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二十世纪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父亲是伦敦的著名律师。一八九九年高尔斯华绥在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但对律师业务不感兴趣,而专心从事文学写作。他早期以约翰·辛约翰的笔名写了几部小说,但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岛国的法利赛人》是他用真名发表的一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大学毕业后不愿当律师,到处游历。他结识了一个外籍青年费朗德;费朗德促使他以新的眼光来观察自己久已熟悉的生活环境,后来他又见识了伦敦贫民窟穷人的生活情景,从而认识到法利赛人的后裔——资产阶级的虚伪、欺诈、腐朽本质。
他创作的《福尔赛世家》以较高的艺术成就,获得了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
结尾,谢尔顿发现和自己订婚的姑娘也属于法利赛人之类的家庭,并在生活的基本问题上与自己的重大分歧,于是毅然和她解约。
福尔赛家族成员的主要特征是财产意识;他们占有的对象不仅包括金钱、房地产、公债、股票、艺术品等,也包括自己的妻子。这部书出版后不但风行一时,并且奠定了高尔斯华绥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
《庄园》(1907)描写地主阶级的狭隘趣味。《友爱》(1909)抒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极端个人主义,曾经被 高尔基誉为以巨匠的手腕写成的作品。
在高尔斯华绥的许多小说中,篇幅最为巨大,也最为世人瞩目的,当以《有产业的人》为开端的许多独立而又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这些以《有产业的人》(1906)、《骑虎》(1920)和《出租》(1921)以及两个插曲《残夏》和《觉醒》合为第一个三部曲《福尔赛世家》;以《白猿》(1924)、《银匙》(1926)和《天鹅之歌》(1928)合为第二个三部曲《现代喜剧》;以《女侍》(1931)、《开花的荒野》(1932)和《过河》(1933,死后由其夫人整理出版)合为第三个三部曲《尾声》。
除了这九大部外,还出版了两部有关福尔赛家族的 短篇小说集。这些是高尔斯华绥一生创作精力之所萃,也是我们估计他的文学造诣应当着重考虑的作品。从《有产业的人》起到《过河》为止,中间相隔二十六、七年的时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不论英国国内形势,或者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英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 英国工党的逐渐壮大和行将执政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对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从总的趋向看,他在《现代喜剧》和《尾声》中所表现的讽刺力量要比《 福尔赛世家》来得差,而就《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来说,《骑虎》和《出租》在这方面又稍逊于《有产业的人》。但在完成这个三部曲的总序里,作者却承认这个中上层阶级连同其它剥削阶级全将进入无 声息状态,而人们只能在文学的历史博物馆中见到他们,这却是他在《有产业的人》中所没有明白表示过的。
序幕拉开,小说接着写老乔里恩因琼订婚后经常不在家而感到日子过得寂寞,并以回忆的方式零零落落补叙他同自己独生子小乔里恩决裂的经过。父子的感情本来非常亲密,只是在十四年前小乔里恩因有了外遇,抛下 妻子和女儿琼出走,使老乔里恩既舍不得钟爱的小孙女,又迫于族中人的舆论,不得不和儿子断绝关系。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老乔里恩只知道儿子当一名没有多大出息的保险员和卖画为生,生了个儿子,并在自己合法妻子亡故后和那个女子结婚。老乔里恩只在儿子通知他得孙时寄去五百镑,但被退了回来,要他存在孙子名下。他照办了。
福尔赛世家之名
《 福尔赛世家》原是给本书的第一部分《 有产业的人》取的名称;用来作为福尔赛家族全部历史的总称,实在由于自己没法制止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种福尔赛的韧性。也许有人会对“世家”这两个字提出异议,认为世家、 史乘之类记载的都是英雄事迹,而这些篇章里却很少看到有什么英雄气概的。可是这两个字用在这里原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而且, 归根结蒂,这个长故事虽则写的是些穿大礼服、宽裙子,金边股票时代的人,里面并不缺乏龙争虎斗的主要气氛。
