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原因: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以药养医、医务人员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药品回扣、开单提成;
2、医学本身的复杂性与医生的诊疗水平的原因;
3、法律法规的原因: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的举证倒置制度,可能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
4、其他原因:医患关系紧张;个别病人的不合理要求。
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有业内人士曾经发文指出,“由于涉及直接入血的侵入性操作,输液与口服药物相比更难有挽回的余地,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也会有更大的危险。如果输液所用的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会比口服药物更容易给患者带来伤害。”
“如果过度输液,没有被杀死的病菌很容易自发成为。”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检验科主任张乐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即使病菌耐药性突变率很小,且不会致病,但由于长期隐藏在体内,将产生更大的抗药性,长此以往输液治疗可能对于过度输液的病人来说疗效甚微。
近年来,医院滥用医疗耗材的乱象频发,产品从生产企业进入各家医院,价格经过层层加码导致虚高,严重侵犯了患者的利益。市场对这类医用耗材有着刚性的需求,供需的不平衡和信息的不对称,不仅导致患者缺乏话语权,有时就连医院在采购时也难有议价能力。因此,医用耗材特别是高值耗材,不但有“销售的垄断性”,也存在“消费的被动性”。
支架滥用,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二十多倍。对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在中国则高达12:1。
在很多医生眼中,“看病难、看病贵”并非是目前医疗领域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过度医疗,反映了目前医疗问题的症结所在。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使医生能在其中“游刃有余”地进行过度医疗,“大诊断”、“大医疗”已经不是个别医生的不良行为,而是普遍现象。
例如普通感冒,如果开10块钱的药就能治好,但在这个病人身上,药价就占到了总医疗金额的100%。为了达到“50%以下”这条红线,很多医生不得不多开出30块钱的检查费,使药费比例降为25%。由于医保对支付总额并没太多限制,只是卡着药费的比例,所以很多医生都会用“凑数”的方式来满足要求。
在众多医生眼中,医院更像一个企业,围绕绩效做足文章,尽管医院的绩效从来不摆在台面上谈。据记者多方了解,北京天坛、宣武等三甲医院,每年的药品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三乙医院保守估计也超过2亿。
绩效导向的另一个结果是医院“嫌贫爱富”,更愿意接收自费病人。2012年末,北京协和医院等传出拒收医保病人的消息,随后北京市卫生局就对此澄清。不过多位被访医生表示,医保额度用完后,的确会有拒收病人的现象发生。
在对医生和科室的考核上,学术委员会疏于对诊断细节、用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制度执行的漏洞之一。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现医生有不规范诊断的行为,轻则解除劳动合同,重则撤销其行医资格。国内的惩戒力度显然不足。
1、使用的诊疗手段超出了疾病诊疗的根本需求,不符合疾病规律和特点;
2、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
3、采用非标准的诊疗手段;
4、费用超出了当时个人、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
过度医疗的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又是非常难以界定的。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因为,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的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也不同。就拿感冒来说,做CT那就是过度医疗,但如果做常规的血液检查就很难确定。很多病症相似,医生需要数据来确诊,有时医生采取全面检查的手段,其中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都是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水平而定的,因此,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此外,在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过度医疗的认识也不同。
一般来说,对过度医疗判定的基本准则是: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是否能延长病人的寿命。另外有两个附加条件是:病人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承受,病人的心理是否能承受,治疗中是否能体现病人的权利。
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研究显示,据卫生部统计,中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
过度医疗导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浪费和流失。人民网曾报道称,中国医疗保险中的“六非”行为(非合理用药、非合理检查、非合理收费、非合理医药定价、非参保对象享受医保待遇、非离退休人员享受离退休待遇)一直较为严重,据估算,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至30%,如再加上药品回扣、药品虚高定价、乱收费等现象,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 。
在解决多数普通疾病上,过度地耗费了极其紧缺而宝贵的优质医疗资源。最后造成的后果是,本来就紧缺的优质医疗资源供应更加紧张,加大了真正有高层次医疗需求的疑难重病者看病的成本与死亡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找专家看感冒”也是另一种过度医疗。
公立医院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健康产出,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激励机制,从支付方式、考核评估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得医院和医生主动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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