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震惊的潘家峪惨案已经过去50多年了,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代,自1952年起,地方政府和潘家峪村民先后重修了遇难同胞的四座坟墓,树立了四块墓碑,一块纪念碑,一座纪念塔,修建了一座祠堂和一座纪念馆。1995年,潘家峪惨案遗址被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列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省、市、县总投资370万元建设惨案纪念馆,并对西大坑、南岩子等六处惨案纪念馆遗址采用有效保护措施。新建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于1997年8月12日动工,1998年11月30日完工。在建设过程中,丰润县爱国主义教育领导小组高度重视,精心研究,本着高标准设计、高标准施工的原则,加强工程质量监督,把好质量关,多次跑唐山设计研究院,找专家定图纸,组织设计人员、监督人员来现场指导,使纪念馆的设计建筑达到最高水平。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坐北朝南坐落在村中部,东隔小河与“潘家大院”相望,南、西、北均与大道相连,占地面积4?5亩,建筑面积1246平方米,整个建筑为灰白色的二层楼房,朴实大方,庄严肃穆,主题突出。
纪念馆结合地形的特点,采用不对称布局,将主入口设在道路一侧,墙上书有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将军题写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馆名。
潘家峪是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腰带山中的一个山村,是冀东抗日根据地之一。正因为这样,潘家峪也就成了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从1938年夏季到1940年底,敌人围攻潘家峪就有130多次。1941年1月25日晚(旧历腊月28日),驻唐山、丰润、滦县等16个据点的3000多名日军、1000多名伪军,在日指挥官佐佐木的率领下,从四面八方悄悄地开到潘家峪。他们进村后便逼着全村1500多人先到村边西大坑集中,逼问八路军的去向,群众用愤怒的沉默回答敌人。
日寇召集3000多名鬼子和2000多名伪军,将潘家峪团团包围起来。他们将伪军全部安排在四周的山上站岗,日军则进入村中,用枪托、刺刀,把人们全部驱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西大坑长30米,宽10馀米,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坝。当时坑底有一尺多厚的积雪,日本鬼子将村民全部围到西大坑。因为人多,坑边也站满了人。鬼子兵怕开枪时人群容易疏散,就临时改变了主意,将人们赶到了潘家大院。潘家大院是日寇残杀无辜群众的主现场,它分为一宅三院,是大地主的宅院。院内早已布置好杀人的现场,遍地铺满松枝柴草,浇了煤油,院外搭着梯子,鬼子兵端着机枪站在院墙上做好了射击的准备。
富有革命传统的潘家峪人民用血肉之躯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50多岁的潘国生老汉脱去着了火的衣服,带头冲向大门,向一个正在端着机枪扫射的日本兵猛扑过去,夺过机枪,用枪托将这个敌人打死。10多个青年趁机冲出门去,潘国生老汉却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大屠杀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7点钟。全村有1230人被杀害,其中妇女儿童共650馀人,所有财物被抢夺一空,被烧毁的房屋有1100多间。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始建于1971年,1999年新馆竣工开放。陈列面积630万平方米,惨案遗址位于潘家峪村中,完整地保留了日本侵略者屠杀潘家峪人民的现场;惨案发生后,为死难同胞在村南建起了陵园,供参观者瞻仰悼念;纪念馆内用图片、文字、文物及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展示了潘家峪人民的抗日斗争史和惨案发生的全过程,向世人展示了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事件经过以及潘家峪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惨案留下了西大坑、老槐树、小铁门、南岩子、杀人场潘家大院、殉难同胞的葬墓等遗址,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罪恶的铁证,时刻警示后人“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所在地丰润区位于东经117°45′-118°21′,北纬39°32′-40°04′,是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一月平均气温-6.3℃,七月平均气温25.4℃,年平均气温10.8℃,无霜期185天,年降水量710毫米。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地处京、津、唐、秦腹地,西距北京120公里,西南距天津130公里,东距秦皇岛120公里,南距唐山中心区22.5公里。
