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为记者招待会上的“贵宾”?面对一场场饕餮盛宴,他只想闷头暴吃,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别人的“希望”。置身于每一场隐藏着重重黑幕的宴会,董丹惊叹: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付不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色情服务女郎的“献身”只为讨个说法;工厂为了获取暴利竟用头发做酱油……这些乏人问津的社会真相令受困其中的董丹咂舌。他欲逃离却已身不由己……最终,他能否获得心灵的救赎?在自己的谎言被拆穿前,揭露更大的谎言?
《赴宴者》是2005年用英文在非洲创作的小说,2006年问世于美国,2007年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发行。用英文写这本小说的初衷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美国梦”——写英文小说挣生计,选择“宴会虫”题材是因为它篇幅不会太长,写砸了投入也不会太大。
而“宴会虫”这个题材的灵感来自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作者的好朋友陈冲所见的一个故事,1999年,陈冲在北京偶然看到电视上对一个“宴会虫”的访谈,并建议作者找关系从中央电视台把录像带拿来看,作为一个黑色幽默的喜剧电影素材看,也作为对国内社会的荒诞西洋镜看。二是作者的丈夫所授课的一个中国商业代表团尽管连作者的名字、作品都一无所知,但却宴请作者为主宾,其目的是为了“吃公款”。这两件事引发了作者无限感慨,于是写下了《赴宴者》这个故事。为了使细节不失真实,严歌苓还尝试当了两次“宴会虫”,在长安街的两家知名酒店混吃混喝。
作者因童年失学的原因,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写一个英文句子要在电脑上反复三四遍,没有像用中文写作那样游刃有余。
主人公董丹是一个“下岗职工”,下岗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宴会虫”。他是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人物,其所传达出个体存在的悲剧意识是个体无法拯救迷失的自我。事实上,他冒充记者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给自己和妻子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但是命运弄人或者说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使他没能够安安稳稳、不管不顾的做“宴会虫”。董丹在小说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个是下岗职工,另一个是记者,宴会让他看到了现实的荒诞和虚伪,同时,也让他学会了某些社会手段。
小说中男主人公董丹的妻子小梅是一位具备地母型特质的女性。她的第一次出场,就把这特点显露无遗。董丹再次赴宴前,问妻子是否相信他已经尝过了所有的中国美食,小梅立刻答复“相信”,其回答速度之快、态度之笃定令喜欢挑战的男性董丹有点儿失望,因为每次董丹想给妻子惊喜时,都发现她太容易获得满足了,她心中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男人,就像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眼中的他毫无瑕疵或有小瑕疵也不想看见就看不见的。
虽然董丹这样的丈夫,不太符合世俗观念中合格的丈夫标准,他虽高大帅气,但似乎太无男人的硬性条件——一技之长的养家本领,但这个影像没有映在小梅充满母性之爱的大脑中,她不是妻子是母亲,母亲角色的她包容了只是宴会虫的他。但一个妻子错位成了毫无底线溺爱孩子的母亲时,妻子的角色就笼罩了一片凄凉,虽然董丹关心疼爱自己的妻子,但这是儿子对母亲的亲人般关心,不是平等意义上妻子该得到的爱情,他那毫无歉疚的多次情感出轨,使读者对妻子小梅产生同情和可怜。而最悲剧的是,她从头到尾不知自己的悲剧处境,这更加深了她的悲剧色彩。
老十出生在多子的农村家庭,虽是家中的最小孩子,但没得到父母的疼爱&为了能让比她分别长两岁和四岁的哥哥读书,父母牺牲了她和姐姐,她们被迫辍学打工。
老十作为按摩女,一方面在色欲横流的环境中维持生计,一方面想找人替姐姐伸冤,在按摩院这个社会大染缸的缩影里,她变得复杂、神秘最后逐渐走向堕落。当“报社记者”董丹出现时,她复制了姐姐的经历,主动献身,却不知所托非人。这种古老的女性用身体报恩或奉献方式,在现代社会的文明中显得非常原始和无奈。
老十的最后出现是在一场“人体盛宴”上,她的身份摇身一变为女大学生,赤裸着身体躺在贪婪的宴会虫面前,身上仅有的遮掩是一盘盘菜肴,而贪婪的食客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和菜,他们快速吃下眼前的遮掩物为尽快“欣赏”那盘子下面青春的裸体。虽然董丹把吴总打个半死,但老十被践踏的自尊和生命已然难以修复。
女记者高兴是个特立独行的自由纂稿人,过着表面看起来自由悠哉的生活。她虽出身书香门第,但在她的眼里她的父亲是天下最不完美的人,是她那个不正常家庭里的魔鬼。她上大学时,因为抽烟、喝酒、乱交男朋友、对老师出言不逊、还参加了学生的示威抗议,最后被学校开除了,她终于以叛逆者的形象,实现了对父亲的报复。她样样通,却样样不精,不能对某一件事专注,她永远有更大的野心、更大的目标。她时而把自己当成男人,试图报道独家专稿,写出最耸动的新闻事件。
