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这个字,原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它的字义是“优”及“和”的意思,说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足以说服别人。所以它只能称为“儒家”。有的认为存在儒教,孔子教主,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利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定儒教于一尊。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儒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信奉“天地君亲师”,“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师”相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之言的神职人员。
《四书》、《五经》是儒教的经典,祭天、祭孔、祭祖是规定的宗教仪式。童蒙人塾(学)读书,开始接受儒教的教育时,要对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从中央到地方各州府县建立孔庙(又称文庙、夫子庙、学宫等)。作为教徒(儒生)定期聚会朝拜的场所。虽然在认识上各有不同,但是无论称为“儒教”或是“儒家”,其创始人均是一个孔子。
儒教(家)学说,很符合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到汉武帝时,就向全国宣布,抛弃百家的学说,表彰儒家的思想,要大家阅读“六经”。使用儒家思想来治国,把儒家思想提到唯一独尊的地位,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实行“科举制度”,都以儒家作为考试做官的唯一课题,这就迫使人们非学习儒学不可,因此,儒学得以长期发扬光大。儒学统治中国达千年之久,它起了稳定封建秩序、延长封建社会寿命的重要作用。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所以这种学说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伴随着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孔子的学说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
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宗法专制国家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统治者集团利用机会从唐末五代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捞到了政权。他们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把政治、军事、财政、用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对外宁可退让,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配合。
汉唐与宋明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国家,但中央权力却是越来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方法也越来越周密。为了适应宋朝统治者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即儒教。儒家的第二次改造,虽说完成于宋代,追溯上去,可以上溯到唐代。韩愈推崇《大学》,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李翱用《中庸》来对抗佛教的宗教神秘主义。到宋代朱熹则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用一生精力为它作注解。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定为全国通用的教科书。“四书”从十三经中突出出来,受到特殊的重视。
儒家思想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汉代起指由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清国被民国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儒教以孔子为至圣先师,而有神论者则把孔子神化为承受天命的教主。
儒教思想除了“先王之道”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很重要。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当中就有很多关于伦理关系的主张,比方说“孝”、“仁”,生活方式上主张节俭、富贵不淫等等。在性别上,认为男女有别,阴阳互补,传统社会是“男尊女卑”。儒教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进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并且把这看作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主张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建功立业的方式,而政府也安排相应的“选贤与能”的制度。
汉朝孝武皇帝时定为中国官方统治思想,此后2000余年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叫做“圣教”。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国早年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国民政府时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为国家祭祀。1949年后,中国大陆否定儒家思想,并曾有批林批孔运动,而在台湾则有相反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国大陆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儒教重新逐渐得到重视。儒教至今对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响。儒教也是古代韩国和越南的官方正统思想,现在儒教对韩国、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儒家哲学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於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
