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范尔霖在1987年10月份那场国际股票市场危机中,他面对危机镇定自若,有效的缓解了股灾中肆意蔓延的恐慌;除此之外,人们赞颂他还因为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推动计算机技术应用到证券交易中去的重要人物。2012年病逝于曼哈顿,享年81岁。
人物生平1966年,范尔霖先生从他父亲手中接过华尔街特种经纪公司,踏上了他的华尔街之路,在1980年代,他掌控纽约证交所长达10年。1980年到1984年,他是纽约证交所董事长;1984年到1990年,他是证交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范尔霖一生最受赞誉的莫过于他在1987年股灾的那个“黑色星期一”中的杰出表现。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创下了股票市场历史上的最大单日跌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508点,全球股市随之全面下泄,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恐慌。随之而来的,是19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股灾来临,市场上一片恐慌。很多人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停市,以终结这种歇斯底里的市场恐惧蔓延。当时,香港联交所已经率先宣布10月20日到10月23日历史性的把股市和期市停市四天,以便清理大量未完成交易。身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范尔霖顶住压力,力主依旧开市,不能关闭纽约证交所来结束危机。当时,他这样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如果我们关了它,就永无开张之日了。”这位镇定自若的华尔街老兵果断的决策,舒缓了市场上的恐惧,避免了不断的恐慌性下跌和可能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这次股灾一直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当日根本没有任何不利股市的消息或者新闻,而下跌之剧又让人叹为观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场股灾,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危机过后,罗纳德·里根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赞扬范尔霖先生脱凡的职业水准,还有他在市场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时所秉持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约翰·考菲是哥伦比亚大学证券法教授,他这样描述范尔霖——“变革的推动者”,而考菲送给范尔霖的前几任主席的,则是“保守派”这样的字眼。范尔霖很早就认识到投资和使用具有突破性的证券交易技术有着多大的好处,他自己的企业(Phelan&Co.)就是首批使用这些电子技术的公司。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在交易所众多高技术操作的计算机化上,他说服华尔街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最后的结果是,纽约证交所能够在三十年前就可以使用电子系统处理大规模的日常交易,至今想来,这都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在1976年范尔霖还是证交所副主席的时候,他就聘用了威廉姆·M·巴特恩担任纽约证交所的首席执行官,巴特恩成了第一位来自公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担任证交所CEO的人。而和范尔霖一样,巴特恩是技术现代化的狂热支持者。小约翰·约瑟夫·范尔霖于1931年5月7日出生在纽约。16岁时他就在自己父亲的公司里跑腿,他曾发誓称自己“绝对不会再在华尔街工作”,那里“工资很低,从家到公司的交通很差,而且工作也很糟。我想一定能有更好的谋生方式。”范尔霖是朝鲜战争中海军陆战队的退伍老兵,他毕业于位于纽约的艾德菲大学,拿到了一个企业管理学位。1957年,约翰·范尔霖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父亲的特种经纪公司——已经颇有声名的Phelan&Co.。特种经纪公司是独立的企业,其成员在交易大厅工作,买入卖出以确保市场的公平、有序以及特种股票的流动性。“他们是股票交易的空中交通控制员”,纽约证券交易所高级通信副总裁理查德·阿丹莫尼斯曾经这样说过。几年前,特种经纪人的名号被另一个名称(dedicated market makers)取代。老范尔霖死于1966年,这一年,约翰·范尔霖接受父亲的公司,开始成为Phelan&Co.的掌舵者。他同时还是多家公司董事会成员,这里面包括像美林证券这样的公司,他甚至还是纽约天主教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早在1986年,范尔霖就已经为中国人所知。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行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高规格会议。这批来宾中就有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范尔霖先生。1986年11月14日,研讨会刚刚结束,邓小平会见了范尔霖,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会见中,范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而邓小平回赠给他的是一张中国公司的股票。这样,范尔霖就成了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享有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这家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权。有趣的是,当时这张股票的股东栏写的并不是范尔霖的名字,为此,范尔霖还坚持到上海去为这张股票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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