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材浮雕（雕塑与绘画结合的产物）-趣爱秀

基本介绍

浮雕是雕刻的一种，雕刻者在一块平板上雕刻出凹凸起伏形象，使它脱离原来材料的平面。浮雕用压缩的办法来处理对象，靠透视等因素来表现三维空间，并只供一面或两面观看。浮雕既可以依附于某种载体，又可相对独立地存在。浮雕一般是附属在另一平面上的，因此在建筑上使用更多，用具器物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浮雕由于其压缩的特性，所占空间较小，所以适用于多种环境的装饰。近年来，浮雕在城市美化环境中占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浮雕是一种介于圆雕和绘画之间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雕塑与绘画结合的产物。浮雕与圆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相对的平面性与立体性。浮雕相对圆雕的突出特征是经形体压缩处理后的二维或平面特性。浮雕的空间形态是介于绘画所具有的二维虚拟空间与圆雕所具有的三维实体空间之间的所谓压缩空间。压缩空间限定了浮雕空间的自由发展，在平面背景的依托下，圆雕的实体感减弱了，而更多地采纳和利用绘画及透视学中的虚拟与错觉来达到表现目的。与圆雕相比，浮雕多按照绘画原则来处理空间和形体关系。但是，在反映审美意象这一中心追求上，浮雕和圆雕是完全一致，不同的手法形式所显示的只是某种外表特征。作为雕塑艺术的种类之一，浮雕首先表现出雕塑艺术的一般特征，即浮雕的审美效果不但诉诸视觉而且涉及触觉。与此同时，浮雕又能很好地发挥绘画艺术在构图、题材和空间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表现圆雕所不能表现的内容和对象，譬如事件和人物的背景与环境、叙事情节的连续与转折、不同时空视角的自由切换、复杂多样事物的穿插和重叠等。平面上的雕凿与塑造，使浮雕可以综合雕塑与绘画的技术优势，使浮雕的塑造语言比之其它雕塑尤其是圆雕，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同时也不失一般雕塑的表现性。浮雕在内容、形式和材质上与圆雕一样丰富多彩。浮雕的材料有石头、木头、象牙和金属等。

浮雕为图像造型浮突于石料表面，为半立体型雕刻品。根据图像造型脱石深浅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浅浮雕和高浮雕。

浅浮雕起位较低，形体压缩较大，平面感较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绘画形式。它主要不是靠实体性空间来营造空间效果，而更多地利用绘画的描绘手法或透视、错觉等处理方式来造成较抽象的压缩空间，这有利于加强浮雕适合于载体的依附性。浮雕空间压缩程度的选择，通常要考虑表现对象的功能、主题、环境位置和光线等因素，其中环境与光线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优秀的雕塑家总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从而使作品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

高浮雕由于起位较高、较厚，形体压缩程度较小，因此其空间构造和塑造特征更接近于圆雕，甚至部分局部处理完全采用圆雕的处理方式。高浮雕往往利用三维形体的空间起伏或夸张处理，形成浓缩的空间深度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浮雕艺术对于形象的塑造具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和魅力。法国巴黎戴高乐广场凯旋门上的著名建筑浮雕《1792年的出发》，是高浮雕的杰作。艺术家将圆雕与浮雕的处理手法加以成功的结合，充分地表现出人物相互叠错、起伏变化的复杂层次关系，给人以强烈的、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感。

在充分表达审美思想情感的基本创作原则之下，浮雕的不同形态各有艺术品格上的侧重或表现的适应性。一般地说，高浮雕较大的空间深度和较强的可塑性，赋予其情感表达形式以庄重、沉稳、严肃、浑厚的效果和恢弘的气势；浅浮雕则以行云流水般涌动的绘画性线条和多视点切入的平面性构图，传递着轻音乐般的平和情调和抒情诗般的浪漫柔情。

其实浮雕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原始社会中西方浮雕艺术时期就开始显现，但在生产技能与工具水平都相对落后的状态下，特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着原始人的艺术行为。