红玉是画家老陈的同居女友,二十几岁的青春耗费在六十几岁的男人和他的孩子身上,而这根本不是基于感情的忘年恋。因为当老陈被第三个前妻举报偷税漏税时,她立刻离开去照顾“生病的母亲”,老陈的事情一天没有个结果,她“生病的母亲”就没法康复,在她没法与老陈共赴风险时,他的画作是她无法不在意的,她给董丹和老陈的司机还有秘书分别打电话,使这三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她最信任的而别人都可能是偷画的贼。那么年轻就那么虚伪,是她的悲剧也是社会和时代某种程度的悲剧。
艺术大师老陈画作等身,一画难求,他对世事洞察秋毫,有着公知的良心和责任感,对艺术界的堕落非常痛心,在一次为观鸟活动捐款的晚会上,当主办方把做好的野生孔雀谄媚地摆在陈大师面前时,他掀翻了桌子,像殉道者般含泪训诫。就这样一位忧国忧民的大师,在现实生活中却因耗费诸多精力周旋于权钱之间而内心分裂。“文革”期间妻离子散的他,有过三次婚姻,而红玉就是想成为第四任陈太太。
严歌苓的小说《赴宴者》通过一位下岗工人紧张刺激的“伪记者”经历,铺展开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主义人生。小说主人公董丹表面上是一个混迹饭局、骗吃骗喝的冒牌记者,作家却通过这个负面人物的眼睛审视了人世间的光怪陆离,最后作家借人物之口发出“高尚不再是高尚者的通行证,而卑鄙也不一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
捍卫尊严
在小说中董丹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还借助自己的“伪记者”身份帮助别人获得尊严。作者对尊严的思考在“人体宴”的描写中集中显示了出来,当伪装女大学生做“人体盛”的老十的身体被完全暴露出来的时候,伪记者董丹对她轻轻唤了一声:“老十”。“除了老十,没有人听见。她的身体开始轻微抽搐。顷刻间她的身体害臊坏了。一具裸体竟然有着如此的害羞表情”。“虽然她一动不动,董丹却能看出她在她的肌肤下挣扎,想从他目光下逃开”。意在呼吁弱势群体的尊严尤其值得关注。
乐观的生活态度
小说的表层文本充满了对现实对社会及对生活的绝望,表面上看,作品的主题是悲观的,事实上,作者通过双线的叙事结构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小梅,小梅的真纯,面对现实,知足平实默默地给人以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小梅总能镇定自如,以平常心去对待"即使最后董丹被捕,小梅也情愿等他七年。
作者塑造小梅这样一位真性情淳朴的女子似乎在告诫世人尽管生活中有种种不公和悲伤,但应该坚强勇敢地笑对,并尽力踏实地去生活。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小说潜在的文本意义就在于此。生活应该像小梅那样,即使贫穷困苦,也能不卑不亢,简单快乐地生活,小说的基调并不完全是悲观的,小梅这一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更为深刻的主题意义。
传统文化的回归
从文化层面看,作者通过董丹光怪陆离的生活,不断寻求心灵的回归,充分寄托了久违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了北京当时的社会,回应了中国当代的民族文化,还融合了中西文化。
小说中各个人物蕴含的传统文化各异。北京下岗职工董丹,为了应聘,穿最体面的行头,典型一个“爱面子”的中国人;而董丹的妻子小梅则给人传递了“只要人们踏实地去生活,生活毕竟是充满希望的”“知足常乐”的传统;专业记者高兴更多地展现了她敏锐的洞察力、记者的嗅觉和老练、娴熟,以及对自己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
这一个个富有特色的形象折射出严歌苓的双重性格,一面,英语语言中的董丹、小梅、高兴等表现出美国个人文化的勇猛、鲁莽和直白的性格,另一面,作者通过“爱面子”、“实在”、“知足常乐”、“老练与娴熟”的文化特征寻求内心文化向祖国传统的回归。
限制性叙述
作者通过限制性全知叙事视角和人物的有限视角叙事增强了文本的悬念和趣味性"例如,董丹想让妻子也享受盛大宴会中的美食,于是便带他的妻子小梅参加宴会"结果中途他被白老爹一伙的叫走"到底小梅的假记者身份是否被识破,具有限制性全知视角的叙述者没有交代,不在场的人物叙事者董丹并不知情"直到后来董丹询问小梅他走后的事情,通过人物小梅之口读者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就形成了一定的悬念,引发读者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阅读文本寻找答案"因此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
全球文化融合
作者跨越中西两种文化,不仅在小说中彰显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从更深的意义上更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在小说中,董丹居住的环境同时折射出了中西方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两种不同社会的国情一明一暗,一显一隐,交相辉映。在全球文化纷繁交融之中,作者将董丹的“记者”身份延伸到西方的“宴会虫”,将“舌尖上的中国”推向“舌尖上的世界”,将中国下层人民贫困引向世界人民贫困······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揭露和纰漏,二是世界不同文化的回归与融合。
女性视角最小化
女性视角在作者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赴宴者》最小化了女性视角,反而是将人性关怀上升到了极致,不只是对于女性,是对每一个“人”的个体,并且透过男性看女性,以男女两性写人性。这既是对于作者一贯“人性”书写的承续,也是作家为了适应非母语写作所做的拓展。小说中语言的幽默戏谑,不仅仅反讽出女性角色的可悲可叹,更在于表现整个人物群体都是性格上的残缺者。作者在处理时都将他们的人性面放大,直斥社会环境的浑浊不堪,叙事者本身并不加以评价,还原真实的本来面貌。