儒家思想的特点和地位
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图一统宇宙,把“自然”、“科学”和“人”、“社会”的问题建立在一个体系之下,而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呈现日渐增长的状态,因而过去宗教的设论不断地变成谬误;在当时无法理解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各种宗教则做了各种编造。儒家思想并非“自然”、“科学”,而是人和社会,是人类的课题,在这些课题上儒家思想建立起了具有价值的价值体系。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於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代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大问题,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是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的开明时代。
形成时期: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於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在汉武帝之前,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後,加之汉字尚处於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犟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於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於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
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馀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汉朝以後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发展为程朱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相当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国以後,儒家从思想到形式的系统体系在民间和官方的存在转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後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对儒家思想也发生了各种争论;其中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尽管政府当局曾经带头“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国人价值观中的主流地位并不可能去除,并因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影响至今,但改革开放以後儒学重新受到部分人重视,当今亦有所谓新儒学。
儒教教义的演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1、汉学。
第一阶段是尊五经、重视礼仪制度建设的“周孔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之前的教义称为“汉学”。
2、宋学。
第二阶段是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而宋代开始的儒学被称之为“宋学”。
礼仪制度的建设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学更加要求自觉自愿地遵守礼仪。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南宋以来的科举考试重心也转向四书,标志“宋学”理学成为主流。在后人看来,宋学过分强调内心修养,因而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学的主张者看来,搞好内心的修养,就能够精通国家各项制度,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们认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天赋的遵守礼仪制度的天理,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把这个天理开发出来,或者说,是把这被私欲遮蔽或污染了的天理显现出来。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贵族教育,而且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这个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神道设教”是儒教圣经《周易》里的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彖》)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击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这个概念,被学界,包括宗教学界认为是个“外来语”,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词汇。其意义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众,也就是神道设教。据许慎《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宀”表示的是一个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盖个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众,合于天理,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迄今为止,但凡至少脱离了原始状态的宗教,无一不是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来教育民众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宗教这个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说是更加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的本质。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礼志》)。