交通便捷,公路四通八达,102、112两条国道和京沈高速公路、津唐高速公路、唐山东外环高速公路、西外环高速公路在境内连接;铁路纵横交错,京秦、京山、唐遵三条铁路横跨城区,境内设有二级铁路货运编组站和三级铁路客运站;水路运输便利,距京唐港130公里,境内还坐落军地两用机场。发达的路网框架,构成了独特的立体交通格局。
《潘家峪惨难史基本陈列》一层展厅展示了1941年1月25日潘家峪惨案的过程。展厅顶部均涂为灰色,展厅内全部采用人工照明,采用声、光、电等展示手段,让观众感到气氛恐怖、压抑。二层展厅表现惨案后潘家峪人民及复仇团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的内容。尾厅展示了今日潘家峪人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展厅顶部涂为红色,形成与一层主展厅空间强烈的明暗对比,喻示由黑暗走向光明。在二层平台,观众可凭栏远眺惨案发生地“潘家大院”的全貌,凭吊死难的同胞。
日寇支机枪用的高桌惨案发生时,日军在这张八仙桌上架起了机枪,潘家峪父老乡亲几百人死在机枪扫射之下。这张桌子成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铁证。
村民抵抗日寇时使用的杆秤纵156.5厘米,重2500克,木质结构。1941年发生惨案时,有19名乡亲躲藏在东粮房内,用土坯封堵窗户,用杆秤顶住房门,外面火焰没有进入到粮房内,19名乡亲得以幸免。
日寇压死儿童的锤布石惨案发生时,日军用此锤布石压死了许多儿童,至今锤布石上仍留有红色的血迹。
潘家峪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1937年~1941年间,冀东军分区在潘家峪设立了兵工厂,制造手榴弹和地雷等武器。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潘家峪村
交通线路:从唐山(丰润)乘坐开往潘家峪方向的公交车至终点站
开放时间:淡季9:00~11:30,14:00~16:00旺季9:00~12:00,13:30~16:00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遭到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人们驱赶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人整排整排地都倒下去了。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三百零三人。全家惨死者三十馀家。烧毁房屋一千一百间。”
潘家峪是河北省丰润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腰带山中的一个山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八路军挺进敌后,奔赴华北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潘家峪成为抗日堡垒村,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枢。
潘家峪人民的抗日斗争,极大地激怒了日本侵略者,面对潘家峪这座打不垮、攻不进的抗日堡垒,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必欲除之而后快,丧心病狂地要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
1941年1月,日本驻唐山部队指挥官,召集丰润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以及遵化、玉田、滦县、迁安、卢龙、抚宁等县日本军官和伪丰润县公署、警备大队、警察所等日伪人员,勾结地方反动地主,策划了血洗潘家峪的阴谋。
1941年1月25日(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本侵略者集中了十几个县的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乘着黎明前的黑暗,把潘家峪紧紧包围起来。
太阳刚升起,日、伪军的铁蹄踏碎了潘家峪宁静的清晨。惨案的策划者惟恐跑掉一个潘家峪人,把伪军全部放在四周山上站岗,日军则全部扑进村中,这些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用枪托、刺刀把人们全部驱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潘凤柱的母亲78岁了,因为走得慢,兽兵一刺刀把老人家当场扎死。
当人们被赶到西大坑的时候,日本兵就开始在潘家大院做杀人的准备了。
