴，一心为公，公而忘私，更是处处为人表率，他忙于迁校事宜，无暇顾家，甚至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身患重病疟疾也无法顾及，由于医疗技术和药品缺乏，竺校长的夫人和次子竺衡先后病逝于泰和。

不过，广大师生并没有忘记外部世界，"读书不忘抗战"。由于浙大搬迁所经的建德、泰和等地，都无日报，不能及时看到其他报刊，消息闭塞。为改变这种状况，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从建德起就出版《浙大日报》。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先是用壁报形式张贴，接着在建德铅印20多期，到泰和后，没有铅印条件，改为油印发行。每期由每天的晚上九时起，到次日上午九时止，分别由工读学生（勤工俭读学生，当时称为工读学生）和职员二人收听和记录，上午十时编好，接着刻印，十二时左右发行，并由工读学生上街叫卖，颇受当地群众欢迎。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并酌登校闻、论著、通讯。

浙大的师生还先后多次进行救亡宣传，演出了《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话剧，十几里外的村民都赶来观看；浙大学生还到泰和、吉安乃至赣州宣传演出，募集救护伤兵的捐款；浙大教授组织前线慰劳队，赴汉□转到前线慰劳，节约自己的膳食费作为捐款。影响所及，小学生们也热烈响应。同仇敌忾之气一时激荡赣江上游各地。

浙大师生抗日热情很高，开展了许多抗日活动。如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竺可桢就命拔出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带头捐献以供制作费用，并常和夫人到制作场鼓励，夫人张侠魂更多次到现场指导。以后学生自治会又发起募捐活动，竺可桢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夫人张侠魂还发起在1938年7月7日举行"七七芦沟桥抗战一周库纪念"活动，并亲自撰文以志纪念。

浙江大学师生留住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

修筑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赣江主流所经，两岸大多为平原，泥沙淤积，夏天大雨时，几乎年年泛滥。上田村的楼壁墙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见。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因无力防治，也就习以为常。浙大到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量，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为此，组成堤工委员会，推选竺校长为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提基，4月底开工，到6月底完工，历时二个月。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闸等工程都如期完成，堤工最多时增到800人。虽当年恰逢雨量少，未发水灾；第二年即发洪水，当地人民未遭水害，都称崇浙大的功劳。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屡次组织民工加固堤防，但当地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仍然赞扬浙大师生在抗战时兴建的"浙大防洪堤"。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当时叫"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的美好的纪念。

创设澄江学校(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

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到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迫使不少苏、浙、皖的群众流离失所，有的难民来到了江西，缺定生活依靠，于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计问题。沙村附近高垄一带有荒田600余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由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有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即使难民的生活有所着落，也使农垦事业有所推迸。竺校长对泰和县农村衰败、人丁锐减的情况也甚为关切，特地嘱托在垦殖场工作的两位毕业生对吉安地区11个县区的部分乡村进行凋查，他们靠步行整整凋查了三个月，获得了当地农村的不少情况和资料。

浙大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的好事，就是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了七部，其中三部早已被毁，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在抗战开始后己陷敌手。余留的二部，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巳迁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一部，36000多册，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富阳乡下存放；后日军进逼，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省里不发经费，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校车帮忙运到建德。以后省图书馆又把它运到龙泉乡下。浙大迁到江西后，竺校长为四库全书的安全耽心，认为在龙泉也不安全，特地致电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应及早迁到内地，并表示浙大愿意派人协助。教育部复电同意竺校长的意见，准备迁到贵阳，要求浙大协助迁运。竺校长即指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与有关部门商议，中经周折，终于会同浙江图书馆启运出省，途经五省，历程2500余公里，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大迁到贵州后，竺校长几次到地母洞了解情况，并对保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安全渡过抗战时朋，战后运回杭州。

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有一批毕业生即将走向社会。这也是浙大在抗战中的第一批毕业生。竺校长在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富有哲理、充满激情的讲活。他勉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新，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竺校长在结束讲活时说："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

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日寇。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竺校长的讲演，对学生们是鼓励和鞭策。

三迁宜山

时局多变，6月下旬、7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即使敌人未必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一陷落，浙赣路就会中断，届时就无法迁校，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竺校长亲自出马，7月3日，在武汉找到教育部长陈立夫，陈同意必要时浙大可再次迁校，并说贵州安顺可以考虑。竺校长就经长沙赴广西，到各地考察，寻找合适的地点。

8个月后，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尽管浙江大学在宜山只有十分短暂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日子，却让古城宜山为之一振，耳目一新。

宜山昔为“蛮烟瘴雨”之乡。浙大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在郊区搭建茅屋为学生宿舍。在此确立“求是”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1938年12月8日制定校歌，马一浮作词，应尚能作曲。