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测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知周万物,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圣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虽是神之所为,亦是圣人所为。”“神道微妙,寂然不测。人若能豫知事之几微,则能与其神道合会也······言凡物之体,从柔以至刚,凡事之理,从微以至彰,知几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为万夫所瞻望也。万夫举大略而言。若知几合神,则为天下之主,何直只云万夫而已,此知几其神乎者也。”“圣人之神道设教,观乎天而得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之所以为天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圣人之所以为神也。”“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
圣人是上帝的使者。孔子死后,按照传统的祭祀原则,他可以在家乡享受自己后人的祭祀,也可以享受学生们的祭祀,但不是国家的公神。汉初,刘邦路过孔子家乡,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那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后人对于先圣或者先贤的崇拜。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而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孔子是国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官员可以祭祀孔子,因为独尊儒术的国家,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视学,也须祭先师。天子出征归来,要向先师行献俘礼,报告成功。”
在历史上,儒教国家对于民间不断兴起的神祇祭祀,一般有三种态度。
其一是将它们“招安”,收归国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城隍、关帝、梓潼神(文昌)和妈祖。
其二是禁止。历代都有作为国家官吏的儒者,其中如曹操、狄仁杰等,禁止他们认为危害社会安定、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祇祭祀,拆毁庙宇,破坏神像。
其三是不收不禁,在国家遭遇大难大灾时,甚至也会委派国家官吏去向这些神祇祈祷。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於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深刻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儒家思想一直是汉族及中国其他民族等民众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它们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
但也有人认为,儒学忽略了人的个性。周思明教授说道:“这一点在宋明理学以後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就是儒学经过了董仲舒到了宋明变成了理学,理学後来到了明清,变成了礼教。总的趋势是人文精神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削弱。人的自身价值越来越被忽视和压制,那么在明代中後期,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王阳明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像这样一些学者,像李贽公开反对,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们比较犟调要重视人的自我价值。”
在近代,由於中国的落後,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使得大多数知识份子不得不反思中国落後的原因,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家思想造成中国的落後局面,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1、香港孔教学院
香港孔教学院是大陆孔教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博士、进士,于1930年在香港创办的。他自任院长,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并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将孔教的圣火保存下来。第二任院长朱汝珍,将孔教学院注册为慈善组织。第三任院长卢湘父也是康有为的弟子,很有办学经验,办学认真,重品德教育,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躬行实践,还创办了孔教学院下属的中学及小学。第四任院长黄允畋,1978年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1992年,汤恩佳当选为孔教学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提出要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重新点燃孔圣之火。从此,以孔教儒学为主轴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蓬勃展开。孔教学院是集文化、宗教、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多功能爱国爱港团体。经孔教学院历任院长的努力,孔教在香港与其它五大宗教并列。在孔教学院的推动之下,孔教在世界上的实际影响也越来越大。香港宗教界人士一向承认孔教为宗教,孔教学院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共同组设香港六大宗教领袖联席会议,香港六大宗教的合作精神,实为世界各地宗教树立了楷模。孔教是联合国确认的十三个传统宗教之一,孔教与世界各大宗教相互承认。瑞士世界宗教会也承认孔教为宗教,并邀请其参加1989年在澳洲墨尔本市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孔教学院还以宗教社会团体的方式参与香港的政治和社会事务,《香港基本法》定孔教为宗教团体。
