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1897年2月24日—1999年4月21日，享年102岁)苏雪林，女，原名苏小梅。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笔名瑞奴、瑞庐、小妹、绿漪、灵芬、老梅等。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杏坛执教50载，创作生涯70年，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她一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她笔耕不辍，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1]

个人概述

苏雪林（1899--1999）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

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阿英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

人物生平

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

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

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

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

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之、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

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

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

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

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

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职业生涯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

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

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彷徨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该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

创作风格

《鸠那罗的眼睛》的创作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险。

《青鸟集》

（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它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

《蝉蜕集》

（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晚年生活

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

“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她的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将一些讲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64年再版）《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198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在授课之余，从事学术研究，是苏雪林的极大乐趣，正如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一文中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种写作的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与鲁迅的论战

对鲁迅的崇拜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

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

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对鲁迅的批评

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对鲁迅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她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

由钦敬走向反对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榆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思想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

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

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从梁实秋、苏雪林攻讦鲁迅的一条“罪证”谈起。

枫泾杏花坊蔡宏伟。

鲁迅活着的时候，一般人是不敢与之对垒的。有着清华及留美资历的梁实秋算是一般之上的，故而有幸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与之走上几个回合，结果弄得心有余悸，到1964年写《关于鲁迅》时还有些忐忑不安。直至梁去世，他对先他去世的鲁迅的评价，始终保持在当日论战时的态度，并无变本加厉的言辞。从这一点来说，梁不失为一位君子。

苏雪林就不同了。鲁迅活着的时候，她似乎无机会应战。毕竟她只是一个诞生于温州瑞安县衙里的安徽女人，留洋时尽顾谈些不着边际的恋爱，回国后自家婚姻又有点问题。虽是胡适的学生，有块金字招牌挂着，但在社会上混毕竟有些力不从心。所以苏雪林攻讦鲁迅的话，几乎都说在鲁迅去世之后。鲁迅听不到，也无法反击。

不过，梁实秋、苏雪林在攻讦鲁迅的言辞中，有一条“罪证”却是不约而同加以援引的，那就是鲁迅的工作环境的多变。换句话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频繁“跳槽”说明鲁迅的性格有问题，与同事关系搞不好。梁实秋还只是提到鲁迅性格的缺陷，认为他为人偏激，易感情用事，易被人利用。弦外之音，尚有怜惜之意。苏雪林攻击鲁迅人品有问题，故不为周围环境所容纳。

苏雪林“反鲁”原因说法很多，有人说鲁迅曾经冷落过她，苏雪林自己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个说法：有一回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先生为联欢起见，宴请曾在他书店出书的文人，鲁迅与林语堂先生齐出席，我亦敬陪末座。我对鲁迅固极冷淡，他对我也昂头天外，不屑理睬。这次会面也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记载的悦宾楼宴饮。

人物评价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

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

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它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

苏雪林的两种姿态

上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时期出现了很多各具性情、颇有性格的才人异士，苏雪林即是其中之一。著名的传记作家石楠称苏为“另类才女”，苏雪林在一百零三年的岁月中留下了方方面面的印迹，生活中有传奇，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有建树。围绕着她既有辉煌的光圈，也有对她的强烈批评、反击甚至谩骂，在一个人身上，集合着如此多的赞誉与批评，令人瞩目，又矛盾重重。

苏雪林的创作非常丰富，广泛涉及小说、散文、戏剧、古典诗词和绘画领域，自传体小说《棘心》和散文集《绿天》使她一举成名，此后她一直笔耕不辍。她的文字恰似湖水澄澈、明朗又兼及柔媚，她的文本充满童心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亲形象的讴歌。但实际上，这表面上的阳光灿烂是她希望和幻想的织物。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她在和夫君张宝龄新婚燕尔之际写出了美文《绿天》，但他们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她承认自己加入了一些现实中缺乏的东西，半真半假，是“美丽的谎言”。这种情不自禁的美化是否暗示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自尊、自怜呢？这是她为人和为文的差别。

再者，她的花样时节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她从中深受震动和熏陶，成长为一个新女性，积极参入社会问题论争，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尝试。例如由于感到和未婚夫张宝龄性情不合而要求解除婚约，她最终没有摆脱家庭压力，而是把自己的爱情尘封，投入了一份无爱婚姻的羁网中。她的婚姻状况非常糟糕，但她却执拗地不离婚，因为她有观念上的洁癖，担心那会影响自己的形象，这是她所想和所做的差别。

在文艺批评方面，她目光敏锐，能看出许多同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给予中肯的评价，例如鲁迅、周作人、戴望舒、李金发、徐志摩、冰心、沈从文等，但是同时，她的笔调又剑拔弩张，偏执苛求。她执著地反对鲁迅，但这一事件却发生在鲁迅逝世之后；她对胡适保留一份高山仰止的心绪，却又在不同场合抱怨自己的委屈或对之过分鼓吹，这体现了她评价尺度的差别。