早在旧石器时期，欧洲先民们就已经“雕刻”出造型写实，具有较强进深的高浮雕人物、动物形象。而此时我国远古居民聚居区内，浮雕多以用简单的石片在质地颇为坚硬的脉石英石器上线刻形式出现。直至新石器时代的来临，随着可塑性极强的黏土原料的发现，以及对捏塑、堆塑、贴塑和压塑等技法的探索、运用，中国原始先民们通过“塑”的语言，不仅可以理想地把握陶器和浮雕的整体造型，而且在细部处理、装饰效果上亦表现出灵动、意象的精神特性。“这正是不同‘生境’的前决条件，直接左右了中西方艺术的发生，使‘选择’的行为方式迥然各异”。

在西方，公元前25世纪，埃及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大量的浮雕被用来装饰陵墓、庙宇和纪念碑。埃及人创造性地运用了三种典型姿态（全部的正面；绝对的侧面；俯视的顶面）来塑造浮雕人物形象，努力营造一种静穆、神秘与威严的气氛。

公元前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的古希腊开始大量地运用浮雕来装点城市和建筑。包括三角楣墙雕刻、浮雕间板和饰带浮雕在内的巴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艺术，无疑是希腊古典雕刻遗迹中最伟大的作品。古希腊浮雕为西方艺术创造了一种美的典范，并在西方艺术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罗马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讲求实际，从希腊文明中取其所好，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罗马人的浮雕艺术延续着东方和希腊的古典法则，他们为庆祝胜利高奏凯歌修筑起凯旋门和纪念碑，并使之遍布浮雕饰带。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基督教的盛行，使欧洲中世纪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多为建筑装饰的哥特式雕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随宗教观念由“神圣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建筑雕饰也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并逐步从墙面上独立出来，促成了新的雕塑风格的形成。

文艺复兴时代，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表现性艺术的新艺术风尚应运而生，雕塑家以理学的明智去认识世界，在肯定希腊、罗马写实雕塑的基础上，注重透视、解剖等科学的艺术研究，促使浮雕艺术日趋发展和繁荣。

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受工业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传统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受到挑战。在变革的形势之下，各种主题的浮雕纷纷脱离所装饰的主体而趋向独立发展，风格形式日趋多样化。

浮雕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圆雕愈益趋向独立发展的革命性变化，浮雕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一百年间浮雕艺术呈现二大走向。一种沿着罗丹的路线继续推进，大体属于写实范畴。一批卓有成效、影响广泛的雕塑家活跃其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中，他们始终坚持作为雕塑传统的体量和具象形式，同时也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接触到的新思想，进行各有特色的现代风格形式探索。一种则另辟蹊径，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汇集诸多流派或主线的庞大队伍，他们以趋向多元化极端的各种形式探索，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回顾世界浮雕艺术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浮雕艺术是在继承、借鉴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都对浮雕艺术建设与探索做出过值得记取的贡献，毫无疑问，来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都为浮雕艺术的未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雕塑运动在持续的空间突破中，于80年代进入往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时代。观念综合型浮雕也已处在难以规范和界定的境地，并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趋势中逐渐走向对浮雕自身以至艺术自身的彻底消解。

在东方，古代印度，最受重视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雕塑。浮雕形式成为寺庙雕刻的主要装饰手段。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巴尔胡特宰堵波的围栏浮雕，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以线刻为主的浅浮雕，丰富内容的形象挤满了画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充实感和独具匠心的构图处理。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获得了艺术上的表现自由。柬埔寨浮雕艺术比它的印度原型更强调抽象性。柬埔寨浮雕偏爱对称而不喜欢有机的线条，造型以近乎几何形的对称为主要特色，这种特质似乎暗示著有别于其它宗教体制的思想信仰上的奥妙与神秘。

而在中国，当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浮雕艺术以装饰形式在礼仪器物上获得突出的成就。 “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最有特色的一种浮雕装饰样式。作为平展的兽面纹，它以鼻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形象十分地图案化，雕塑技法的运用使之在器表的平面上表现出一种浑厚、凝重的立体效果。