2、澳门孔教会
1909年成立,初附属于北京孔教总会 ,及后才独立。 宗旨以“尊崇孔教,发扬圣德,兴学育才,增进文化”为本。华人向来重视道德教化,为弘扬儒家的道德精神与文化,孔教在1913年已成立小学堂,以推动民间教育。1960年,孔教更编印《孔教中学经选》,选录了共74条自《 论语 》、《 孟子 》及其它儒家经典中就孔儒仁义礼智信的名言,供学生背诵学习。每逢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圣诞 ,澳门孔教会带领社会各界华人和学校举行纪念与祭典仪式。其举行的仪式采用古制,包括:盥洗礼,迎神礼,奠帛初献礼,晋祝礼,亚献礼,三献礼,受胙礼,送神礼,望燎礼等,仪式由澳门孔敎会主持。
3、印尼孔教会
1900年3月17日印尼华人社会尊孔人士组织了“中华会馆”,主要致力于华文教育和弘扬儒家学说,可以说是印尼孔教的先驱。印尼真正的孔教会于1918年在中爪哇梭罗成立,是由梭罗通神学分会(Solo Theosophica Ioge)的5名成员倡办的。1923年,散布各地的孔教会联合了起来,在万隆成立孔教总会,以传播孔教为宗旨。1927年全印度尼西亚共有26个孔教会,教徒人数不详。中华会馆和孔教会都把孔子当成圣人,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宗教,把四书五经当成孔教的圣经。1955年,为了促进儒学的发展,经过重新组织的印尼孔教团体联合会在雅加达成立。该组织后来又改名为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散布印尼各地的孔教团体都先后加入进来。自6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政府实施反共排华政策,对华人实行全面的强迫同化。在全面同化的困境中,华人的宗教包括大乘佛教、孔教、道教、传统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等就成为印尼华人维持民族特性、弘扬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这样,儒家思想在学术理论层面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而在宗教信仰和大众文化层面上,如在礼仪习俗、道德规范、饮食习惯、文化生活等方面,却得以继续保持和弘扬。印尼孔教会组织庞大,目前有120多个孔教分会散布在印尼各个岛屿,估计有四百万左右会员。现任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陈清明。印尼孔教会组织深入华族下层阶级,影响极广,尤其在印尼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尊孔人士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组织孔教会。现在,孔教徒可以在自己的居民证宗教信仰一栏填上“孔教”,并以孔教仪式进行结婚礼然后在政府民事登记部注册,信仰孔教的学生也可以在学校的宗教课里学习四书五经。
4、印尼三教会(Sam Kauw Hwee)
是以孔教为主兼容佛、道二教的宗教组织。1934年5月由郭德怀创立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宗旨是:统一、弘扬和信奉孔教、佛教与道教,即将三教合一,把孔教的虔诚、佛教的超凡以及道教的养性分别或结合起来加以倡导。1982年5月29日、30日举行第7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82-1985届全国理事会,阿吉&8226;杰杰(Agi Tjetje Sm HK)硕士任主席。
5、新加坡南洋孔教会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现任会长是盛碧珠女士。南洋孔教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世纪初,在国内孔教运动的影响下,南洋各地纷纷响应,槟城、诒保、马六甲等相继成立了孔教会。1914年,林文庆博士等发起在新加坡成立了得实力孔教会,会址设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数百人,大多是商会会员。1942年,新加坡沦陷,在日本暴政的统治下暗无天日,得实力孔教会一切活动都被迫停止。直到1949年,正置孔子诞辰2500周年纪念,得实力孔教会中的有志之士,同心同德,力图复兴,遂改名得实力孔教会为“南洋孔教会”,会长为郑振文先生,总务黄曼士先生。1986年,董事会推选盛碧珠女士为会长。从2004年开始,本地儒学和学术团体再次团结,门户开放,所有会员都加入历史最悠久的孔教会,也吸引很多学者加入,例如陈荣照教授、苏新鋈教授。南洋孔教会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孔教总会的分会,他们也是报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开展弘扬孔道的活动的。他们有钱的出钱,有智的出智,有力的出力,共同承担宣教的大任。南洋孔教会组织进行一些崇孔活动,对新加坡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以及促进这个多元文化宗教的国家和谐方面有积极的贡献。
6、新马德教会(Moral Uplifting Society)
新加坡、q华人宗教慈善团体。1939年创建于广东潮汕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到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自称崇奉世界五大宗教教义,即儒教的忠恕,道教的崇德,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慈恕。主要从事慈善事业,如开设收费诊所,救济穷人,开办孤儿院等。1952年在马来西亚怡保市成立第一个德教会,称为济德阁。1954年在新加坡成立紫新阁。其后成立的德教会均分别冠以“紫”字或“济”字,并据此分为紫系和济系两大派。1956年,紫系8个德教会在怡保市举行会议,决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德教总会,同时以马来西亚联合邦德教联合会之名在马来西亚注册。1985年,马来西亚德教联合会会长为黄锦添。当年马来西亚有61个德教会,新加坡有5个德教会。德教在新加坡有广泛传播,现有德教五会所:紫新阁、紫盈阁、紫经阁、济云阁和济芳阁。新加坡的德教组织原属南洋德教总会的成员,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南总不得不相应改变为马来西亚德教联合会,1987年2月22日在怡保召开大马德教圆融大会,才正式易名为“马来西亚德教联合总会”。两国德教组织继续友好往来。德教奉祀五教教主,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扩大为五教同源的概念,成为“万善归德,五教同宗”。以老子为主,孔子像在次,儒学为理;德教规定十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作为会员的行为标准。