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间房舍被毁，有100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间环境已不安定，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装继续往贵州搬迁，在第二故乡写下了7年办学史。

四迁遵义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的建水或贵州的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遇湄潭在贵阳做事的陈世贤、宋麟生两人，他们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因为湄潭山清水秀、价廉物美，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了两人的介绍后，遂来湄潭考察。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溥泉在江苏任过职，听说竺校长来湄考察很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组织了21个团体，对竺校长的到来表示隆重的欢迎，并告诉竺校长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浙大师生选用，竺校长在湄考察一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了将浙大迁到湄潭。

1940年1月16日，竺可桢从贵阳抵遵义，受到全城绅士的欢迎。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迁到遵义的浙大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同时派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到湄潭筹划迁校事宜，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9月22日，竺校长偕胡刚复、费巩教授来湄，次日到城北20公里的永兴场，察看了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南华宫等处，决定将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理学院及师院理科速迁湄潭县城，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贵州黔北找到了一方适于教学科研的净土，并在这里扎根成长、开花、结果。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的长征”。

湄潭为遵义浙大的分部，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在湄潭，一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

战时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浙大学生因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靠公费、工读维持生计，教职工一家数口开支大，艰难度日。虽印刷条件和纸张及其困难，但学术期刊比战前还多。逢著名科学家诞辰或有意义的节日，即有学术报告会。

此时浙大爱国力量蓬勃发展，本着“读书不忘救国”，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有黑白文艺社，拓荒社、塔外画社、铁犁剧团等。1943年成立“湄江吟社”，有钱琢如、苏步青发起，结伴游览，吟咏颇多。或忧国忧民，或歌颂壮丽河山。

同时，体育操练亦生生不息，各处空地都已成为运动场。浙大附中与湄潭中学合并。浙大对当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当地青年往常以经商和做官为前途，自此读书风气日浓。

生活、学习条件如此艰苦，但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湄工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士达45位，其中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代精英，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他们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还为贵州黔北以及湄潭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东方剑桥

英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1944年10月来湄潭讲学，被浙大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下，那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的论文所吸引。回到英国后，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他甚至把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5月，湄潭、永兴师生集中遵义，后取道贵阳、长沙、汉口、上海回到杭州。浙江大学这支"文军"，在大江以南的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既坚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同时，浙江大学的学生来源地也从原来以东南地区，即苏、浙、皖、赣为主，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蜀诸省，以至招收全国各地(包括东北各省)的流亡学生，发展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大学。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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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颂西征行

《西迁颂》和《西征行》是由浙江大学学生原创的关于浙大西迁的诗文。

西迁颂

杭城西子，人间天堂，浙滨名校，国之成均。上虞可桢，临危掌校，涤旧气，求革新，欲承江南文风，育忠毅英才，立心天地，树我国邦。天违人愿，万事多艰，鲲鹏展翅，恰逢惊雷掣天；蛟龙入水，巧遇大旱骤至。丁丑之秋，华夏遭难，学府落泪，国运益颓，文道临渊，来日无多，去处何觅？天目禅源，西迁之始，国难当头，空门不空。登临浮玉，方知山川之广；求学净土，才晓学海无涯。黄卷青灯，难掩学子悲色；古木奇峰，不敌倭寇炮坚。寇舰登陆，浙东佳郡，无地容身，举目寻路，遥指建德。千人临江，极目眺望富春江水；齐登乌蓬，洒泪挥别故土家乡。扶老携幼，举校搬迁，五日方抵严州越池；心弦弗定，立足未稳，怎奈再度流离沛颠。

庐陵吉安，六一居士文风浩然；白鹭洲头，天祥文山正气贯天。师生偕行，甘苦同当，暂居青原，奔赴赣中。江西泰和，荆广之咽喉，淮浙之唇齿，声名文物，地灵人杰。名校徙入，造福乡里，百姓称道，恩泽无量。澄江学校，广纳寒门学子；浙大码头，喜迎渡河船舟。十五里洪堤，降伏急江恶浪；六百亩荒地，化作沃土良田。戊寅仲夏，虏犯浔城，藕舫辛劳，远觅新址，倦极备息，岂料妻儿病逝，草葬松山，肝肠寸断，长子从戎，不辞而别，天各一方。国难家祸人离，试问天下校长，几人曾尝此辛酸？悲哉！痛哉！

宜山文庙，结茅驾竹，重振学术研究之心；东郊标营，开荒平地，复起讲诵不绝之音。求是校训，治学之道，造求真务实之气，显博学审问之象。一浮睿智，炼文言校歌，尚能高材，谱宏丽乐章。晨曦微露，百废待兴，不料时运不济，苦难踵至。穷乡僻壤，烟蛮雨瘴，疟疾横行，缺医少药，回天乏力。

