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曾太尉南阁祭酒等职。师事贾逵攻古文经学。为正秦汉以来书体错乱和今文经派臆解经义之谬,积二十年之力撰写了《说文解字》。为我国古文字学的开山之作。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鳚,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作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屋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版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覩字例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祕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廖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赌,靡不兼载。厥宜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首先,许慎在序中讲文字的起源归结为一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庖牺氏作八卦。
《说文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许慎将此列为文字起源的第一阶段。在此前,虽在《淮南子》《易》《尚书序》中均对庖牺作八卦有提及,但并没有将其与文字的起源联系在一起。
那么许慎的说法是否可靠呢?
八卦与文字的相关性首先在于,它们都是一种表达意义的书面符号系统。八卦演变下去,如在西汉《焦氏易林》中,演变出4096卦,其实便可看作为4096个“文字”。
在传世铭文材料中见于昭王时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在安阳四盘磨卜骨,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卜骨、岐山凤雏西周遗址卜骨上发现一种“奇文”,加上其他青铜鼎上的文字,共计有32个。
张政良认为这些文字是八卦系统的卦象。
八卦的用途远不止占卜,这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它还可用作族徽。族徽是象形的,它还不是成熟的文字,但是无疑对象形字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一种表示数字(指事符号)的八卦。
所以说,许慎把八卦与纳入文字萌芽范围的叙述并不是无稽之谈。他早已意识到八卦是一套表意符号。
2、第二阶段:神农结绳。
《说文序》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这里许慎的说法也许是受到《老子》《庄子》中关于此的记述。关于结绳,我们找不到直接相关的考古遗存,但是人类学资料和其他考古证据表明,在文字出现之前,结绳是人们用来记录的普遍方法。如云南景颇族出行并配长刀,就利用刀柄上的穗子打结,以计算日程。
新石器时期以来的陶器刻画资料上出现的许多的文字都有着结绳的痕迹,如金文中的“卖”字。
3、第三阶段:仓颉造字。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此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鳚君守》里有“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淮南子鳚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着书”。
所谓“初造书契”有两种解释:一是书、契分开,即仓颉创造了文字和契刻两种记事方法。二是连读,即仓颉创造了“书契”这种方法。青海柳弯原始社会墓地出土的马场类型陶器上,发现了一批刻画符号。大多是用作记事、记数和通讯的,可视为“书”“契”并存的证据。
一些汉代简牍上的文字,其中有一块上书:“二日令口口守卒口十四木”。说文《周儒》和汉儒介绍的古代“书契”是真实的。
4、第四阶段:三王五帝阶段。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关于这一说的记载十分丰富,但是没有具体的考古史料来支持。许慎之所以这样提出是根据历史进化观点而言的。他意识到从黄帝初造书契到周宣王大篆、左氏古文,中间必定有一个过程,就是三王五帝的过程。但由于没有丰富的史料支持,他只能笼统地说“改易殊体”。
因此他的某些假设可能和事实相符合,但是不能避免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失误。
许慎在序中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对于无法确定的东西他并没有赘述。这里许慎主要是吸收、整理了前人对于文字起源的很多看法,也包含一些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毕竟当时的考古资料很单薄。
其实真正的文字起源,我认为应当还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因而仓颉造字等说法比较荒谬,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的,但是由某一人将这些文字统筹、收集起来,形成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应当是可靠的,只是这个人是不是仓颉,尚无法确定。
尽管关于文字起源中的人物、故事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但依据在上文中我所列举的资料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汉字的发展的确经历了这些阶段。基本上除却最后三王五帝的阶段,尚无确切资料可考外,其他情况我们都找得到资料来支持。八卦、结绳、书契,本就是人们用以互相传达意图的,许慎对于这些过程的总结应是可靠的。
《说文解字序》一步步地进行论述,使得我们对于文字的历史一目明了,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语言文字是发展的,变化的。关于《说文解字》的写作目的。许慎说得很明白:“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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