潘惠林是村里最大的地主,他的院子也是村里最大的。人们是由后门被赶进大院的,后门开在中院,距离西大坑不过50米,日本兵在这50米的距离内站成两排,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组成了一道刺刀的胡同,人们就在两排刺刀的逼视下,被赶进了院子。
进了院子,人们发现到处都铺满了柴草,上面还浇了煤油,人们发现事情不好,起了骚动,没进院子的人们便往外涌,站在门口的日本兵用带刺的铁条,用枪托,用刺刀朝人们乱扎,乱捅,人们都被赶进院子之后,一场血腥的屠杀就开始了。日本人先把西跨院的那道寨子点着了,紧接着全院的大火就起来了,日本人在四周的墙上、平房上和大门洞子上方向人们开枪、扔手榴弹。
当大火烧起来、枪声响起来之后,乡亲们才彻底明白眼前的处境,他们本能地反抗死亡。
大院的各个角落都挤满人群,更多的人们则在各个院子之间奔跑。满地的柴草燃烧起来,腾起冲天烈焰,在烈火浓烟之中,人们辨不清方向,找不见亲人,踏着满地烈火奔突号叫。衣服燃烧着,头发燃烧着,人人都像一个火球在各个院落之间滚动。密集的枪弹扫向人群,飞蝗似的手榴弹投向人群,大院外边的两座小山之上,两架掷弹筒也向大院里发射着炮弹,人们惨叫着成片成片地倒下,汩汩的鲜血流成河,在腾着烈焰的土地上嗞嗞啦啦地淌,很快被烤干,然后又有新的血漫过来。
人们的躯体在爆炸声中被撕裂、被击碎,断肢残臂被高高地扬上天空,然后又随着漫天血雨噼噼啪啪地落下来,落进烈火之中。衣服的碎片和飞灰被巨大的烟柱裹挟着旋转着飞上天空,使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都能看见潘家峪上空那浓黑的烟幕,那如纸钱一般飘飘摇摇撒遍青山的飞灰。
在西院,二门后头、厢房前头,日本军官挥舞着战刀朝人们砍去,每砍下一颗头颅,就提起来放在窗台上,大约是要计算自己屠杀的业绩吧,人的头颅把窗台摆满了。
在大门前面的空场上,被打死的全部倒下了,没被打死的也都跑散了,留下三四十个被挤落在地的小孩子,这些都是两三个月,最大也不过一两岁的婴儿,都裹在小被子里,被遗弃在流淌着鲜血、冒着火苗的空地上。这些孩子不懂得眼前发生着什么,更不懂得隐蔽自己,他们只是一齐放开喉咙啼哭,一时间整个大院便响彻了这些婴儿的啼哭声。兽兵们进来,他们提起这些婴儿的小腿,抡起来往二门旁边的一口大石槽上摔,往捶布石上摔,脑浆和鲜红的血溅起来,溅到墙上,溅到兽兵的身上,脸上,很快地,这三四十个婴儿变成了一堆血肉,啼哭声没有了。
大院围墙外边,也横陈着许多尸体,那是在屠杀开始之后,日本侵略者从村庄的各个角落搜索出来的乡亲,无法赶进大院,就在围墙外边屠杀了。大门口对面,如今的潘家峪小学的门前,有40多个儿童被杀死在粪堆上。
距此几步之遥,南岩子下面,有32名妇女儿童被刺刀挑死在小河旁,然后放火焚尸。伴随着杀戮,是日本侵略者对妇女的蹂躏。
六七个日本兵闯进潘保和家,他们先把潘保和与他的两个儿子赶出门外,用刺刀挑死在河沟里,然后把潘保和的妻子和他年仅13岁的小女儿轮奸,轮奸之后也用刺刀挑死。
潘瑞财的妻子被3个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挑死。
西大坑附近,有30名被挑来给日本人做饭的妇女,被凌辱之后,烧死在菜窖里。潘国业同院住的几个年轻妇女,被日本兵轮奸后杀死,然后把房子点着,连房带尸体一齐烧成焦炭。据幸存者介绍,当时凡有年轻妇女的地方,都发生了强奸、轮奸事件,日本兵往往是见了妇女就轮奸,然后就杀害。因此许多妇女不是死在大院里边而是死在大院外边,死在全村各个角落。
今天仍然健在的惨案幸存者中,绝大部分人都是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老人,他们当时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当他们的心灵还像一张白纸般纯净的时候,他们就遇上了这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幸运地活下来了,但是那火海硝烟,那弹雨和血泊,都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那一年潘守三13岁,他和8岁的弟弟同父母一起进了潘家大院。那一天,他一家10口人死了7口,这里面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大嫂、兄弟和他大哥的3个孩子,这3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刚会走路。当时他大哥在唐山市学买卖,二哥在丰润县河头镇给财主扛活,惨案后哥俩赶回潘家峪,一起参加了潘家峪复仇团,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他在人群中被拥来拥去,险些被踩到脚下成为肉泥。他发现有人穿过已经成为火墙的围栅,向西院跑,他便也像一只小兔子一样穿过这道火墙。穿过火墙他便发现西院正房的堂屋里架着一挺机枪,几个日本鬼子爬在那里,正在换弹仓,他赶紧趴在地上,机枪响起,人们像被割的谷子一样齐刷刷地倒下。
在另一个射击间隙,他跳出来跑进对面的一个猪圈,猪圈里的人已经满了。这时日本兵又把机枪架在猪圈墙上对准猪圈里密集的人群扫射,猪圈顶上也站着几个日本兵,他们往猪圈里扔手榴弹,打枪,把成捆的玉米秸点着推下来,猪圈里一片狼烟血泊,很快,这里的人们大部分被打死。
枪声沉寂了,有七八十个日本兵闯进院子,他们是来检查枪杀的结果。他们用皮靴踩,用刺刀扎,凡是能动一动的人,就补上一枪或者一刺刀。
