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赢（营销学概念）-趣爱秀

双赢原则

互利共赢是指必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一是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努力实现进出口的基本平衡、二是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到境外投资。要进一步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如何共赢

树立全球意识，实施互利共赢战略

互利共赢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目标的具体体现。互利共赢战略以经济全球化时代为实施背景，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为实现基础，以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为实践途径。互利共赢是中国政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是中国在新世纪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智慧之路。

二战后，国际关系的静态以“和平共处”为主旋律，动态则经历了民族独立到相互依存再到全球化的历程。世纪交替，人们蓦然发现，全球化使地球变得狭小，资源变得稀少，南北差距拉大，国际关系复杂。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全球化的机遇中和平崛起，必须作出正确的国际战略抉择。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依据科学发展观，中央提出了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目标，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根据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具体设定了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互利共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指导思想。“互利共赢”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项能够付诸行动的主张。它包含着对利益的追求，但并不止于对利益的追求，它的着眼点是通过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路径，更好地促进国内发展和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互利共赢，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理性选择

经济全球化无论是历史之必然，还是二战后大国齐心协力促成，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了世界。如果把加入WTO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志，那么世界上3/4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已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但我们对全球化不能盲目乐观，“在未来五至十年中，全球化是否能够继续推进，取决于主要国家能否有效的开展合作，取决于它们能否克服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效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2中国政府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认识，秉承“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作出了对外经济实施互利共赢的务实的选择，这也是促进经济全球化良性发展的理性选择。

经济全球化秉依互利共赢实现良性发展

经济学早已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受益的可能。19世纪末的古典经济学认为“比较优势”下的贸易关系会给贸易国创造生产力，原因在于自由贸易使每个国家可以集中生产最有优势的产品，通过交换获得最大利润。如果政府限制贸易就会导致本来可以进口的产品在国内生产，既比进口成本高，也浪费资源。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一个国家的开放度不仅影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水平，而且会长久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因为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程度高，将加快对前沿技术和全球先进管理经验的吸取速度，促进创新，降低成本，减少垄断的消极影响。国际贸易实例也许更具说服力。

自由贸易通过互利共赢给各国带来最大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对外贸易中受益匪浅，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外汇储备从2121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818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同时，中国的贸易对手也从中获利。例如，据美国摩根斯丹利统计，美国人由于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在过去10年给美国节约了6千亿美元。3新贸易理论在新加坡也得到了有力印证。缅甸的领土比新加坡大一千多倍，但缅甸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开放度几乎为零，而新加坡的开放度值将近100%，开放度导致新加坡的收入水平比缅甸高出100%。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的主要角色。只有当自由贸易通过互利共赢的途径，给各国带来各自最大的国家利益时，才能激发各国开放国际贸易的积极性，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

南北合作的意义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经验等生产要素的70%~80%来自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出口贸易顺差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对于南北合作的意义，邓小平早有睿识卓见：“发达国家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不可能以第三世界国家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为基础”，“南方得不到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北方就没有出路。”

WTO致力互利共赢构建世界经济秩序

WTO的诞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成果。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互利共赢具有自发性，那么WTO通过推进自由贸易全球化追求互利共赢则是一种自觉的行动。WTO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对自由贸易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诸如贸易开放的好处是否被夸大了？自由贸易是否损害了穷国的利益？WTO是否使贫富差距拉大等。专家们通过缜密的调查分析，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专家的研究表明：国际上不平等已经减少，而不是在发展。贸易的确刺激增长，而且只要有足够时间，增长就会或多或少地消除贫困。

WTO提供给各国互利共赢机会

WTO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任何国家只要选择将自己的市场能量纳入多边体制的规则内，就能从中受益，它追求的是共赢的目标。它的宗旨是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当的份额。

勿庸讳言，经济全球化虽给参与国带来了好处，但是利大利小，赢多赢少各国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各国自身的竞争力。因为“WTO提供的是机会——它即不提供保证，也不提供参与全球化经济的全部条件。”一个国家只要对这种机会作出反应，则“自由贸易已使一些低收入的人口大国普遍获得了比高收入国家更迅速的增长。”中国和印度就是很好的实例。

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

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归功于他们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中国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脱，得益于我国选择了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关键时期，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尤为重要。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十一五”规划从富民强国这一根本国家利益出发，具体设定了通过互利共赢对外战略促进国内发展与改革的两条途径：一是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二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优化出口结构是共赢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充分发挥了轻纺工业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依靠大量出口物美价廉的轻纺产品，快速跻身于贸易大国的行列。但贸易大国却不必然是贸易强国。轻纺工业产品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我国主要靠出口数量获得利润，“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正是上述状况的真实写照。

其次，我国很多企业的加工模式是“两头在外”，原料和销售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样无法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再从长远考虑，我国劳动力要素的禀赋优势也不会一层不变。现代制造业是通过竞争产生国际产业分工或产品分工的。