中国古代浮雕艺术的繁荣，集中体现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魏晋以后佛教造像与陵墓建筑之中。两汉时期为数众多的画像砖，是中国特有的浮雕艺术样式。浮雕把叙事性和表现性统一起来，以生动的情节和传神的塑造，对当时的社会风俗、生产生活场面和神话故事予以形象的描绘。浮雕的造型手法具有写实性，但其构图和空间处理却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方法，因此在把握对象方面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自由。画像砖中最常用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是“平面浅浮雕”，其一般做法是在印模压印出的凸起却细腻平整的画面上再加刻阴线，勾勒出画像的细部，穿插其中的面和线使造型形象丰富而生动。对中国浮雕艺术而言，作为造型语言的“线”的大量运用，是富有审美表现力和民族气质的特点。除汉画砖外，西汉的石刻艺术如陕西霍去病墓的石雕，也呈现出线性表现的浮雕重要特征。在这里，线比立体块面具有更大的灵动性和流动感，通过雕刻线条的运用，浮雕和圆雕结合一体，带给人以巨大的力量感、运动感和扩张感。东汉的墓室石刻艺术，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浮雕艺术的基本面貌。尽管它在内容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其雕刻技法或手法却变化较多，或剔地平雕阴刻，或剔地浮雕阳线，十分注重线型的凹凸处理，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和聪慧才智。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的浮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石窟造像的兴起为浮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飞天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显示了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接受。其飘逸的动势以及极富节奏和韵律感的飘带，体现了中国浮雕以线造型为主的风格。三度空间所特有的体积感、重量感，在这一时期的浮雕上显现出增进表达深度和造就凝重气氛的优势。魏晋的飞天浮雕形式，初步表现出对深度的探索。这里所表露的、出于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佛的庄重之需要的对“体量”的兴趣，使天王、力士造像随后大大地繁。

现今，浮雕艺术在我国蓬勃发展，其中惠安浮雕雕刻艺术尤为代表。惠安浮雕工艺历史悠久，境内残存的最早浮雕作品首推唐五代王潮墓室穹顶的莲花浮雕石砖和宋代洛阳桥上的月亮女神以及黄塘岩峰寺前后殿壁上石龛的弥勒佛、观世音立像浮雕。这些作品虽然脱石面较浅，雕工比较粗糙，但修长秀美，线条柔顺，有较高技艺水平。南宋时期，惠安工匠参加建造的泉州东西两塔，其上的佛像、金刚、人物和鸟兽等浮雕，传神逼真，精彩纷呈，刀笔之下充满艺术感染力，生灵活泼超然于石体之外。此后元建平山塔的32尊佛像及5座浮山石塔的佛像、花纹等浮雕雕饰，以及明初伊斯兰教墓的云月图、几何图形、古兰经句的雕刻，其造型、雕工亦颇佳。明代，惠安已有石雕作坊，技艺大有提高，镂雕脱石技术由浅入深。嘉靖年间，重新修建的惠安孔庙大成殿和戟门前各一对线条简洁流畅、造型质朴生动的白石龙柱，数个四周雕有花鸟、神态逼真、清雅秀丽的青石浮雕柱础，以及戟门前一对形像古朴、意境高远的麒麟凤凰白石壁堵等浮雕作品，已有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的趋势，据测定，柱上的龙身浮出柱面，高达10余厘米，龙首凸出柱面最高处达30多厘米。此外还有矗立于北门头、南门新亭尾等处现已湮没的明代石碑坊，其梁柱、御赐匾牌、堵板、拱头、多层盖檐等繁花似锦的浮雕等，均为明代石雕之珍品。

明末清初，浮雕产品逐渐转为深雕(高浮雕)，工艺日趋精细。清代，惠安石雕艺匠喜用青草石，石龙柱又由高浮雕转入透雕，近乎圆雕，品种繁多，工艺精湛，造型追求繁丽。其时，惠安的龙凤柱、花鸟柱及龙、虎、麒麟、花鸟、人物壁堵的雕制，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备受人们赞美。明清时期，由于惠安工匠技艺超群，晋江池店的豪富、南安石井的中宪第、官桥的菲侨、美林的新(加坡)侨等，建造成排、数十栋大厝，都延聘惠安师傅雕镂其宅居的石雕装饰。