苏雪林的多重差别，或隐或现，往往以悖于常理的方式演绎，过激且自负，可以说苏雪林童年时代的经历对她的性格形成影响很深。“陈玉玲认为童年是女性心中永远的乡愁，追忆童年，成为女性自传中重要的纪念仪式。因为女性对童年的怀念，源自于‘过去的自我’已与‘现代的自我’分离，而童年被想象为真正拥有自我的一段黄金时光。因此，不论女性是否曾经真正地拥有快乐的童年，童年总是被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童年的失落和匮乏，成为女性自传中的‘恋物癖’，惟有不断地以文字和意象去捕捉童年自我的影像，才可以抚平对童年的依恋”。

苏雪林的童年是一很好的体现，她像男孩子一样淘气好动，讨厌憎恨祖母，和父亲关系淡漠，惟一的温暖来自任劳任怨、和顺持家的母亲。此种关系形成了她一种特殊的情结，成为她以后行事的一种无意识的根由。如她在自传中所言，她在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时候，很羡慕班中同学庐隐的大胆热烈、潇洒，她则看起来涩讷、羞怯，实际上，她已将自己骨子里的野性转换成其乐融融、其趣无穷的童年记忆寄放在内心，因为她的野性的任意行为会带给亲人以伤害，所以她必须压抑，或者转向其他方面使之可以舒展，同时，她所圈起的那块不被侵扰的角落成为她的慰藉。如她所说，“……我便陶醉于如诗如梦的桃色云雾里，觉得很可满足，即不愉快的婚姻对我也就没甚痛苦”。这静态的图像于她心目可见，但在人生的更多事件和选择面前，她压抑的野性会迸发出来，以一种挑剔、不满和攻击性施于旁人。

苏雪林在鲁迅死后就开始了骂鲁，很少学理上的分析，而完全秉持一种修辞上的暴力和意气的讨伐，将骂人的艺术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她极为依仗胡适，在一些文章中将其树为楷模，并在自传中表露出一丝脉脉情愫。这其间的差别，撇开因人而异，更大程度上与她背向前者，仰望后者，故作惊人语、思维好走极端有关。苏雪林在鲁、胡之两端，极尽其情绪化的表演，失却了学人的公正。

苏雪林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928年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上。本来苏雪林是带着热情和崇拜而来的，但是却受到了鲁迅的冷遇，据她的自传回忆说，鲁迅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是傲慢。在这种受挫心理的支配下，人之常情是给自己寻找一个原因，并且大多数情况是错不在我，而是在于对方吹毛求疵。在石楠的传记中，苏雪林找到了这样的理由：可能是由于她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而鲁迅有点恨屋及乌，所以，就连带对她一起讨厌起来了。此语对苏雪林来说也是猜测，我们更不能多言。苏雪林和鲁迅的一次很鲜明的冲突还发生在女师大杨荫榆的事件上。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对他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在此风波中的牺牲极为悲痛；而从苏雪林的自传中，可以看出她对杨荫榆是非常尊敬的。他们各有立场，但在苏雪林看来，鲁迅如此反应在于他因这事丢官去职而心存不满。

是非不能臆度，但另有一事可以对苏之性格做一参考。在苏雪林的自传中，她写下了对留法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忏悔。那是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时候，他们以吴稚晖在经济上实行不平等待遇而对其进行责难、捉弄和攻击，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误会，而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违反了最初的协议。尽管吴稚晖一直为他们操心费力，但还是被驱离了学校。在这一事件中，苏雪林也加入其中，展现了一次可畏的青年暴力。苏雪林在自传中进行了反思：“我们竟以自己一念之私当作热烈悲壮争公理的举动自鸣得意。我那时只觉得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并不以自己食言背信为耻。当时不肯签名闹事者，则视之异类，为寇仇，不以人齿。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奋斗的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可见，当局者迷，误会或错误的知晓大多存身于对事件的回溯中。那么，这两件事能否作为苏雪林骂鲁的铺垫呢？

“但胡先生之逝，举国同声悲悼，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伤痛，这种情感，出于自然，谁也没有勉强他们，我以为这便可以证明胡先生的伟大。”苏雪林在她的自传里如是说。但是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对广大文艺界和知识界对鲁迅的热爱和悲痛却感到愤怒，她在朋友面前说：“这悲声，这震撼，就像天外忽然飞来一颗行星，撞碎了我们的月亮，又好像太平洋一夜间突然干涸见了底那样惊慌不已了吆。”为什么如此类似的情形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伟大了呢？苏雪林对这两者不同的态度是否反应了某种无意识的东西？

按照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男孩和女孩在俄狄浦斯阶段前期对母亲都有一种眷恋和占为己有的欲望。但随着父亲角色的介入，男孩会压抑下自己的欲望，认同父亲所代表的符号秩序，女孩一般也会倾向于父亲一边，或者把兴趣投向与父亲一样的男子，也就是形成她们对异性的爱恋。对苏雪林来说，在父亲膝下承欢的记忆几乎没有，如她所说，甚至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会躲藏起来。她父亲不近人情的形象，首先割断了她向这个父亲秩序的靠拢，其次使她对这个秩序的冷漠、灰暗、堕落、萎靡产生畏惧和反感。

