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设立的银行。1938年2月11日在北平(今北京)正式成立,3月10日开始营业。网罗各华商银行投资以厚资本,而固准备,故名。资金一亿日元。下置总务、业务、发行、管理、经济调查、外汇等局。汪时璟任总裁,但实权操于日本顾问室阪谷之手。陆续在各沦陷区建立分支机构。发行“联银券”,流通于华北各地,与日圆和伪满“中银券”等价。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中央银行接收。[1]

简介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并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战略目的,更为了能全盘掌控华北金融,日本侵略军筹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38年2月11日,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署王时璟出面，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另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太原、徐州、山海关、唐山、石门、临汾、运城、新乡、烟台、海州、潞安、龙口、威海卫、秦皇岛、宿县、淮阴,日本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省金库代办处设在保定.

该行资本额定为5000万元,伪北平临时政府出资1250万元(从日本兴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三家银行借入),强迫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河北银行、伪冀东银行八家银行共出资1250万元,并将原华北各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时未及上缴的发行准备金(白银)一并列入股本之列.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野心勃勃,立意要将华北地区货币统一,实施伪联银券变为惟一"法币"的政策.出台了多个《旧货币整理办法》,对法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私帖等纸币加以收兑、限制,直至禁止通行.对日本、朝鲜银行券及伪满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于1941年后禁止在华北流通.该行至日本投降前,共发行"联准券，（准备票）"约1423亿元,套取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和外汇,是日本控制之下的奴才银行.

“联银券”的滥发，造成当时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人民将此券称为“汉奸票”或“走狗票”。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有,第一套龙票(又称右龙票)1元、5元、10元和100元面值,辅币券有半分、1分、5分、1角、2角、5角券.第二套为小龙票(又称左龙票),面值相同,年份不同,后来又设计印发了面值5000元的大钞,但未及发行日本已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即结束,11月,国民党财政部规定联准券5元兑换法币1元.

相关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伪中联银行或：伪中联）抗战时期印制了大量纸币，而且券种复杂，在抗战后期，伪中联还印制了大量的无号码钞，（有人称之为短号码，实际应称为无号码券。）从而掠夺中国人民。

伪中联银行成立之前，伪京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就准备发行纸币，并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与北平印尉局订立合同，将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印钞钢版更改行名，并将钞版上主景图案的摄政王头像改为黄帝、孔子、关公、岳飞等人像、用旧存的外国印钞纸印刷了百、拾、五、壹元四种元券，五角、二角、一角三种角券，五分、一分、半分三种分券。一九三八年二月，在驻华日军特务部的协调下，伪中联银行接收了这批纸币，并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发行了百元券（黄帝像，）、十元券（关公像）、五元券（岳飞像）、一元券（孔子像）四种元券，六月发行了角券，十二月发行分券，这是伪中联银行的第一版纸币。

因第一版纸币是使用旧时库存的外园纸印尉的，不久这种进口纸就用完了。日本马上就为伪中联设计制造了第二版纸币。这批纸币使用的是马尼拉麻和牛皮纸浆为原料的日本三菱纸，并对第一版纸币的图案、色彩进行了修正。一九三九年一月发行这版纸币，有一元、五元、十元及一百元券。

第三版纸币是由日本政府内阁印刷局制纸造出的，这种纸的原料中渗入日本出产一种叫结香（黄瑞香）的植物纤维，增加了钞纸的透明度，并于一九四〇年发行了这版纸币。

伪中联银行的下列纸币是在日本印制的，计有五分券，第二版一、二角、十元券，第五版百元券、十元券、乙种十元券第一版，乙种五百元券等。

后来日本又为伪中联设计了面值五佰元和一仟元的大钞，分别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和五月投入流通，并印制了大量面值为五仟元的大钞，但未及发行。五仟元大钞是国民政府接收华北后，投入流通使用的。

伪中联银行实际上是由日本顾问室控制的，其印制伪币数量竟然也不向伪政府上报，一九四一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就会训令该行上报印制和发行数额，但伪中联根本不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伪行长王时璟竟然也要求该伪行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报印制情况，可见日本在印制伪钞方面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