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

出处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自于南宋朱熹（1130-1200年）谢世之后，首先是一个叫林駧（dòng）（具体生卒年未详）的人所撰《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所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赵普所学的书籍，除了《论语》之外，没有别的了。在这段话下面，有个小注，写着这样的话：“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与这个典故有关的另一位人物是，与林駧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罗大经（约1196-1252年）。在其所撰《鹤林玉露》中有这样的记载：“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个记载说明《论语》在当时“为儿童之书”，当过私塾先生的赵普自然熟悉。罗大经在此比林駧在《儒吏》中所记载的话，除了前半句的文字有所不同外，还多了后半句“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并且说明了具体时间，是“赵普再相”后，听到人们说赵普所读的书就只有《论语》，于是宋太宗就此问赵普，赵普毫不隐瞒，并说出上面的话。

但是，罗大经并没有直接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将罗大经话的意思敷衍成“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的，则始自元代著名戏曲作家高文秀（具体生卒年未详）。他在其所著《好酒遇上皇》的杂剧曲文中的第三折，有这样一句话:“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好酒遇上皇》写的并非赵普的事迹，而且作为杂剧曲文，本不该作为讨论历史问题的依据，然而“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不但成为罗大经上述话语的衍生品，与赵普联系在一起，而且借助杂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硬是广泛流传开来，以至于使得当今迷信《论语》的人们，竞相对此津津乐道。

质疑

 查《宋史·赵普传》，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其中与《论语》相关的文字仅仅有：“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而在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为赵普撰写的《赵普神道碑》，和宋代史学家李焘（1115年－1184年）所编订的北宋九朝编年史，谦言不敢续《通鉴》而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未涉及此说。

所以，关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一、从《宋史》的记载来看：“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早年学习和熟悉的是“吏事”（这与其出生的家庭有关），而“寡学术”即不学无术，等当了宰相之后，由于适应不了宰相之职和赵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赵匡胤才经常劝他读书。到了“晚年”才“手不释卷”，死了以后发现他读的居然就是一部《论语》。这样的历史事实昭示：既然赵普在当了宰相后宋太祖劝他多读书，而到晚年手不释卷的竟然只是一部《论语》，这就说明他第一次即在赵匡胤当皇帝时出任宰相，与《论语》并无系，那么，罗大经笔下所写的“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实；

第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惊世骇俗的典故，假若属实的话，《宋史·赵普传》就理应提及。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宋史》的编撰虽然早在元初忽必烈当政时期就列入议题，但真正落实撰写，则是到元末指正三年（1343年）才由丞相脱脱（1314年－1356年）主持编纂，1344年脱脱辞职后，由右丞相阿鲁图（生卒年未详）接替主持编纂，总共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便仓促完成，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编次、修饰、检校，以及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都相当粗糙。但《宋史》却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当时，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已经被正式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之标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业已流行多年，《宋史》既为赵普作传，却对此只字未提，足见就连其编纂者也不曾相信这是史实；

第三、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年）之所以能顺利当上皇帝，并稳坐宝座，赵普是出了不少点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所削去的相位，当宋太宗一即位就给恢复了（罗大经所说的“赵普再相”就是指此）。赵普与宋太宗关系非同一般，这从宋太宗亲自为其撰写《赵普神道碑》可以窥知。假如赵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讲过“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之类的话，为什么《赵普神道碑》中却只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轻武”，像“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此有利于这个指导思想的话，要是确实属实的话，而居然未被统治者看中并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第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比朱熹只大15岁的的史学家李焘，处在理学盛行，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著述大受吹捧的时代，可是，在他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只字未提及“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第五、尤其是把《论语》捧为“四书”之一，定为儒家必读的经典，并将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朱熹，熟知赵普三度为相，颇有政绩的史实，要是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情，借此抬高《论语》的身价，对朱熹而言，该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而从朱熹在其著作中煞费苦心地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来看，表明他的这种意图确实存在。朱熹说：“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那么说以此“立国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为在北宋（960年—1127年）的180年间，单是北方辽金的侵扰，就一直未断，何来“立国家二百年之安”？有何谈“仁者之功”？即使撇开这样的史实不论，那么作为文官的赵普，极力怂恿宋太祖解除开国武将之权，也难脱借此争宠，通过压抑武官权势而抬高自己的干系！也不能算作“仁义”罢！然而，朱熹如此夸大其词地借此宣扬赵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最为过硬的佐证反倒未用，也只能说明到朱熹时代，还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上述史实都无一例外地昭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赵普生前，整个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即1200年，都还没有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列入儒家经典的二、三十年后，才有人提出此说。

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对儒学和儒生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即儒生被称为“老九”的说法即由此发端。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满腹经纶”的儒生，何谈什么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的那句台词，不过是被冷落的儒生们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借以自慰的一种自我吹嘘罢了。由于儒生们毕竟充当着私塾的教书匠，占据着社会教育的广大舞台，所以，这句极大夸张了《论语》功能的大话，得到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并加以广泛散播，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依据史料所提出的质疑，另外，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此说也大受质疑。

结论

由此可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并没有可信的史实和相关史料来佐证。

至于这一说法为何广为流传，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代继承并大兴儒学，出现了一大批颇负盛名的儒者。比如程颐，程灏，及至朱熹。宋代的程朱理学，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影响巨大，尤其是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更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教材。由此，在儒家学派的精心杜撰和极力宣扬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被炮制出来并不胫而走，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次，《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无论是在维护皇权至上，讲求尊卑贵贱，调整社会关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遵从礼教，维护伦理，约束行为等方面，也都显得极为重要；再次，赵普贵为宰相，位高权重，但读书不多。所能炫耀，能够拿得出手的也仅是一部《论语》而已。

至于近些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以“新儒家”自诩的人，之所以大肆不顾史实地兜售、鼓噪“半部《论语》治天下”，则不过是借此神化《论语》，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从而神化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