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弘之（日本政治家、政治学家、教育家）-趣爱秀

人物生平

上等士族

1836年8月5日（天保7年6月23日）生于但马国出石藩出石郡出石城下谷山町（今兵库县丰冈市出石町下谷10番地の1），出身出石藩藩士。是出石藩家老加藤正照的长子，母亲山田锡子。加藤弘之出生前一年发生了“仙石骚动”（出石藩的御家骚动），出生那年正是天保年间的大荒年。外祖父山田孝德因参加“仙石骚动”获罪，在东海道藤枝驿馆中自杀了。他14岁丧母，20岁离父，家中俸禄虽有220石，但因暴动而减半。祖先历代任兵学馆教官，父亲在江户任职期间，经常出入佐久间象山（松代藩藩士、兵学者·朱子学者·思想家）家中，研究西方军事学。他八、九岁入私塾，10岁入藩校弘道馆学经学，受到藩中志士多田弥太郎熏陶，并得到宿老堀新九郎（出石藩首座家老）的照顾得到学习西方学术的机会。17岁到江户（今东京），先访甲贺派军事学家，后入佐久间象山门下学习军事。1854年（安政元年）佐久间因吉田松阴事件下狱后，19岁的加藤弘之到大木私塾，师从大木仲益（坪井为春）学习兰学，不久大木塾改由大鸟圭介任塾长。

幕臣·学者

1856年（安政3年），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关税同盟使节团团长弗雷德里希·阿尔布雷希特·祖·奥伊伦堡伯爵赠给幕府电报机和照相机，通知幕府派人到领事馆学习使用电报和照相技术，加藤弘之和蕃书调所器械学教授市川兼恭一起受命前去学习，学习是用荷兰文和德文对译进行的，因此他开始学习德语。1860年（万延元年），加藤弘之到蕃书调所任教授手传（助教）并学习德国学。他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质并非“武备”而在“政体”，遂转向政治学。1861年（文久元年）撰写了在国内最早介绍欧美之立宪思想的专著《邻草》，阐述了议会制度的必要性。加藤弘之27岁时同须贺田岩藏的女儿铃子结婚，铃子是市川兼恭的养女。1864年（元治元年）晋身为旗本，成为幕府的直臣，并在开成所任教授，同时脱离以前的藩籍。1867年（庆应3年）升任江户幕府目付（监察官），1868年（庆应4年）1月升任大目付勘定头（财政和民政的监察首长），同时研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

加藤弘之（东京大学总理・帝国大学总长）

明治之官·学界总帅

明治维新后，加藤弘之在新政府出仕。1868年12月13日（明治元年10月30日）任政体律令取调御用挂。1869年2月28日（明治2年1月18日）任会计官权判事兼议事取调御用挂。1869年5月28日（明治2年4月17日）任制度寮准修撰。1869年6月25日（明治2年5月16日）任大学校（相当于国子监，是文部省的前身）权判事，1869年8月25日（明治2年7月18日）任大学大丞。1869年11月2日（明治2年9月29日）因缺席天长节仪式遭弹正台的弹劾，受到谨慎（软禁）的处分。弹正台本是国家监察机关，源自中国的御史台和都察院，但在当时为非主流之尊攘派所把持，以纠弹府藩县和各省院中的不法情事为明目，用来对他们的政敌开国派进行攻击的工具，加藤弘之被弹劾就是其中一例。1869年11月8日（明治2年10月5日）被免除处分。1870年1月2日（明治2年12月1日）兼任侍读，在宫中为天皇讲授欧美政体，为皇后讲解历史风俗概要。1871年5月17日（明治4年3月28日）以本官充德语字典对译专务。

在这一时期，加藤弘之撰写了《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等著作，介绍和传播“天赋人权论”，主张民权、平等的启蒙思想，支持政府的开明政策。加藤弘之与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主张实现国家外交上的独立自主，打破封建的身份制度，提高全体人民担当国家主体的意识。新政府的领导人出于克服封建的身份制和分封制，以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质的需要，接受并利用了这一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加藤弘之和大江卓支持部落解放运动，积极主张废除“贱民身份”。明治政府于明治4年8月28日（1871年10月12日）将其作为富国强兵政策的一环，太政官发布废止封建的贱民身份的宣言（解放令），将士农工商以下的秽多、非人阶层纳入平民阶层，废止了这一延续千年（始自平安时代，确立于江户时代，止于明治时代），妨碍“四民平等”的贱民制度。