清末民初，惠安工匠在福州、厦门开设的石店，制作大量出口的墓碑墓料，多数都雕有双龙、花草人物浮雕。这个时期，台湾大建寺庙，蒋金辉等人在台北承揽万华龙山寺全部石料加工业务，制作不少浮雕、透雕、嵌沉类雕件，其中有取材自封神榜故事中的亭阁楼台与作战人马的方形石窗，和雕镂有龙、鹤、蝙蝠等吉祥物透雕的四方形、八角形花窗，以及雕有《应龙献瑞》、《双龙抢珠》图案的石鼓座和其它壁堵，等等。蒋金辉所镂刻的，《空城计》、《三英战吕布》的人物窗等作品刻划精良，结构细密，在台湾名噪一时。现该寺为台湾八大景观之一。

民国初年，惠安工匠蒋文子等人完成南京中山陵高大华表和光华亭八角金鱼池等石件的装饰浮雕，雕工精巧，誉满海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瑞生在杭州美术学院用一块100公斤重的青石，雕刻一幅《木兰从军》的高浮雕，形神兼备，艺术水平极高。

50年代，惠安艺匠在集美“鳌园”建设中，施展高超的石雕技艺，在鳌园长达50米的长廊引道两厢照壁上雕镂40多幅连环浮雕组，其中有青年艺人蒋瑞生创作的《陈胜吴广》、《抗金兵》、《梁红玉》、《文天祥》等古代历史故事和英雄人物浮雕；老艺人蒋丙丁设计的《陈嘉庚一生》的系列图浮雕，和创作的《南昌起义》、《五四运动》、《芦沟桥》、《东北骑兵战》等近现代历史故事浮雕；老艺匠蒋瓦水等人创作的《强渡金沙江》、《延安整风》、《湖南红军小组》等现代历史故事浮雕。还有墓屏照壁的军事国防、文化科技、教育艺术、体育卫生、农业生产、矿山工业、地理民俗、婚嫁喜庆、名胜古迹等知识浮雕群，以及散布于园中各处的虫鱼鸟兽、花木山水等多点浮雕嵌墙。他们所雕琢的人物非常逼真，使用的武器如枪杆刻得细如一线香条，坐骑的马蹄小如豆粒。佳作、名作之多，不胜枚举，它融铸惠安浮雕的绝大部分精品，被世人称之为“石雕博物大观园”、“石雕艺术宝库”、“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

70年代末，惠安工匠在所建造的“八一”南昌纪念塔塔座上雕有3幅高2.4米、长10米的大型浮雕，为历代浮雕之冠。惠安浮雕发展至今，精品无数，工艺高超，堪称一绝。

现今，浮雕可采用材料多样，常用的有青石浮雕、白麻浮雕、汉白玉浮雕、晚霞红浮雕、砂岩浮雕，以上为石材材料，还有铁板浮雕、紫砂陶浮雕、黑陶浮雕等。建筑上常用的为石材浮雕，中国建筑喜爱青石浮雕、汉白玉浮雕，欧式建筑则喜爱砂岩浮雕来进行装饰。

在充分表达审美思想情感的基本创作原则之下，浮雕的不同形态各有艺术品格上的侧重或表现的适应性。在手法上，浮雕主要有神龛式、高浮雕、浅浮雕、线刻、镂空式等几种形式。雕刻师根据环境、材料来选择浮雕雕刻手法，可单一，也可相互配合，来达到想要的效果。

雕塑艺术的发展使圆雕日益强化了它的相对独立性，相比之下，浮雕虽然更多地受制于一种依存关系，即对“平面”或“墙面”的依赖，但浮雕独特的表现特质和丰富的雕塑性造型手段仍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