旁观者叙述
小说《赴宴者》围绕着主人公董丹描绘4种典型人物关系:董丹——陈洋,董丹——小梅,董丹——高兴,董丹——老十。无论是哪一种关系,叙事者都极少以“我”开始展开叙事,而多是以旁观者的角度,采用“他”、“她”或者直接人物名字。如“董丹这才知道刚才的‘地震’是陈洋导致的。艺术家指着那只跌得稀烂的鸟说:‘你们不觉得羞愧吗?’大师愤怒的眼神扫过男女东道主。他夺门而出时眼里泛着泪光。”
这个画面以及人物的反应,只有董丹或者其他身处会场的人才能知道,叙事者站在角落记录下这一切,董丹在这里不是隐指作者,更不是作者。对陈洋这一个人物的4种不同人称代词是“陈洋、艺术家、大师、他”,这种叙事技法在严歌苓以往作品中不曾出现过,而且小说中时间空间上的不断跳跃与转换。以往严歌苓的小说多是单纯依照人物、事件的发展,层层铺垫,并没有单独点出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叙事上遵循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学技法上的场景式模式。
存在主义
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先于本质,道德和灵魂是人在存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没有义务受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所约束,人有选择的权利,人当然也要承担绝对自由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想养家糊口的下岗工人董丹为了生存去酒店寻找工作,此时他的选择是理智的、正常的和积极的,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支撑家庭,但阴差阳错被当成来酒店参见宴会的记者后,他作出了另一种人生选择,进入了另一种人生存在状态,那便是噤若寒蝉又鬼使神差地游走于一个又一个豪华宴会,变身为一个依附于绚丽的名利场中的宴会虫。
当然,最后他不得不承担这自由选择的严重后果’’’丧失了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生存的自由,锒铛入狱。从主人公董丹的荒唐人生路程中,有着人类生存意义的警示。正如莎特所言:存在是先于一切的本质,而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是同一的,既不受上帝的支配,也不受任何外界事物和内在本质所决定。
真假悖论
作者在真与假之间制造了强烈的反讽,董丹的假记者,陈洋的假艺术,高兴的假新闻,房地产商的假话,老十的假大学生,甚至小梅的工作都是编织假发。就是这一连串的“假”,打造出了生活的表面和谐。所有的“假”建构了一条完整的人生轨道,人在假相中体验了生存的权利和价值。
董丹被捕让人不禁反问“假如我是真的”呢,如此他的“赴宴”就是顺理成章,但陈洋、老十、白大叔,他们的悲剧仍然不能幸免。陈洋继续违心地辱没艺术;老十依然从事“人体盛”的职业;老白还要扮演“尸体”,无限期地等待为儿子和乡邻申冤的“包青天”。“真”的再现没有安顿好所有人的新未来,反而打乱了原来的生活秩序。
小说的严肃不是呈现在廓清了“假”,而是体现在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的弱势群体无论在真相面前还是假相面前,一样只能卑微而孱弱地活着。如果说仅仅是呈现了真,批判了假,那小说就落入了创作定势,《赴宴者》的真假讨论是复杂而丰富的。有人满足于假,如高兴,她的“高兴”正是来自浸淫并沉醉于“假”。有人执着于真,如老白,他的痛苦在于真理不昭、真相不得。而董丹,他是从“洞穴”中走出来的人,他从自己营造的“假”中重拾遗失的个体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于是不再满足从众蜷缩在“洞穴”中,享受着观看世界的种种假面,而是选择主动击散人生的一切美妙的幻影。
一段跨世纪的对话,对人心善恶的不可预知做了一场巧妙的探索。——《纽约时报》评
这是一个生动有力,层次分明的故事;既像寓言般引人深思,又像谜一般令人难以捉摸。——《观察家日报》评
这是一本充满野心、情感丰富,且独特的小说。——华人作家哈金评
故事鲜明、人物刻画生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每日邮报》评
一本从开始就很黑色幽默的小说,潜藏了许多西化的喜感和悲壮,很多话点到为止,需要抽丝剥茧耐心回味。——现代作家安意如评
《赴宴者》其实就是一本谈“骗”的新谴责小说。最巧妙的部分,乃在于它的角色设定,以及由于角色而形成的“对比视域”。——台湾作家、诗人、评论家南方朔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出生于上海。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严歌苓二十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了《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人寰》《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她的作品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故事性、画面性,其生动流畅的语言,细腻准确的描写,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深受各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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