7、马来西亚马六甲孔教会
马六甲孔教会据说在战前已经成立,当时称为联邦圣教会,成立日与初期领导的资料已难于找寻,可追溯的会所是在马六甲板底街桥头的云林阁。战时便停止活动,后由廖新兴,杨紫沉,葛馥生等人租下做为联邦圣教总会会所。并在1950年产生首届委员会,由吴仲坦为首任会长。当时会务活动相当频繁,大多以民间风俗为主,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氛围,供民间礼拜孔子,会内也举办打坐活动,在农历月中之节办法会,大成节(孔年圣诞)举行祭孔。1953还出版了第一本纪念特刊。后来因环境的变迁,后续乏人等原因,日渐衰微。1972年,由沈慕羽接任主席(任职至今),取消祭拜的方式,改为提倡学术性的儒家思想活动。马六甲孔教会历年来,经常有举办孔子圣诞纪念会,近年来的纪念会包括请一些学人做主题演讲会。 2001年6月20日成立社团注册委员会,起草章程,2002年7月9日获得批准,定名“马六甲孔教会”(Pertubuhan Confucius Melaka)。在2001年搬入甘光拉班华丽园。 2004年8月1日马六甲孔教会举行了自己会所的动土兴建仪式。新址于Jalan Portugis,75300, Melaka,2005年9月26日举行开幕典礼。会所中2.5公尺重500Kg孔像是由中国山东省政府所赠送。
8、台湾的中国儒教会
“中国儒教会”前身为“台湾省圣教神明会”鸾堂系统,的确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民间宗教团体。晚清以来鸾堂信仰(鸾堂是台湾民间信仰颇为兴盛的宗教流派,又称鸾门、圣堂、圣门、儒门,或称儒宗神教、儒宗圣教、儒宗鸾教等。鸾堂标榜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主祀恩主公)传播至台,在发展过程中部份鸾堂以儒为宗、定名儒宗神教,并成立中国儒教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民生富足,关心世道的越来越多,捐献财物在所不惜,都致力于扶乩阐教工作,信者日众,儒教前途正呈现一片辉煌远景。
9、台湾“大易教”
创办人易陶天,是台湾本土性宗教,非制度性的民间宗教,基本宗旨是反本复始,归宗大易,而又把“人更四圣,事历三古”的大易现代化了的儒教,所以又叫今儒教。“大易教”亦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个民间宗教团体,教主、教义、教会这宗教三大要素都完备而信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宗教,主张“今天的儒教”应再加以复兴,因此,大易教也就是今儒教。“大易教”与弘化院系统关系密切,有扶乩的习惯,希望综合各教的主张,有“综摄宗教”的特色,希望整合各大宗教团体的教义,建立新的宗教团体,有哲学化、理性化的发展。
10、台湾一贯道
一贯道,为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之一。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最初称为罗教,由山东人罗清所创立,之后分化各种不同教派,如先天道、天理教等,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一贯道”这个名称开始于清德宗光绪12年(公元1886年 ),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任一贯道的教首,在济南设了总坛。张光壁曾经日寇当汉奸。1936年,“一贯道”道徒增到数十万人,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后将张光壁软禁在南京,其归顺蒋介石后被释放。1947年,张光壁逃亡四川,后在成都暴毙。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和打击,一蹶不振,但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台湾光复后,大陆的一贯道信徒开始到台湾传道,一度获得迅速发展。但随后被台湾当局以一贯道“涉及迷信及妨害地方治安”为由,进行取缔或打击,但并未能完全阻止其进入地下活动。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对一贯道的禁令,一贯道因此获得迅速发展,影响力迅速扩大。到2000年,一贯道道场达3124个,居台湾各宗教的第四位;教职人员2281人,信众84.5万人。另设有34所学校,29所医疗机构,30个出版社,在台湾民间的影响力不可轻视。
11、越南儒教会
儒学在越南与中国非常相似,主要是以学说形态存在,但也有体制化的准国家宗教和散乱的民间宗教形态。越南首都河内有座很大的孔庙,这座国家级的孔庙是该国尊孔崇儒的象征。大成门、奎文阁、大成殿中的多幅对联,都充满了尊孔崇儒的气氛,其大成殿内前后二殿,前殿正中有清康熙皇帝像,正在御笔亲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后殿则供孔子与四配塑像。与各国所不同者,孔子及四配所穿袍服及所戴冠冕皆明代装束,体现在我国明朝时,越南儒学达到鼎盛阶段的事实。越南孔庙又称国子监,这里是国家的太学,是用儒学经典教授生员的最高学府。奎文阁后院两旁林琅满目的碑林,记载着大量历代中试人的名录。越南还有许多孔庙,如北部的谅山、中部的顺化、南部的西贡(胡志明市)等。北部海阳省锦样县有座茅田孔庙,战争中遭摧毁。战后不久,百姓自发捐资建成,人们在这里举行祭孔活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南部偏僻的边和县也有孔庙、文津渡,许多关帝庙、海神娘娘庙中也供奉孔子。南部大城市胡志明市有孔子路、孔子大道。由民间集资树立的孔子雕像,居于大道正中。在越南各地还有为历代大儒修的纪念祠庙,如阮秉谦祠等。
12、越南孔学会
著名的有孔学会与古学会。孔学会1955年成立于西贡。该会旨在弘扬孔孟之道,办有《明新月刊》杂志。古学会1955年成立于顺化,宗旨是提倡孔学和保持越南传统文化,以祭孔为主要任务,会址在顺化彝伦堂。
13、韩国儒教学会
这是为了把儒教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思想来发展而组织的儒教研究团体。1985年由立志发展儒教的学者发起.把儒教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思想来继承和发展,实现儒教的系统化、现代化、大众化做出贡献是这个学会的宗旨。办公室在成均馆大学内,设有总会和理事会。进行组织儒教思想学术会议、学术发表会、儒教思想讲演会、学术讲座,办理发放儒教思想学术研究费、补助费及奖学金,听取汇报,发行研究杂志及其他工作。每年主持召开儒教思想学术会议,以培养有利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提高儒教思想讲座水平和道义精神为目的而召开的儒教思想全国巡回讲演会,为儒教的大众化及确保儒教思想的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86年开始每年发行学会杂志《儒教思想研究》。