那些旧史乘上面的人物,固然是一个个都身躯伟岸、杀人成性,象童话和传奇里流传下来的那样,但是单拿占有欲来说,肯定也是福尔赛之流,和斯悦辛、索米斯、甚至于小乔里恩一样抵御不了美色和情欲的侵袭。而且,虽则英雄人物,在那些漫无稽考的年月里,表面上好象是行动突兀,不随世俗转移,和 维多利亚时代的福尔赛行径全然不同,但是我们敢说,部落的本能便在当时也是主要的动力,而且“家族”和家庭观念和财产意识,尽管现在有人企图“否定”这些,在当时也一样——从古到今——起作用的。
许多人都来信声称自己的家族是福尔赛的蓝本,经这一鼓励,一个人不禁要觉得这的确是一种典型的动物。然而风俗迁移、习尚演变,湾水路悌摩西家的一窝人除掉一些主要的轮廓而外,已经使人设法相信是真实的了;我们将不再看见那样的人,也同样不可能看见詹姆士或者老乔里恩那样的人。
然而保险公司的数字和法官的判决天天都在向我们指出,我们的尘世乐园还是一个富有的禁猎区,美色和情欲照旧要潜进来,在 众目炯炯之下,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就象一只狗听见军乐队准要狂吠一样,我们人性里面的典型索米斯,当他看见徘徊在私有制 藩篱外面的溃灭威胁时,也一准要不安地跳了起来。
诚然,如果历史真会死去,那么“让死去的历史埋葬它的死者”应是一个较好的办法。但是历史是顽强的,这是每一个时代所否认的悲喜剧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大模大样走到舞台上来,宣称它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没有一个时代有那样新的人性,蕴藏在它的变幻的服装和伪装下面,大体上仍旧是,而且仍将是,一个福尔赛,而且到头来很可能沦为比这个还要糟的动物。
回顾一下我们的 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的成熟、衰微和“没落”,多少在《 福尔赛世家》里描绘到——我们看出,我们不过是从锅里跳到火里罢了。我们很难肯定说,一九一三年英国的现状比福尔赛一家人在老乔里恩家集会庆祝琼和波辛尼订婚时的一八八六年好。而在一九二○年,当这家人又集合在一起庆祝 芙蕾和马吉尔·孟特结婚时,肯定说,英国的现状比八十年代还要糟;那时是市面呆滞,是利息下降,这时是瘫痪,是破产。
如果这部历史是一本真正研究时代变迁的科学着作,一个人很可能要提到下列的事实——自行车、汽车、飞机的发明;廉价书籍的印行!乡村生活的 销歇和城市人口的增长; 电影的问世,等等。事实上,人类就没法控制自己的发明;至多只能针对这些发明所引起的新情况作一种适应而已。
可是这个长故事并不是对于一个时代的科学叙述;而是实地描写美色在人类生活上所引起的骚扰。
象伊琳这样的人物——读者很可能已经看出,在书中从不正面出场,而只是从别人的眼睛里写她——正是美色扰乱私有世界的一个具体事例。
我也看出,当读者在这部《世家》的海水中一路泗泳过来时,他们会愈来愈觉得索米斯可怜,而且会觉得这样是和作者的原意抵触的。远不是这样!他也可怜索米斯;索米斯一生的悲剧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无法控制的悲剧,仅仅是由于不可爱,而且又不够 麻木不仁,不能整个地不感觉到这件事实。连 芙蕾爱他都达不到他认为应有的程度。可是,在怜悯索米斯的同时,读者也许会对 伊琳起一种反感;他们会觉得, 归根结蒂,他并不是一个坏蛋,这并不是他的过失;她应当原谅他;等等!
这样一有所偏袒,他们就会看不见那件贯串全书的简单真理,就是在男女的结合上,只要有一方整个地而且肯定地缺乏性的吸引,不管多少怜悯,或者理智,或者责任心,都没法克服那种天然的厌恶。这里谈不上什么应当或者不应当;因为根本就克服不了。所以,如果 伊琳有时候显得过于残忍——象她在 波隆森林,或者在古班诺画廊显得那样——她也不过是洞达世情,知道些许的让步就会使对方 得寸进尺,而这是不可容忍的一尺,极端可憎的一尺。
在论及《世家》最后一个阶段时,也许有人会不满意 伊琳和乔里恩 觉得两人既是那样的财产叛逆者,为什么要精神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乔恩。可是事实上,这是对故事的 吹毛求疵;因为做父母的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一点不知道真情就娶 芙蕾,而决定乔恩拒婚的正是这些真情,并不是他父母的劝阻。不但如此,乔里恩的劝阻儿子并不为了自私,而是为了 伊琳,而伊琳再三劝儿子的话却是:“不要为我,为你自己着想好了!”至于乔恩,获悉真情以后,体贴到母亲的心情,决不能说这就证明他终究还是个福尔赛。
可是虽则这部《 福尔赛世家》的原旨是描写美色对私有世界的扰乱和自由对私有世界的控诉,它却把书中的中上层阶级给后世保存下来,这是要向读者告罪的。
正如古埃及人在他们的木乃伊四周放了许多来生应用的物件一样,我也竭力在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的四周,在悌摩西和斯悦辛的四周,在老乔里恩和詹姆士的四周,以及他们儿子的四周,放上一点可以保证来世的东西———点香膏,使他们在解体“历程”的扰攘中获得宁静。
如果中上层阶级,连伺其他的阶级,全都注定要“进入”一个 无声无臭的状态,这儿,浸渍在这些篇幅里,那些到这广大而零乱的文学博物馆来的游人当会隔着玻璃看到它。它在这里安息着,而保存着它的正是它自己的汁液:财产意识。
约翰·高尔斯华绥
一九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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