日机啸空，警报长鸣，炸弹雨泻，校舍毁夷。热血男儿，七十又七，奔赴前线，服务战地，为校争光。

敌扰桂南，天灾人祸，立锥之地难寻。遵义春暖，湄潭水清，一川风月，七载光阴。云敛长空，蜂蝶竞舞，绝无空袭警报之忧；水澄远浦，鱼虾欢游，断无敌船炮鸣之患，实乃治学胜地，黔北江南。桃源江公祠，浙大图书馆牌匾可辩；北郊地母洞，文渊阁库宝印痕犹存。山高路险，不弃文脉，十万藏书，墨馥醉人，学子勤读，苦中尝甘。风景虽美，民风虽纯，时事仍艰，物资仍匮。蜻蜓点水，尽道盐米之贵；逢六进一，毕显肉蔬之缺。衣薄食菲，以书当粮，身陷幽谷，青云壮志不坠。校舍简陋，可睹费巩灯长明，烛照一片冰心；农场坡陡，可嗅湄红茶飘香，润泽一方丹田。逆境出人才，绝境现英雄。昔阳明先生贬串龙场，修身习性，方悟心学，创办书院，学徒蚁聚，开自由讲学之风；今浙江大学流落黔省，探求真理，科学报国，三地办学，天下来同，筑西南人文高峰。数学泰斗种菜，植出陈苏学派，列居寰宇三甲；物理大师牧羊，育出诺奖得主，蛮声四海学界。工程师节，普及现代科学，破除迷信愚昧；戒烟义演，传播健体理念，减轻罂粟流毒。抗战胜利，举国祈盼，乙酉季夏，八年耻辱，一朝得)。全校师生，喜极而泣，九载寒暑，始返杭州。嗟乎！大任天降，五千二百里征程，不改报国图强之心；继学往圣，三千二百个日夜，不辍教育救国之志。名师云集，专静纯一，争鸣学术，悉心育人，终结累累硕果；学子发奋，笃行慎思，深入工农，感恩群众，始成效国大器。浙大西迁，文军长征，历经劫数，四易校址，辗转六省，排万难，冒百死，遍尝世间疾苦，冶铸中华名校，誉称“东方剑桥”。

西征行

华夏远世千载荣，中国近代百年辱。

黄海东沟英雄没，马关春帆国人羞。

奉天北营一朝退，三省黎民一何苦！

倭人侵凌由来久，山河破碎不忍睹。

卢沟桥上月色寒，宛平城内枪声乱。

淞沪敌船纷纷至，黄埔壮士赴死战。

金山转瞬沦敌手，杭城一夜现阵前。

国破家忘人无定，时艰命舛学不安。

江干乘船溯江西，天目登车逾岭南。

林场孔庙作校舍，东门民房供一眠。

山居小城无闲处，江岸学宫有纷繁。

黄氏公望如有在，富春江上多流连。

中朝飘亡至巴蜀，敌锋直指杭州府。

忍痛割舍工农校，毅然西进踏征途。

金华连遭敌袭扰，师生困顿坐寒冬。

交涉兵车附西行，随同难民尝苦楚。

严冬一月转奔波，寒风凄雨入吉州。

白鹭洲上暂借住，中学堂里文心朴。

泰和上田迎新客，千里赣江水悠悠。

朝阳起时山读清，三更灯火温习苦。

澄江办学启民智，沙村垦殖解民忧。

十里长堤今犹在，见说当年浙大功。

办报募捐慰前线，同仇敌忾贯长虹。

忠肝义胆效程婴，忍辱负重学忤臼。

可怜人世多磨难，侠魂永葬青松浦。

天若有情天垂泪，一腔风雨化黄土！

马当彭泽相继失，另觅它处不宜迟。

四十余日多跋涉，宜山之下有净室。

甘冒百死求真知，校训确立自此时。

一浮为词尚能曲，国有成均传唱斯。

南国烽火遍地燃，铁蹄难容一讲坛。

绍荣亲赴黔中地，湄潭溥泉相迎欢。

春江赣水宜山地，两载颠沛终获安。

度日维艰不坠志，民风淳朴学井然。

忧民吟诵湄江社，救国义演铁犁团。

整风涤气革旧貌，劝学笃进换新颜。

精英学术誉天下，正气中天岂可掩！

天降大任劳筋骨，熊熊火中得涅盘。

八年耻辱一朝雪，九载寄寓始返杭。

钱塘书院虽残破，学子涕泪且喜狂。

一尊还酹江月饮，两袖拂奏凯歌唱。

文军长征惊寰宇，东方剑桥名史章！

参考资料

[1]浙江大学档案馆网站.[2019-07-10].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