14、韩国成均馆大学
韩国的儒教总部,位于韩国首都汉城,1398年建立朝鲜王朝唯一的国立大学。作为连接韩国古代王朝高丽时期的大学,统一新罗时期的国学,高丽时期的国子监,成均馆是韩国大学教育的发源地,也是最初的国家教育机关,是韩国最顶尖的大学。学校现有21个学部,1027余名教授,22000余名学生。朝鲜太祖7年,1398年以儒学要谛仁、义、礼、智为基本,建立起来的成均馆在国家生死关头培养出许多爱国忠义的历史人物。从平定韩国哲学界的退溪和栗谷,到爱国启蒙思想家丹斋和柏严,成均馆出现了很多在民族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又建立了民族正统大学成均馆大学校。在600年多的发展历史上,成均馆大学又在创建新的历史,从国内大学到世界大学,再转变成为未来型大学的成均馆大学,始终如一保持和继承民族事业,是真正的民族大学。著名的有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58年建院,其宗旨是研究东洋儒学,探讨民族文化,定期有大型宗教活动。成均馆大学的校训为:仁、义、礼、智。充分的反映了学校的儒家办学思想。这四项基本美德表达的是人的精神、行为、意识以及智慧等四种固有的内在元素。“仁”告诫人们要充满爱心;“义”告诫人们要分清是非善恶;“礼”告诫人们要懂得容忍与宽容;“智”告诫人们要善于观察与理解。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人内在的优点与善良的一面,但是同时又指出这些优秀品质需要被唤醒而且需要随时滋养。这四点包含着成均馆大学建校哲学的校训,已经成为了“公正求实”的高等教育目标的基础。
15、日本儒教会
儒教乃本朝传统文化精髓,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儒教虽然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但始终只是作为一类学问在贵族阶层中流传。在江户时代,由于战乱终结,武士们停止杀伐,开始官僚化,急需治理国家的先进经验。又由于儒教中程朱理学具有让百姓安分守己遵循秩序的信仰力量,所以幕府就定程朱理学为官学,一方面组织武士阶级学习,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向百姓灌输,以求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经过德川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经营,儒教由原先贵族独占的传家宝一跃成为日本一大国教,并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其它宗教、思想无法比拟的推动作用。
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即《周礼》的官职结构。在这个组织中任职的官员,同时也是一种教职,执行宗教的职能。
高居于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他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家族的宗伯则是家族的祭司。
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还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执行祭祀任务。
各级地方主官代替了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古代的个人文集中,凡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儒者,几乎都有与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灵有关的诗文。比如叶适,被认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叶适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祷雨文》数篇。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将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则学生每日上学,也都要向孔圣行礼。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其实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祭品,也有种种规定,从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礼仪中,有一项是“荐新”:“其四时新物初登,皆先荐寝庙而后食。二月献羔开冰,四月以尝麦,七月登谷,八月尝麻,九月尝稻,十二月尝鱼。”(《通典》卷四十九)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人有春天尝果一说,于是将樱桃进献宗庙。从此以后,瓜果蔬菜也成为祭品。
《周礼》中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文物的太常寺官职,都是儒教的神职。太常的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分别执掌音乐、祝祷、供奉、天文历法、卜筮、医疗。
三辰旗是儒教的标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谓之三辰,画于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来儒教的标志。云“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者,圣人与日月齐其明,故旌旗画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旗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则此大常之画日月者也。
自清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确定为“国教”,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后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等人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直到民国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毛泽东时代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为国家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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