1871年9月2日（明治4年7月18日）废大学校，设文部省，1871年9月3日（明治4年7月19日）任文部大丞，1871年9月11日（明治4年7月27日）兼任文部中教授。1871年9月29日（明治4年8月15日）任太政官大外史。1871年11月20日（明治4年10月8日）转外务省，任外务大丞。1871年12月6日（明治4年10月24日）免本官，任宫内省五等出仕，仍兼侍读。1874年（明治7年）2月13日任太政官左院一等议官，1874年（明治7年）2月23日因故辞职。1873年（明治6年）7月，加藤弘之与森有礼、福泽谕吉、中村正直、西周、西村茂树、津田真道、箕作秋坪、杉亨二、箕作麟祥共同创立日本最早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致力于传播西方启蒙思想，介绍立宪政治。1874年（明治7年），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旧参议提出《民选议院开设建白书》，主张举行大选，开设经民选产生的国会，引发“民选议院设立论争”。在论战中，加藤弘之认为人民知识不够，设立民选议院为时过早，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以后便被称为“时期尚早论者”。

1875年（明治8年）1月25日任宫内省三等侍讲，担当洋书进讲。1875年（明治8年）4月25日任元老院议官，1875年（明治8年）11月28日因病无法履职，依愿免元老院议官。1877年（明治10年）2月1日受聘任东京开成学校总理。同年4月12日，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为旧制东京大学法·理·文·医四学部，1877年（明治10年）4月13日——1881年（明治14年）6月15日，加藤弘之任东京大学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综理。1879年（明治12年）1月15日当选为东京学士会院会员（院士）。1880年（明治13年）4月22日补文部省三等出仕。1880年（明治13年）12月——1882年（明治15年）6月任东京学士会院第三代会长。1881年（明治14年）7月6日——1889年（明治22年）1月10日任旧东京大学初代总理。1884年（明治17年）1月26日——1916年（大正5年）2月9日任哲学会（今日本哲学会的前身）初代会长。1886年（明治19年）1月11日——1890年（明治23年）5月19日再任元老院议官。1886年（明治19年）12月——1895年（明治28年）12月任东京学士会院第五代会长。

1881年（明治14年）与西周、井上毅、品川弥二郎、青木周藏、桂太郎以移植“德意志文化”为目的，以德国启蒙主义为基础，创立独逸学协会，1883年（明治16年）设立独逸学协会学校，形成了今天的学校法人独逸学园。1890年（明治23年）7月——1903年（明治35年）9月任独逸学协会学校第三代校长。从1882年（明治15年）年开始，加藤弘之逐渐反对自由民权运动。随着进化论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及相关著作的普及，加藤弘之在理解到自然淘汰说后，舍弃了天赋人权论，转向了以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为基础的社会之原理的学说。1882年根据达尔文、斯塞宾、海克尔等人的进化论，发表《人权新说》，撤回了他自己以前所主张的学说，极力宣扬“人间的生存斗争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他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对自由民权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引起民权思想家的论战。后世一般认为，以《人权新说》为界，被视作加藤弘之的思想、态度转变的标志。

1888年（明治21年）5月7日依明治二十年敕令第十三号“学位令”第三条，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889年（明治22年）12月3日当选为东京麹町区（今东京都千代田区）区议会议员，1890年（明治23年）1月——1895年（明治28年）3月任麹町区议会议长。1890年（明治23年）4月30日任文官高等试验委员长。1890年（明治23年）5月19日任帝国大学第二代总长兼帝国大学法科大学（今东京大学法学部）学长及国家学会评议员长，叙敕任官一等、赐上级俸。1890年（明治23年）9月29日依“贵族院令”第一条第四项，敕任帝国议会贵族院议员。1893年（明治26年）3月30日因健康原因辞去帝国大学总长及文官高等试验委员长等本兼各职。1893年（明治26年）发表了《强者的权利的竞争》，宣扬强权的国家主义（威权主义）。

1892年（明治25年）7月14日——1893年（明治26年）4月7日任震灾预防调查会初代会长。1893年（明治26年）4月18日任教科用图书审查委员。1893年（明治26年）7月18日任锦鸡间祗候，1895年（明治28年）7月23日任宫中顾问官。1897年（明治30年）6月5日任高等教育会议议员，1897年（明治30年）11月11日——1898年（明治31年）6月18日任高等教育会议议长。1897年（明治30年）12月19日当选东京学士会院第七代会长。1898年（明治31年）8月9日——1901年（明治34年）6月15日再任高等教育会议议长。1900年（明治33年）4月2日任修身教科书调查委员长。1900年（明治33年）5月9日特旨列入华族，依功勋叙爵为男爵。同年发表《道德法律进化之理》，进一步论述其反对自由民权的主张。1901年（明治34年）3月18日依“帝国大学令”第十三条，敕旨任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

