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十章,简括介绍如下:
一、割辫之传说——重点在叙述1768年春在江南(浙江、江苏、江西)发生的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描述平民老百姓的心理状态、地方官如何审理的经过,以及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
二、升平盛世——对外强中干、徒有空架子的乾隆盛世中期进行讨论,包括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劳动力摆脱人身束缚、人口膨胀、物价浮动以及人员流动、出家人与流浪者遭受迫害和歧视等问题。
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威胁——回顾清朝初年剃发、易服、投充令的颁布与强迫执行以及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情景,不能不引起满族征服者对此产生的敏感,强调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煽动和同化与被同化,对于满族这个统治民族来说,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同一无形威胁的两个侧面。
四、惩罚的依据——对照《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书所指出的清朝法令对“巫师、邪术、纤纬、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防范。
五、对巫术产生恐怖感的根源——讨论中国人自来对魂、魄的概念,以及对它相应的实践,特别着重谈到头发在巫术中所起的作用,诅咒与避邪,官民士绅对奸僧妖道的厌恶和恐惧心理。
六、遍及各省的一场大叫喊、大讨伐——指出当时由于乾隆皇帝本人的出面干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妖道淫僧”的声讨,影响之大,波及河南、直隶(今河北省)等省和内外蒙古广大地区。
七、对巫师的追踪——叫魂巫术恐怖案这一事态的发展,延伸扩展到了陕西、湖北、湖南各省。
八、追踪之结局——谈论平民老百姓的诅咒,叫魂者的受审原委,应该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告,但结局却以不了了之。
九、“政治罪”(Political Crime)与“官僚君主”(Bureau-cratic Monarchy)——皇帝既运用常规的行政手段又任意采取异乎寻常的武断手段,行使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最高权力来处理这件事件。清朝封建皇帝对于官僚的控制,一方面使用“京察”(中央)、“大计”(地方)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又依仗皇帝个人的私人亲信暗探进行秘密奏报;既有恩典赏赐加以庇护,又有各种法律制裁得到全面防范。经过这次对割辫叫魂巫术恐怖案的处理,清朝皇权到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十、主题与变化——从不同角度描述的各个故事表达同一主题,即对割辫“叫魂”巫术的恐怖,而每一个故事又反映出对某一特定集团的恐怖。乾隆皇帝本人的不安全感十有五成是自己臆想出来的阴影,另五成才是实际生活里存在着的:1)巫术是以惑众取信于民,而带有宗教色彩的煽动性的产物,使起义的群众具有格外强烈的破坏性和摧毁性;2)乾隆皇帝对汉文化,特别是江南苏杭一带既羡慕万分(曾六下江南),又存刻骨戒心(对国语骑射的大力提倡就是明证)。对于割辫叫魂巫术这一社会现象,一般士子和官绅阶层以及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各自的不同看法,尽管个人的出发点和着眼处迥乎各异,言人人殊,但乡村农民们与皇帝都惧怕“叫魂”则是事实。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在官权和皇权几经博弈,付出了几条无辜草民的性命和丢掉了几个乌纱帽后,从各地方发押解到北京及承德的身躯残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证们经军机处各位军机反复折腾,终于在保护了皇权的威严,又成功隐匿了关于清朝政府的异族统治对辫子所代表的权威和服从可靠性的焦虑,本来莫须有的案情终于被乾隆大皇帝重重举起后轻轻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认“又要严加搜查又要避免伤及无辜这种矛盾的要求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老大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
孔飞力(Philip A. 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1990)一书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海外中国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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