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王小鲁，男，195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其有关居民灰色收入的观点引起社会及相关部门极大关注。[1]

人物概述

20世纪90年代赴澳大利亚访问和学习，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和多家国际学术机构的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两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博士论文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博士论文奖。

人物简历

1951年出生，初中没上完就到山西插队，回北京后曾就读厂办的“721工人大学”，在工厂大学上学时，他写的一篇文章被当时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主编和同仁看上，很快被破格调入此刊物，工作是当编辑。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

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评议员。

同年，获第一届全国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85年5月，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员、《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主编。

1986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范围紧贴着中国改革路径：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地区开放、深圳特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

1989年2月，他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系统地攻读了经济学理论，拿到了博士学位。

1998年，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及论文

《第三产业与生产劳动》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矛盾》(课题组长、第一作者)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合作）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编）

《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合作）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人物轶事

进入《未定稿》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意外变化。在工厂大学上学时，他写的一篇文章被当时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主编和同仁看上了，他们正在物色年轻的、有思想的研究人员。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王小鲁很快被破格调入此刊物，工作是当编辑，自己也写文章。这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关键一步，说幸运还真的幸运，在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从工厂直接进到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接触如此前沿的各种思想，文章接连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

出国留学

王小鲁在改革初期担任了当时很有知名度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成员，他还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评议员，也是那些有见地的改革思路的坚定支持者。

1989年2月，他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系统地攻读了经济学理论，并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归”，这为后来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主持项目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矗8年以后，他回国后感到由衷地高兴，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改革真的已走出了一条市场化路子。

王小鲁有幸参与过中国初期的改革，而后又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这使他觉得“自己做研究得心应手”。这就是王小鲁的人生经历，也反映了莘莘学子对国家发展、社会和民生问题报以拳拳之心的博大胸怀。

访问日本

1990年代，他在日本访问期间遇到樊纲，樊纲很热情地对他发出邀请：你干脆回国后到我研究所去做宏观经济研究吧！王小鲁早有回国准备，于是在1998年回到了国内，并进入国民经济研究所。他“学以致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之中。

他将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焦点问题。他做过的一些主要课题有：经济增长问题、粮食问题、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国有企业转制和非国有企业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农村贫困问题等等。国民经济研究所创设了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并每两年出一本书。

学术观点

有关灰色收入

2008年夏天是王小鲁在网络媒体和网友交谈一个话题:怎么看待灰色收入。

王小鲁与同仁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根据2005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这组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2.8万多元，但按当时汽车拥有量、高档住宅购买、居民银行存款等指标来看，这个数据显然是不真实的，问题的关键是少数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

他们调查的样本遍及全国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也覆盖了一批中小城市和县镇。还依据家用汽车拥有量、商品住宅销售量、出国旅游人数、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分别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推算，以对调查分析的结果进行多方面验证。根据他们的估算，居民收入中约有4.8万亿没有包括在统计中。他称之为“隐性收入”，并认为这是导致实际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之一。

王小鲁在一次讲座上表示，隐性收入的大部分是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这五个渠道：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金融腐败、行政管理中的寻租行为和垄断行业收入。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7月初完成的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达到5.4万亿元，这随即引起灰色收入论战。国家统计局在8月24日和25日连续连发两文回应，王小鲁的测算结果在调查样本、计算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最终的推算结果也明显偏高。此后，王小鲁表示，高估的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低估。

2010年8月30日，国家统计局在其官网发表署名文章，称愿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这是继本月24日、25日后，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回应此前学者王小鲁提出的“目前存在5.4万亿元灰色收入”的调查结论。国家统计局上述题为《我们愿与大家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的文章称，王小鲁博士课题组在研究思路和估算方法上有诸多借鉴之处、有利于统计部门改进居民收入统计的调查。

关于改革与发展

在改革之初，他曾关注过农产品流通渠道问题，就有过一些突破性的建议。早在1981年，我国农村改革正逐步推开，许多地方开始搞“包产到户”，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刚刚萌发，可当时的流通体制依旧是“统购统销”。那年正赶上四川柑桔大丰收，当地政府规定只准供销社统一收购。当时地方政府还在公路和铁路设卡，禁止私人收购柑桔外运，结果导致柑桔大批腐烂。得知这个消息，王小鲁与几位同事赶到柑桔主产区四川的江津、南充等地调查。

“四川柑桔流通问题”的调查报告出笼了，是由王小鲁执笔写成。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提出了要打破垄断，放开农村的流通渠道，这一建议直接挑战了当时的流通体制。王小鲁还一直在研究中国市场化问题，他们创设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看似技术性很强，其实从研究课题的内容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强烈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