1902年（明治35年）4月11日任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长。1904年（明治37年）6月23日任教科书调查委员会会长。1905年（明治38年）5月依明治三十一年敕令第三百四十四号“学位令”第二条，被博士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明治39年）6月东京学士会院改制为帝国学士院（战后改为日本学士院），加藤弘之代行院长，1906年（明治39年）7月12日——1909年（明治42年）6月19日任帝国学士院第一代院长。1906年（明治39年）12月10日——1916年（大正5年）2月9日任枢密顾问官。1906年（明治39年）12月15日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1908年（明治41年）9月26日——-1915年（大正4年）4月2日任教科用图书调查委员会会长。1914年（大正3年）5月6日——1916年（大正5年）2月9日任教育调查会总裁。加藤弘之死于1916年（大正5年）2月9日，终年81岁。他是无神论者，按照遗言举行无宗教仪式的葬仪。

加藤弘之男爵

荣典

1869年10月23日（明治2年9月19日）-从五位；

1880年（明治13年）6月8日-正五位；

1882年（明治15年）12月29日-勋三等旭日中绶章；

1884年（明治17年）11月20日-从四位；

1886年（明治19年）10月20日-从三位；

1888年（明治21年）5月29日-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1889年（明治22年）11月25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记念章；

1893年（明治26年）4月11日-正三位；

1894年（明治27年）7月13日-大婚二十五年祝典之章；

1896年（明治29年）3月29日-银杯一组；

1900年（明治33年）5月9日-男爵；

1905年（明治38年）1月20日-御纹付御杯；

1905年（明治38年）12月22日-勋一等瑞宝章；

1906年（明治39年）4月1日-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07年（明治40年）7月2日-从二位；

1907年（明治40年）8月19日-一等王冠勋章（普鲁士王国）；

1912年（大正元年）8月1日-韩国并合记念章；

1915年（大正4年）4月20日-御纹付银杯；

1915年（大正4年）11月10日-大礼记念章；

1916年（大正5年）2月9日-正二位、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

亲族

长子加藤照麿（男爵、医学博士、贵族院互选议员），三子马渡俊雄（马渡家养子，警察官僚、内务官僚、福岛县知事、东京市副市长）。加藤弘之的次女高子嫁山县伊三郎公爵（元老山县有朋养嗣子，贵族院议员、枢密顾问官、递信大臣），三女德子嫁古川武太郎（陆军中将古川宣誉的长子，满铁职员），七女梅子嫁榊保三郎（医学家、医学博士·文学博士），八女久子嫁表国一（冶金学家、工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

孙子：

加藤成之（照麿长子，男爵、音乐学家、贵族院互选议员、女子美术大学学长）；

滨尾四郎（照麿四子，滨尾新子爵的养子兼女婿，子爵、律师、推理作家、贵族院互选议员）；

京极高锐（照麿五子，峰山藩主京极高赖子爵的婿养子，子爵、音乐评论家、贵族院议员、NHK理事、相模女子大学教授）；

古川绿波（照麿六子，古川武太郎的养子，喜剧演员、编辑家、随笔家）；

增田七郎（照麿七子，增田义一的养子，东京帝国大学司书、书志学者）。

学术思想

加藤弘之的思想是现实的，终其一生都是唯物论者。加藤弘之一度强烈倾向于基于天赋人权说的启蒙思想，1873年（明治6年）与福泽谕吉、森有礼、西周等人明六社，开展启蒙活动。但后来倒向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反过来批判民权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并终生攻击自由民权。自从他抛弃天赋人权学说以后，在治学上的主导思想，可由他在1879年（明治12年）的演讲中“人为自然当傀儡，亦善亦恶总无常”这首通俗诗看得出来。他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否定天赋人权说。1881年（明治14年），当海江田信义对这一点提出批判时，这个问题波及到政府内部。加藤敦促文部卿福冈孝弟，改变过去一贯的天赋人权论的立场，发表旧著《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等书绝版的宣言，从而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