这样的搜索、屠杀,日本兵反复进行了三次,在最后一次搜索时,天已经暗下来,大院里已听不到人们的呻吟,只有烈火烧裂瓦片的声音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潘春在尸体堆里,靠墙坐着,此时整个猪圈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活着。在厚厚的尸体堆中,用惊恐的眼睛注视着猪圈外敌人的暴行。
当时33岁的潘辅庭,领着10岁的儿子,抱着3岁的女儿,在火海之中左冲右突,一颗炮弹飞来,把他的儿子掀起一人多高,儿子爬起来还是朝他跑,跑到他跟前,对他说:“爸,手打两半了。”潘辅庭在二门那里站着,眼看着两边的人都死了,墙头上的日本兵发现他们,朝他们打枪,他拽着两个孩子跑进东院。这时,日本鬼子已经进入大院,搜索活着的人。有人问他:“辅庭老叔你出个方吧,日本鬼子都到跟前了。”
他说:“咱们豁着烧死,也不让他们杀了。”他扶起孩子,几步冲到门口,高喊:“咱们没死的顺着火道钻哪,别等着让日本鬼子杀了。”他冲到东院厢房门口,这是个粮房,里边有二三十名乡亲。他冲进屋里,对乡亲们说:“咱们打开门,大敞四开,日本鬼子要是搜咱们,就和他拼。”乡亲们敞开房门,拿起房里的称杆、称砣、斧子、万民伞,准备和日本鬼子拼杀。日本士兵发现了这屋里的人,朝这里开枪,并试图扑过来,但终因四周火太大,日本兵无法接近这所房子,房里的乡亲才幸免于难。
屠杀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日本侵略者走了,留下了一片焦土的潘家峪,全村1700口人被杀掉1230人,23户被杀绝,96人受伤,全部财物被抢劫一空,1235间房屋全被烧毁。大院里面,穿堂跨院,房前房后,屋里屋外,有许多亲人立着卧着被烧死。许多亲人被烧成骨灰,有的被烧成一堆焦炭。在安葬亲人时,就有800多人烧得无法辨认。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冀东军分区党政领导率领十二团的官兵来到潘家峪,带来大批粮食、衣服、药品,挨家挨户地慰问、安抚,当时就有12名幸存的潘家峪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跨入复仇的行列。
周围22个村庄的乡亲挥泪赶来,捐献出大批苇席和其他物资,帮助潘家峪人埋葬死去的同胞。
唐山市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的工人也纷纷捐钱捐物,救济受难同胞。
1941年2月5日,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四邻村庄的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个“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至两个尸体。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进行的,送葬的队伍由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葬在松柏常青的南山脚下。没有挽歌,没有鲜花和供果,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庄严宣誓:“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亲人报仇。”
惨案后,日本侵略者把潘家峪周围50里划为“无人区”,拆毁房屋,填平水井,驱散居民,多次“清乡”、“扫荡”,潘家峪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但是潘家峪人民不屈不挠,抗日的烽火扑不灭。潘家峪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坚持了“无人区”的斗争。
3月初,这个村子的20多名青年自动组织起3个“抗日复仇小分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附近村庄的子弟纷纷参加,迅速发展到120多人。
1941年5月9日,冀东抗日斗争领导人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来到潘家峪,为了悼念死难亲人,在火石营村召开了由各村群众参加的追悼大会。在大会上,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庄严宣布潘家峪抗日复仇小分队正式合并组织起来,成立“潘家峪复仇团”。
1942年7月18日,复仇团与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战士在迁安县甘河槽设伏,与敌激战5个小时,全歼150名日本侵略者,俘虏100馀名伪军,潘家峪惨案的直接策划者——驻丰润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二郎也被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亲手击毙。
潘家峪用自己的历史昭告世人: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是冀东抗日根据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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