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就是一单元隔壁几家人,你拿钱给我,我拿钱给你,换着买东西。这样产生税收,产生GDP 。
(话说,这单元有你和A两人,你是卖衣服的,A是个卖酱油的,你用你的钱买了A的酱油,你消费了,A有钱了,A就可以拿着钱干点儿别的事了,比如买买你衣服,于是你又有钱了,可以再买盐啊米啥的,内需扩大了,你除了酱油,又可以吃米吃盐了,A也有衣服穿了。当然了,A也可以留点儿钱扩大他的厂,比如开发个苹果醋啥的,这就是投资,你一看不错,也买了一点儿,钱又回到A那里去了,内需又扩大了,生活水平又提高了。这其间因为A和你都卖东西,又得交税,政府也有钱了,可以补贴给穷人买点儿酱油醋,这样A就可以多卖点儿酱油、醋,多赚点钱,他卖完了再去买你的衣服,于是你又有钱了。政府也可以建个公路,方便你去的地方买比A更好的酱油,于是你又拉动别的地方的内需了。当然了,如果你太有钱,看不上国内的酱油、醋,非要去买老外的酱油、醋,那你就不是扩大内需,是给老外送钱,是扩大进口了。)
1.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风险加剧,外贸出口难度加大;
2.由我国国情决定,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无论是市场容量还是未来发展,潜力都十分巨大;
3.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国内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所以,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仍然是国内需求,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1.有效需求不足,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2.农民购买力低。
3.传统的消费观念亟待更新。
4.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启动乏力。1998年-2001年农村市场销售年平均增长8.3%,增速低于同期城市销售增长1个百分点,较多的农村人口与较低的农村市场销售份额极不相称。到2001年底,我国乡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高达62.3%,而农村零售额仅占全部零售额的25。2%,即占全部人口近2/3的农村人口所购买的商品仅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1/4。
(二)城市下岗失业人数增多,困难群体范围扩大。困难群体已由传统的“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扩大到包括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等在内的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三无人员”占低保对象总数的比例,1997年为56%,2001年仅为9%,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占低保对象总数的比例上升到91%。
(三)居民预期收入不理想,预期支出明显增大。近年来,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改革的全面推进,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明显增加。尽管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已形成基本框架,但还很不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保障水平偏低、覆盖范围有限、资金短缺等方面的问题。
(四)投资对国债的依赖性增强,民间投资增长比较缓慢。近几年来,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投资呈现加快增长趋势,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所增强,但投资的加快增长主要是增加国债及相关配套投资作用的结果。1998年—2001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1.5%,比上世纪80年代高6.2个百分点。2001年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0.4%,增幅低于同期国有及其他单位投资2.4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7.8%,呈现回升的势头,但仍比国有单位及其他投资增速低6.6个百分点。
(五)市场经济秩序比较混乱,交易成本明显加大。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是以上问题存在的根本症结。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民负担较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机制不畅,扩大了困难群体;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着居民消费的增长;投资领域的限制,融资渠道的不畅,限制了民间投资的增长;地方保护主义,惩罚监管不严,助长或加剧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等。
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即扩大国内投资,刺激国内消费和扩大外贸出口。扩大内需主要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配合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全力解决有效内需不足的矛盾。
2.提薪。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的保障水平,提高工职人员工资。
3.降息,征收利息税。
4.调整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更新消费观念,千方百计的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开拓农村市场,刺激假日经济,调整限制消费的税费政策等。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在工业化过程中,扩大内需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扩张性经济政策除了针对即期萧条状态之外,进一步的意义则在于,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城市化进程具有不断加速的趋势,这些特征客观上决定了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对产出水平有着普遍的、持续的影响力,有力地支持了“发展是硬道理”观点。这是迄今为止出台各项经济政策和应对各种危机办法的基石,也是政府大有作为的理论依据。但是,迄今为止,财政政策的作用力为何这么有限,带动经济增长的力度,持续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短暂?可以摆出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结果:从1998年下半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来,政府性投资并没有引致民间私人投资,虽然工业产品产值仍然增长较快,但是,投资开始出现断层现象,现在人们紧紧盯住物价,看物价能否回升,产出能否持续增长,担心仅凭已实施的那些财政政策的力量还不足以引致民间私人投资,显然,这就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单纯地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内需又如何才能启动呢?第一,在目前货币政策失灵的条件下,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要继续追加政府对基础建设投资,在稳住一块市场需求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加工业技术改造的力度,进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标准。
政策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进程则取决市场启动的状况。城市化发展伴随着“开放区热”等助长了“经济过热”现象,使得城市化一度停缓了下来,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城市化就不能搞了。如果我们在城市化节奏上把握一下,如在目前这样的经济低潮上搞就非常合适。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发挥城市规模经济效益,全面振兴投资和消费,这比通过股市刺激需求增长效果要理想得多,长期来看也更为有利得多。第二,改变“低工资”政策。目前的工资水平太低,影响了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了一种“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政策,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环境保证了这种制度的有效性。虽然消费和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要低一些,仍然有一大块“隐性消费”非货币化。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另一种不合理状况:一方面,低工资低福利政策限制没有解除,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居民收入、尤其是那些工薪阶层的收入仍然上不去。而另一方面,隐性消费如福利性的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子女教育迅速显性化、货币化,正是由于人们对这些制度改革的预期,使得在低收入的水平上进一步减少了现期消费的支出,因此,过渡时期出现了“储蓄过多、消费不足”的现象。(1)工资水平太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剩余只是被少数人占有,实际是富裕了一部分人,而国民收入差距扩大,这样,高收入者消费高档的进口品,国内消费市场仍然处于萎缩状态。(2)工资水平太低,低估了人力资本的价值,造成恶性循环。如果人们的收入大部分只是用于解决温饱问题,那么个人就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投资,或是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3)工资水平太低,不利于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多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对低工资政策并非主张要采取高工资政策,而是认为工资水平要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效率相适应,有利于协调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这个问题既是分配问题,也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之一。在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中,存有着巨大的结构性缺口:从分配关系来看,我国一向是高积累,结果积累挤占了消费,最终消费市场很不发达;从生产关系来看,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很大一部分商品适销不对路,有些企业的产品就是为库存积压而生产,大量的重复建设和浪费都计入了积累,所以,一方面我国资本积累量巨大,但另一方面有效利用的资本却不多。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有效积累(effective accumulation)不足。这个“结构性缺口”所反映的既是结构性矛盾,同时又是一个总量问题。如果积累的效率提高了,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投资挤占了消费。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通畅的融资多元化渠道,改变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融资渠道的格局。一是要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单靠银行间接融资渠道已经满足不了资金市场的需要,必须要发挥直接融资渠道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股市。“5.19”事件使得长期低迷的股市一下子进入了新一轮的牛市,股市上涨也使得原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公司上市步代大大地加快。最近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决议,重点也是强调了资本市场的作用,目的就在于充分发挥直接融资渠道的应有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民间商业信贷的活力。金融市场越来越走向多元化趋势,企业既存在着生产性的需求,也存在着投机性的需求,而且,越是小型企业这两种行为越是合二为一,因此,对大银行来说,往往难以区分企业行为上的差别,只有那些小型的、地区性的民间金融机构才具有这方面足够的信息和精力做这些事情。从市场竞争效率角度看,小型的、地区性的民间金融机构通过改善信贷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等几个方面开展竞争。一定程度上也会打破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建立并完善有效率的竞争性信贷市场。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1、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2、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3、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4、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5、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6、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7、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8、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9、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10、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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