进化论进入东亚，首先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维新以后形成的竞争社会为进化论的思想提供了土壤。对当时日本的思想界来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加藤弘之的转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加藤弘之将物竞天择的逻辑带进他的《人权新说》与《强者的权利的竞争》当中，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做此转向之时，恰逢社会进化论在日本开始受到热烈的讨论，同时这个逻辑也被运用到关于日本如何面对西方的“日本人论”当中。在明治初期，加藤弘之秉持天赋人权的立场，不过，与受英法自由民主思潮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者们不同，加藤弘之在此时即着手翻译德国国家学者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国法泛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极为流行的国家学，其背后正是启蒙专制主义的主张，而被日本称为德意志学之父的加藤弘之对该主张所倡导的政体形式颇有好感。到了1882年，代表加藤弘之转向的《人权新说》出版，根据田畑忍《加藤弘之》一书的看法，《人权新说》一方面凭借生存竞争与生存淘汰的法则指出，社会成员各有优劣，因此，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妄想；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国家握有大权之重要，其主要理由在于，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如同丸山真男所指出，加藤弘之的进化论是受到德国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的影响，事实上，两者的进化论确实也同样地指向一个威权政体。在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之际，优胜劣败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的操作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当程度上正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相关图书（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

加藤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国家、社会，认为"唯一利己的根本动向（或能力）"，即"个体保存动向"和"种的保存的动向"，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1912年发表的《自然与伦理》昭示了他最终的立场，他在书中称“忠君爱国的行为”是“组成国家的吾吾人间之细胞的固有性”，主张“国家有机体论”，他认为个人之间相互竞争，但对于国家则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一贯为拥护明治政府提供哲学基础。。他在《吾国体与基督教》中说："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在《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中甚至说："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

加藤宣称他的哲学思想是"一元主义，就是单纯自然主义与进化论"。他认为 "宇宙本体不是超自然的、精神的东西，而是物质与能力的混合体"。他虽然提倡"物力平等主义"，但又认为"物质与能力之间毫无本末轻重之别"。他把物质归结为 "能力" 或"动向"，"能力"是一切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能力最初成为无生物的运动，其后成为生物的生活力，再后进而成为生物的精神力，这就是能力进化的道理。"

在宗教观上，加藤弘之发表《佛教改革谈》、《基督教之毒害》，反对基督教和佛教，拥护民族宗教。作为无神论者，他在《迷想的宇宙观》一书中言道“神并不是造物主，人间是造神主”。

著作

加藤弘之的主要著作有《立宪政体略》（1868年）、《交易问答》（上、下卷，1869年）、《真政大意》（上、下卷，1870年7月）、《国体新论》（1874年12月）、《人权新说》（1882年10月）、《德育方法案》（1887年11月）、《杂居尚早》（1893年11月）、《强者的权利的竞争》（1893年11月）、《道德法律之进步》（1894年2月）、《二百年后之吾人》（1894年3月）、《小学教育改良论》（1894年4月）、《日本之十大胜算》（1894年11月）、《先哲未言》（1895年）、《谨谢》（1898年）、《还历祝贺始末》（1898年7月）、《天则百话》（1899年1月）、《道德法律进化之理》（1900年4月）、《佛教改革谈》（1902年8月）、《学艺业谈，学问之话》（1903年4月）、《从进化学观察日俄之命运》（1904年3月）、《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1906年12月）、《吾国体与基督教》（1907年8月）、《迷想的宇宙观》（1908年7月）、《新文明之利弊》（1908年11月）、《基督教徒之困》（1909年7月）、《基督教之毒害》（1911年6月）、《学说乞丐袋》（1911年10月）、《自然与伦理》（1912年3月）、《国家之统治权》（1913年6月）、《新常识论》（1914年9月）、《责任论》（1915年5月）、《加藤弘之自叙传（附金婚式记事概略和追远碑建设始末）》（1915年6月）、《人性之自然与吾邦之前途》（1915年11月）、《覆刻弘之自传》（1979年10月）。

译著有《西洋各国盛衰强弱一览表》（1867年）、《国法泛论》（1872年5月）、《各国立宪政体起立史》（1875年10月第一册・第二册/1876年1月第三册・第四册/1876年4月第五册）、《自由自治》（第一册，1876年12月）。

他的言论、文章、日记被汇编成集出版，有《加藤弘治讲论集》、《加藤弘之演讲全集》、《加藤弘之文书》、《加藤弘之日记》等。

加藤弘之博士

人物关系

佐久间象山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