面对国际竞争压力，“十一五”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了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具体途径：一是优化出口结构，由初加工为主向深加工为主转变，变数量型贸易为价值型贸易；二是实现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升级，由轻纺工业品为主向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两种转变，我国才可以变世界加工厂为世界工厂。

实现产业升级是共赢的经济基础

产业升级不仅能使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好处。中国实行产业升级可以减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增强相互的合作性、互补性。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纺织业不仅是出口大户，也是就业的主渠道，他们对中国纺织品的竞争力感到恐惧，在纺织品出口上对我国有抵触情绪。化解这种矛盾的方式之一就是实现我国纺织业的结构升级。目前我国已具备升级的条件，升级后的纺织业除在技术、品牌上更上一个层次外，还可以把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逐步向外转移，既提升了产业水平，也为其他国家的纺织业腾出国际市场空间。

中国的产业升级也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大跨国公司的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只能使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销售地或加工地，只有当中国具备了相应的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和制度性条件后，跨国公司才会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加工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一系列机构，既为发达国家带来了财富，也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是互利共赢的长久保障

中国从1992年开始，利用外资的方式已从对外借款为主转变为接受外商投资为主。2005年中国引进外资数额居世界第三。持续不断的外资输入，极大地弥补了国内市场资本的短缺，多样化的投资方式也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保持了金融项目的盈余。但对于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曾经期望“以市场换技术”，但这一思路并不很成功，市场换来的只是一些局部技术，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外方手中。跨国企业靠技术在中国市场“跑马圈地”，获得高额的技术使用费。研究表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未能按设想的那样随外资的引进同步提高，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9其症结在于我们自己缺乏理性的头脑。

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合作的明智选择

“十六大”提出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是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的抉择。“从经济理论上看，企业一般按商品出口、许可证交易和对外投资这一路线进入国际市场。当企业在国外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对外投资实施企业纵向一体化经营战略，往往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11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这两个条件使我国具备了实施对外投资战略的前提。企业“走出去”，就是要到其它国家去投资办厂、承包工程、开发资源、劳务输出、参股上市、并购重组等，在这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经济活动中，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意识，将使中国对外开放之路越走越宽，企业收益越来越大。

经贸合作形式多种多样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俱荣俱损。例如，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1000亿美元左右，其中900亿是由美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及其美方在中国的加工贸易造成的，这些加工贸易2004年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约600亿美元的利润。12另一方面，美国波音飞机的许多部件是由设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中国购买波音飞机实质上是对本国企业的间接支持。这种局面决定了若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制裁措施，则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因此，各国间解决贸易摩擦的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取得“共赢”。

我国遭受的贸易摩擦数量连续11年居全球之首，每年约有400至500亿美元的出口货物受影响，即使中国货物最终被裁决不构成倾销，但中国出口商屡遭调查本身就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恶劣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的抱怨或悲情无济于事，只有靠“互利共赢”这种积极的思维寻找出路。凭借这种积极的心态，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了“各显其能”的突围行动。包括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海外设厂贴近市场；国内接单境外加工，改变原产地；收购国外现有销售渠道；直接在境外兴建商城，专营中国产品等。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不受贸易救济措施的约束，可以将贸易摩擦降到最低。这种方式双方受益，还可能给当地带来超期利益。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资源

在资源开发上，我国主要在南海地区和东海地区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南海地区自60年代中期发现石油资源以来，对经济亟待起飞的南海周边国家不啻为上帝的福音，他们未经疆界的双边或多边谈判，纷纷单方面宣布划界主张或实施武装占领，相继宣布“矿区法”或“石油法”划出大大小小的矿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60多个外国石油公司参与南沙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东海海底基本由大陆架构成，同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涉及中日、中韩等国的海洋划界问题。在南海疆界重叠，东海划界各执一词的状况下，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这种先从分享经济利益入手，提倡以和平协商、求同存异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应该是“互利共赢”战略的最早实践。

事实证明，新的思路已经带来了新的效果，2004年至今，中日已举行了三次东海油气开发问题的高级别会谈；2005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中国正在践行自己的诺言，“在亚洲地区不寻求排他性的战略利益，不排斥其它有关大国在地区内的合理存在和利益，寻求共存共赢”。

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伦理原则

共赢有利于消解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国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到是选择“全面对抗”还是选择“互利共赢”的战略摇摆之中。对此，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nn共赢有利于化解“中国威胁论”。中国所坚持的包容式和开放式发展模式，必将让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更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更大层面上分享“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中国威胁论”在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自然会不攻自破。

结论

中国依靠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也在思考……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历史告诉我们，战争的结局是两败，合作的结果是双赢。现实告诉我们，一国在着眼于本国利益的同时，只有尊重对方的利益，只有将历史的恩怨、社会制度的异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放在求同存异、寻找利益交汇点的大原则下去处理，才能实现国际合作最大化和国际争议最小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目前的两大挑战是国内需要和谐社会，国外需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和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坚持国际经济合作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