而鲁迅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他在文学界和青年群体之间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在此前，苏雪林是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的，但没有想到受到了后者的冷遇，只好将此事压抑下来，但不平之心总是潜伏的。尽管她在1934年写的《〈阿Ｑ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中对鲁迅的作品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鲁迅凭借《呐喊》和《彷徨》就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性的地位，他的《阿Ｑ正传》写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苏雪林并对其进行了引申性的阐发。但她后来也说，当她年纪更大一些的时候，对阿Ｑ的认识却“甚以为悔”，认为鲁迅眼中只有猥琐的人格，而没有注意到历史中不乏气质昂藏者。苏雪林本来已经将骨子里的野性贯注到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也就是她高要求的在别处的生活，但是却没有得到鲁迅这位文坛泰斗的认可，向父亲秩序的靠拢再次遭受挫折。所以，在苏雪林致蔡元培不要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的信中，她主要攻击鲁迅蛊惑青年、拉帮结网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她就是作为一个青年而隔离于其外的。

另外，鲁迅受尼采影响颇深，所以，他的言行体现出一种不息的强力意志，为了和黑暗社会彻底决裂，为了喊醒铁屋子里人，他掷出了匕首和投枪，尖刻、无情。连鲁迅自己也说他自己身上充满了鬼气和毒气，为了促成新生，他宁愿背上毁灭的恶名，他要把一切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在苏雪林那里是生活的实在界，是她的一生都刻意回避的东西。在她的作品中也有对悲惨人间的描写，她总是坚持视线所及的原则，就像她对郁达夫、沈从文的作品不予信任一样。正因为是视线所及总在父亲秩序之外，所以她的结论也就止于其外，止于一种道德的观感。

因而，在她致蔡元培的信中，她纠缠于鲁迅腰缠累累，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在对郁达夫的评论中，嘲讽他一边哭穷，一边留恋风月，最后还滑稽的把个人性压抑冠以祖国贫穷的理由。她抨击沈从文、张资平等人传播堕落的浪漫，将文学为人生的大用进行了扭曲，以淫靡、浮滥的描写腐蚀青年的心灵，使他们终日缠绵歌哭，忘却国事和社会。实际上，她不知，事实已是如此，此时道德的呼吁远不如寻找何以至此的原因更为重要。

正是由于这样执著，她做出了道德的表率，她在抗战的时候将自己的五十两黄金捐献了出来。她的生活是极为俭朴的，从抗战时期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后来和她的姐姐相依为命的拮据，她都没有吐露怨言。同时，她对鲁迅的攻击就始终处于道德的层面上，借助于修辞的力量，在漂浮的能指下面什么都没有触及，正如胡适对她提出的批评所言，“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总之，她小时候野丫头的疯闹记忆构成了她和父亲秩序之间接触的原型，从她对上述以鲁迅为首的诸位作家的抨击可以看出她童年的野性未驯的另一种形式的显露。与此同时，由于向父亲靠拢的受阻，她持续了对母亲的依恋。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每个人，只要不是白痴或怪物，都会有爱情存在和爱情寄托的对象，“小孩爱情的对象是父母，少年爱情的对象是情人，中年爱情的对象是儿女或者是学问和事业”，而她“爱情的对象除了母亲，也更无第二个了”。母亲的呵护和美德被她作为了父亲秩序的替代，所以，她可以对有名无实的婚姻和不解风情的丈夫淡然处之，并和姐姐保持了亲密的关系。

同样，她对胡适的好感就可以理解了。苏雪林在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时候，胡适给她们上过课，他上课的风采深深吸引了她，偶尔的几次见面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苏雪林在她的自传中多次写到她在胡适面前的一种莫名的感觉：在胡适招呼她共享茶点的时候，她竟然羞怯地走掉了；在胡适家的客厅里对坐的时候，她竟然觉得有种受宠若惊、亦幻亦真的恍惚；她是一个感情比较麻木的人，但在胡适逝世后，她竟然悲痛至极，连自己都不能理解那种奇异的经验……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竟能感到一种甜甜的爱情的味道。尽管苏雪林不咸不淡地维持着和张宝龄的婚姻，实际上，她已经将爱情的重心转移，转换成一种柏拉图的爱恋。胡适的宽容和鲁迅的傲慢形成强烈对比，她在胡适那里看到了自己的镜像版。

在他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女性性质的一面，一个还可以做梦的正常女性。她接受了已经将野性压抑起来的现在的形象，并对胡适进行了误认，将其误认为父亲之外的另一个男性形象，这种误认使她对胡适充满了感激和仰慕。在自传中，她说她自己会美化自己，连带美化他人，因为她实在太自爱了，患了一种自恋癖，所以，此时的胡适是被美化了的胡适。但是当胡适对她抨击鲁迅的过激提出批评的时候，她的误认被惊醒：胡适的平和稳健与她骨子里的野性不和，于是，她没有接受胡适的批评，并照例将致蔡元培的信发表了出来。

苏雪林作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有着隐秘的不可测度的内在世界。从她一生的行为踪迹来看，她既有爱的方向和举动，又持一股好斗争胜的劲头，表现为一种异类性情，所谓“另类才女”，也只是一种说法罢了。对于苏雪林这样传奇式的人物，哪一种读法，都当不得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